從《萬曆十五年》看明朝重臣張居正

在我支部舉辦的讀書活動中，我接觸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網上的關注度非常高，網友對書中人物以及這本書本身也有多種角度的評議。我利用業餘時間讀完了這本書，也有了一些自己看法，今天與大家進行分享。

張居正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在歷史的進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論是他生前作為首輔的所作所為還是他去世後的種種影響，都不能不說這個人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期整個國家在各個方面的矛盾以及未來發展可能面對的困境。因此張居正是這部書里不能規避的話題。

萬曆皇帝幼年登基，張居正作為首輔既要輔助朝政，又有掌管萬曆的教育事務責任，一方面他是萬曆的重臣，另一方面又是萬曆的嚴師，他會在萬曆功課準備充分時讚頌皇帝的聖明，同樣在皇帝做錯事情是也會以嚴師的身份加以質問，不僅如此，萬曆生母慈聖太后對其亦為言聽計從，這種亦師亦臣的關係造成了幼年萬曆以及慈聖太后太后對張居正的倚重，「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這種完全的信任和依賴造成了張居正的大權獨攬，特別是於人事任免方面，張居正幾乎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他向皇帝提選官員，再由皇帝圈選，而皇帝的心中已形成了「百姓安居樂業，他應當審慎的選擇稱職的管理；而選擇稱職的官吏又必須信任張先生」的觀念。這時的萬曆年幼，對朝政根本沒有獨立的處理能力，而原本作為秘書機構的內閣及其首輔就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皇帝的職務，原本只是作為顧問和起草詔書而存在的內閣此時已成為真正的決策機構。

很明顯，明朝初期統治者忽視了這個問題，那就是以繼承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選擇方式，這很可能造成統治者根本不具備統領一國駕馭群臣的能力，那麼如此集中的王權便會旁落。雖然他們可能注意到了外戚和旁系的干政的問題，但是作為一國之君，若不能很好的駕馭他的秘書機構，那麼他的很多治國理念往往也就只是代表了秘書機構的意願罷了，所以張居正的權傾朝野，一方面有他個人突出的能力這方面原因，另一方面，這也是歷史的選擇，這已經體現出了這種制度的不合理性，這種過於集中的統治方式彷彿一種賭博，博得就是統治者的能力與手腕，而這不是一個孩子所能具備的。

張居正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只是他選擇了一個很不恰當的方式，他利用他的權力和皇帝對其的信任，用強制的手段推行他的政策，希望能夠有所改變，他的跋扈和張揚為他埋下了諸多隱患。還是由於內閣這一機構的設置問題，它只是一個秘書機構，它不具有決策權，在百官看來，它的存在只是皇帝與百官之間聯繫的中樞，作為內閣首輔，尊重是必要的，可是並不意味著他可以擁有向皇帝一樣絕對的權威，這是一個聰明的首輔應當意識到的問題，這一點張的後繼者申時行意識的很深刻，他知道他所面對的是一群受著儒家禮儀規範熏染的文官們，他們既有著堅定的道德觀念，同時他們有無法剋制自己的慾望，同樣對權力有慾望的他們不會真的容忍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人對他們指手畫腳，甚至修改他們所奉行已久的道德觀念。張居正錯誤的估計了自己的共事者們，他把自己和他們擺到了對立面去，成為他們眼中的離經叛道之人，即便是有皇帝的倚重，他已然成為眾矢之的，一旦皇帝的信任消失，那麼他所有的努力也都付之東流，而他也將走入身敗名裂的深淵，這是毫無辦法的事情，因為在群臣眼裡，他依然是個權傾天下的權臣，他僭越了皇帝的職權，這是禮教所不能容忍的，更何況他還勾結司禮太監，更是為士人所不齒。

同時，他也連累了他忠心耿耿為之付出心血的萬曆皇帝，皇帝的偏袒使其在群臣眼中失去信義，而這份道德與信義才是皇帝坐穩寶座的真正保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並沒有一份真正硬性的法律條文可以保證皇帝的地位穩固，一切都是道德在做約束，皇帝若要樹立威信變得強硬起來時，必須從張居正開刀，以爭取群臣，雖然這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不得而知，不過在書中敘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皇帝對於張居正的態度極為複雜，由於比較倉促，我未能完全理解。但此時的皇帝在自己自幼所熏染的道德禮教和與張先生的複雜感情中造成了情緒的混亂，他不能很好的駕馭群臣，充滿猜忌，而群臣與皇帝是否真的同心同德，這一切也從後期皇帝的消極怠工而體現出來。黃先生說張居正對明朝以後的歲月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僅僅是他對傳統規範的震撼，更有由於他的推行改革方式不當間接造成的君臣不合而導致國事荒廢的影響，這是絕不能忽視的。

當然張居正所造成的影響也只是一部份，他只不過是這

一時期一個必然要出現的現象。他的悲劇以及他間接造成的

悲劇，其實也正體現了作者這本書想要表達的中心，即單純以道德和絕對的集權治理國家，沒有硬性的法律條款來保證，用崇高的理想來解決一切問題，可能只會碌碌無為最終湮滅在歷史洪流之中。而不從根本上意識並解決這一問題，不管從哪個角度進行調整，都只能是做出無謂的努力，得不到真正的效果，這也正是我讀著一部份的一點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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