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平等，她好他也好？-當我們在中國收養了一個病殘孤兒
當我們在中國收養了一個病殘孤兒ELIZABETH FITZSIMONS2016年4月14日
David Chelsea
第一次給娜塔莉(Natalie)換尿布，我就看到了那道疤痕，就在孤兒院院長走進南昌一家酒店的宴會廳把她交給我的一個鐘頭之後。南昌是中國東南部的一座省會城市。
儘管天氣濕熱難當，保育員還是給她穿了兩層衣裳。為她脫下汗津津的衣衫時，我發現了平生所見最嚴重的尿布疹，而且她脊柱下端長滿了紅疙瘩，有些脫皮的皮膚上有一道兩英寸長的疤痕。
第二天是去中國政府部門辦妥收養手續的日子，同時也是娜塔莉的第一個生日。當天晚上我們為她辦了一個派對，來賓包括我們在收養代理機構遇到的幾家人和該機構的代表；娜塔莉還舔了粘在我手指上的蛋糕糖霜。但她胸部發出的一陣異響讓我們有點擔憂，再說她身上還有傷疤，所以後來我丈夫馬特(Matt)讓收養代理機構派醫生過來。
我們還有其他顧慮。娜塔莉瘦弱蒼白，坐不起來，也握不住瓶子。她只長出兩顆牙，幾乎沒什麼頭髮，而且從來不笑。不過，我對這種情況有所預料。我妹妹以及兩個弟弟是從尼加拉瓜收養的。男孩子們來的時候還是嬰兒，進門時身上臭烘烘的，長滿疥瘡，經常拉肚子，連頭都不太抬得起來。但這些問題很快就消失了。
我以為娜塔莉也會沒事的。她那雙烏黑的大眼睛裡一定隱藏著神采。她待在嬰兒背袋裡，把頭倚在我胸前，盯著我的臉看；她往後靠的時候，嘴是張開的，彷彿知道自己現在很安全。
她將成為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多年前我們就下定決心，要從中國收養一個小女孩。那時我正在為報紙撰寫一篇文章：當地的一位市長去了趟中國，她回來的時候帶了一個新女兒。我們的計劃是，等我懷了孕，再著手收養小孩。
但我沒能懷孕。努力了兩年之後，我受夠了一次次絕望，受夠了在一條小路上蹣跚前行、不知道會等來什麼結果的感覺。可我知道收養的結果是什麼：我會有一個小孩。
於是我們決定先去中國，然後再努力造人。數月時間裡，我們準備申請材料，讓自己的生活接受相關部門的審核，只為了有一天能擁有一個女兒，把她的照片貼在冰箱門上。做出收養決定14個月之後，我們到了中國。
現在，我們正待在酒店的房間里，和一位中國醫生在一起。這是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英語說得磕磕巴巴。他用聽診器在娜塔莉的胸部聽了聽，說她得了支氣管炎。接著他幫娜塔莉翻過身去，查看她的傷疤。
他皺著眉頭，管我們要了一根棉簽和一塊肥皂。他把棉簽的一端插入肥皂，檢查娜塔莉的括約肌，然後說「很鬆弛」。他懷疑娜塔莉做過摘除腫瘤的手術，還很困惑她是否患有脊柱裂，最後說我們得帶她去醫院。
兩輛計程車把所有人拉到了醫院。等消息的時候，我儘力想好的方面，比如我們為娜塔莉漆成淺黃色的那個房間，以及鋪著小熊維尼床單的那張嬰兒床。但我忽然緊張了起來，因為看到來自收養代理機構的其中一個女人正語氣激烈地用漢語和醫生交流，然後又在電話里和什麼人爭論。我們請求她透露一些消息。
「情況不好，」她說。
CT片子顯示，娜塔莉身上曾經長有一個腫瘤，某個人在某個地方把它摘除了。手術做得非常糟糕，損害了神經，隨著娜塔莉逐漸長大，她 的身體狀況會不斷惡化，最後腰部以下會完全癱瘓。此外，她將失去對膀胱和腸道的控制力；這種狀況已經露出端倪——她的括約肌很鬆弛。沒錯，她患有某種形式 的脊柱裂，脊椎上還長有一個囊腫。
我震驚地望著丈夫，期待他告訴我，這一切都是我的誤解。但他只是搖了搖頭。
我抓著他，在他胸前哭泣。我感到憤怒，因為建立一個家庭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因為生活對娜塔莉來說是如此殘酷。
回到酒店，我們不停質問來自收養代理機構的幾個女人：體檢報告里為什麼沒提到這些？那麼大的一條疤痕怎麼會沒人留意？它有兩英寸那麼長啊，老天。
她們只是搖頭。聳肩。道歉。
接著她們提出了一個補救辦法。
「出現這種情況以後，我們會給收養者換一個寶寶，」管事的那個人說。接下來的過程會加速，我們會按時回國。只不過我們走的時候帶的會是另一個女孩。
好多個月前，我們收到過一些表格，問我們可以接受未來的收養對象患有何種疾病或殘疾——換句話說，我們認為自己可以應對何種問題： 艾滋、肝炎、失明？我們選了幾種較為溫和、據我們所知經過適當治療可以迅速痊癒的疾病。正如馬特在申請表上所寫：「這將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我們覺得自己 現有的經驗還不足以應對更嚴重的問題。」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手術、輪椅、結腸造瘺袋。我想像著我們聖迭戈的家中會有通往房門的殘疾坡道。我想像著我們全身心地護理她的那種生活。我們如何能做到呢？
可我們又怎能拋下她？如果生下一個有著這種身體狀況