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中國文學的世界觀念體系——「中外文學交流史」寫作的觀念與方法

2005年7月，「中外文學交流史」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引起學界極大關注的比較文學研究標誌性工程「中外文學交流史」叢書（錢林森、周寧主編，17卷）的研究與寫作也隨之開始啟動。11年後，這套集海內外在該領域有深厚學術積累的專家學者合作撰稿的叢書，由山東教育出版社一次性推出，是為學界年度盛事。學術是時代的隱喻。要適切地討論這套叢書的學術意義，需對其予以整體把握，並將之「歷史化」，進而思考它的策劃、寫作與出版，如何回應了處於全球脈絡中的當代中國的何種問題。這一思考又需以叢書的細部書寫策略分析為依託。

主編在「總序」中明確了這套叢書的問題意識和學術使命：「在中國作為新崛起的世界經濟大國的關鍵歷史節點上重新思考中外文學關係問題，直接關涉到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的學科自覺。這事實上是一個如何在世界文學圖景中重新測繪『中國文學』的問題，也即當代中國文學如何在世界中創造自己的身份和位置。通過中外文學關係研究，我們可以重新提煉和塑造中國文學、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使命感和認同感，在當代世界的共同關注點上，以文學為價值載體去發現不同文化之間交往的可能和協商空間，進而參與全新的世界觀的形成。」［1］事實上，在這一學術使命中暗隱著一個潛在的參照框架，即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文學、文化交流中的權力級差格局。近代以來曾經流行的地理決定論，使用以歐洲為源點的丈量原則，把地理空間的距離作為尺度劃分文化等級，構建世界觀念秩序。以西方為中心構建起來的世界地理的時空觀念秩序塑造了「世界文學」的時空觀念秩序，即西方文學的先進性與東方文學的滯後性。在晚清以降的「西方主義」氛圍中，從絕對時空框架中想像世界的實踐也開始在不同層面實施。在文學研究領域，中國與西方（歐洲）文學的關係圖式成為處於國族焦慮中的現代知識分子考量「世界之中國」（梁啟超語）的重要參照之一。中國知識分子以「西方」文學為標杆單向評估「中國」文學［2］。這一中外文學交流圖式因應現代「啟蒙主義」論述和民族國家想像的訴求，釋放出一種近乎「原型」的能量，穿透了不同的歷史時空和「交流史」文本。這一「交流史」敘事「原型」始終拘囿在「影響—接受」的研究範式中。興起於現代民族主義文化背景下的影響研究，暗含著「我施你受」的因果鏈接和權力關係，它假設在一種二元對立的兩極關係中，其中的一極永遠處於被動、沉默的境地。

然而，清晰的「學科/文化自覺」的問題意識，賦予這套「中外文學交流史」迥異於既往的學術面貌：它在運用「影響—接受」範式進行研究時，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效的超越，論述的重心不再是外來「影響」，而是著力凸顯中國如何基於本土經驗，對「影響」進行主動地判斷、選擇和創造性轉換。與此同時，中國文學亦會給予強勢文化造成回饋性影響或反哺滋養。比如，《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希臘、希伯來卷》（齊宏偉、杜心源、楊巧著，以下只列分卷書名）中，論者有明確的研究旨歸：自晚近以來，中國學者諸如吳宓、周作人、茅盾、曹禺直至當代學者劉小楓等，對作為「西方文學之祖」的希臘文學的引介，事實上是基於中國現代性語境的重新闡釋，進而建構了希臘文學的現代性內涵。在這一學術旨歸和書寫策略的統攝下，中國文學並非被動接受希臘文學的影響，其現代性話語成為對西方「古典」文化的一種表徵。又如，《中國—英國卷》（葛桂錄著）中，作者的筆觸涵括了六個多世紀以來中英文學、文化互動的恢弘歷史，從跨文化研究的雙向交流視野，以紮實的史料積累和闡釋，全面超越「影響研究」的單向論述模式。該著的著力點集中於英國文學、文化現代性轉型時期中國文學所發揮的文化功能。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以西律中」的思維方式的一種有力顛覆。再如，《中國—美國卷》（周寧、賀昌盛、朱徽、周雲龍著）中，該著認為，中美文學交流的動力來自兩種文化傳統間的差異，因此，中美文學交流的歷史，同時也是彼此互為文化他者，確認、否定並超越自我的歷史。作者正是在這樣的基本前提下，展開「中美文學交流史」的研究與寫作。作者在該研究中致力探討的是在時間向度上具有貫穿性質的問題，即在中美文學間的交流互動的各個歷史階段，二者是如何藉助對方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參與和「現代性」轉化的。從這個思考基點和基本觀念出發，該著清理了中美文學交流的事實，並分析了這個交流歷史所隱喻的兩種文化主體的自身認同。既然文學交流呈現為一種互為他者的關係，那麼美國文學在想像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學也在想像、運用著對方。因此，該著既揭示了美國文學的中國構建，還討論了中國文學如何同時利用了這一機制想像自身和作為他者的美國文化的事實，以及這種雙向想像和運用之間的邏輯關聯問題。同樣的學術努力與書寫策略也見於梁麗芳、馬佳主編的《中國─加拿大卷》中。該著彰顯了加拿大華文文學的濃墨重彩。作為全球華文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加拿大華文文學與其他西語文學一道，成為當代世界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塊。《中國─加拿大卷》在此前提下，對加拿大華裔華文文學，加拿大華裔英語、法語文學，加拿大英語、法語文學與中國文學間豐富的交流互動個案，放置在東方主義和離散書寫的框架中，對「影響」線路進行了反思和解構。

從觀念與方法的角度重申這套「交流史」，我們可以看到其書寫策略中的一個明顯假設，即世界文學版圖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在知識資源上，這套叢書的假設主要源自兩部著作，它們均發表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即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3］和薩義德的《東方學》［4］。這兩部著作對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術轉型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分別從經濟和文化兩個角度展示了西方霸權的構成。因此可以說，這兩部著作關注的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在此基礎上，我們也可以說，還存在另一個不同於「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文學世界體系。正是因此，主編在總序中明確指出，叢書的「宏願不僅在描述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文學關係，還在以漢語文學為立場，建構一個文學想像的世界體系」［5］。這一「宏願」並非心血來潮或異想天開，而是有著當代中國經濟在全球重新崛起的切實歷史背景，試圖從人文研究的角度回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時代性命題是其根本的學術訴求。它以專業的方式思考了在中國經濟全球崛起的脈絡中，什麼是中國文化的世界貢獻？參與這套叢書寫作的學者們，在具體研究中嘗試著反思並超越既往的文學關係研究所一貫採納的影響研究範式的局限性，同時兼顧「影響的積極意義」和「影響的負面意義」。既注意發掘雙方如何通過互動、交流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參與和「現代性」轉化，又解構影響中的文化「霸權」因素，凸顯作為弱勢一極的中國文學的主體性。但是，我們又注意到，如果說影響研究範式中存在著顯而易見的二元對立的兩極模式，那麼，叢書在試圖顛覆「（西方）影響—（中國）接受」的二元模式的同時，恰恰又反向地運用了「影響」的結構與思維定式。就在作者致力於解構影響中國的西方文學、文化中的霸權因素時，卻顛倒地複製了既有的二元對立模式。特別是作者對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借用，固然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學世界體系有所反思，但「中國文學」的主體意識仍然無法得到落實，因為它仍然依賴了「西方文學」這個巨大的他者。這種呈現「中國文學」主體性的兩難困境，不能不迫使我們追問：「中國」的意義是否只能在反抗西方強勢話語中得以發生？於是，開啟別樣的資源與視野，成為「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所面臨的迫切問題。

正是帶著這樣的困惑與思考，這套從書中，《中國—法國卷》（錢林森著）和《中國—北歐卷》（葉雋著）對該問題給予充分關注並進行了嘗試性探究。《中國—法國卷》是一部斷代史，它在漫長的中法文學交流歷程中，截取了澳大利亞學者傑弗里·C.岡恩所謂的「第一次全球化」（即16至18世紀）孕育、萌發的時段。這個歷史時期的歐洲，在政治經濟上開始全球擴張，文化觀念上全面外向包容。該著在呈現這段文學關係的歷史時，在文學、形象、漢學結構而成的跨學科視野中，對既有的單向文學傳播敘述模式做出了刷新，始終操持一種互看互視（釋）的雙向交流書寫策略。比如，作者在討論17，18世紀法國傳教士來華的同時，以精當的史料剪裁作為鋪墊，進而指出：「一如地理大發現時代東西方相互尋找、相互認知的過程中，中國人『並沒有被動等待』西方『去發現他們，甚或去創造他們』那樣，18世紀中歐人員往來及『中國文化熱』所催生的中法文學首次相遇、碰撞，中國也事實上不乏主動性，並沒有坐等他人來發現。伴隨著17，18世紀來華的法國（歐洲）傳教士紛至沓來，不少中國青年藉助各種機緣，或充當傳教使團返歐述職的隨行助手和翻譯，或被洋教士遴選為培養對象，赴歐學習，一個接一個地相繼走出了國門，形成了我國首批西去留學的群體。這個西去的、分散的華人群體，雖然在人數上和知識裝備上，遠不如當時東來的歐洲（法國）傳教士那麼訓練有素、頗具規模之勢，但他們在法國（歐洲）的出現，卻與來華的歐洲傳教士一樣，擔當了中法（中歐）文化（文學）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橋樑。不管這個群集中的中國人是久居還是短留，他們在異國他鄉的出現與存在，事實上都程度不同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著中華文化使者的角色，成為與異質文化相遇、交流的一道橋樑和一支積極的推動力量。」「中國文化的兩大支柱——儒家的治國安邦之術和道家的生存智慧，作為烏托邦，在歷史的不同時期為西方文化所利用和借鑒。」［6］16至18世紀中法文學、文化互動中，這「兩大支柱」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單純呈現中國文化在歐洲近現代思想轉型的參與過程，表面上似乎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啟蒙敘事的解構，事實上恰恰證明了歐洲對異域知識的學習、吸收和轉化能力，而中國始終是歐洲的一個被動而沉默的知識客體，這一敘述模式仍然在「歐洲發現中國」的層面上運作。那麼，究竟是中國影響、滋養了歐洲，還是歐洲掌控、利用了中國？在深層次上，這種論調可能是一種「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歐洲中心主義」，其中暗隱的二元對立哲學前提始終沒能得到鬆動，它依然沒能真正回答中國文化的世界貢獻問題。但《中國—法國卷》結合辛苦而紮實的史料鉤沉工作，部分地避開了上述論述陷阱。

藉助法國漢學家艾丹妮和中國史學家許明龍的相關研究工作，《中國—法國卷》作者勾勒出從陳安德到沈福宗，再從樊守義、黃嘉略到高類思、楊德望等，這一把中國文化、文學主動介紹給歐洲的早期「留學生」群體的線索。事實上，這些中法文化交流先驅們的一度被遺忘，正是某種學術觀念上的「視而不見」。在既往的文學關係史述中，被預設的「衝擊/影響—反應」，及其對該範式的倒置，即「自足/反哺—反彈」，總是被深深地植入一種絕對化了的差異邏輯中。其實這種研究範式不過是晚近以來的發明，背後依託了西方列強在「東方」拓殖和全球化全面啟動的歷史情境。《中國—法國卷》從史實的描述出發，既有的史述前提就站不住腳，由此新的史識也就產生了。晚近史述中那個徹底「被動」的「他性」（otherness）話語模式，就呈現出建構的、人為的特質，進而展示了一種多元而複雜的中西文學關係史面貌。後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範式下的中外文學交流史寫作，在關注西方「影響」中的「霸權」因素時，固然可以解構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但同時又遮蔽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反思意識，常常是移植了西方的問題，卻丟掉了西方的精神。相反，如果我們把諸如後學理論中蘊含的自我批判精神用於自身的反思，則可以徹底撼動文化霸權的哲學前提，即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研究中凸顯一種間性倫理和對話精神。《中國—法國卷》在「中法文學首次相遇」敘述結構中，對近代歐洲自信而開放的文化精神的凸顯本身，就暗示了一種強烈的自我批判反思意識，這正是該著最具有啟發性的部分。

與《中國—法國卷》不同，《中國—北歐卷》從另一角度探尋了中西文學跨文化對話的間性倫理和智慧。《中國—北歐卷》中貫穿著對中國現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場，同時關注北歐文學如何在中國譯介，以及生髮出的「此時此地」性。比如「娜拉」的從易卜生到胡適、魯迅等人的重新闡釋，其文化位置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中發生了微妙轉化。「娜拉」已經成為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圖譜的一面鏡子。作者特意比較評析了魯迅與胡適對娜拉這一文學形象的不同解讀。相對於胡適對易卜生「發明的社會定律」的「推崇備至」，魯迅「更關注易卜生的戰鬥性一面」；胡適關注歷時性，魯迅關注當下性。這一差異事實上暗隱著兩種不同的本土現代性設計；同時，又消解了一個本質主義的言說主體。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北歐卷》「二元三維」的方法論。胡適與魯迅同為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猛將，但根據二元三維的原則，必然有一種相對的立場可能在場域中出現。作者著重分析中國現代文化場域中的二元三維結構，在「胡適—易卜生—魯迅」的三維圖式中，綜合翻譯史、留學史、傳播史和文學史等跨學科知識，把易卜生視為促生中國現代性的重要思想資源。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地理喬遷與思想變易則是他們想像現代性的內外因素。《中國—北歐卷》秉持的這種本土批判立場，有效地超越了單一的主體意識。尤其是其交流史書寫中展示的方法論，對中國與西方彼此如何藉助對方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參與和「現代性」轉化這樣一個基本問題，有著全新的啟迪。

再回歸這套叢書的整體，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追尋主體性、解構強勢文化霸權到試圖超越主體立場的困惑與反思的過程，並體現在不同分卷的書寫策略和觀念方法中。這一過程烙下了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與寫作在觀念方法上逐步走向自覺的印痕。由此，我們又看到了參與叢書寫作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們與沃勒斯坦或薩義德之間的分歧所在：如果說沃勒斯坦或薩義德的工作是在西方文化內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經濟、文化體系，而當代中國學者們則嘗試著重構了該套叢書主編所期望的漢語文學立場的世界觀念體系。儘管這項工作無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缺憾，但這些缺憾也許是該項研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因為其中孕育著無限的可能。

注釋：略

［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遊記中的亞洲形象研究」（15BWW011）階段性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中國編輯 zgbj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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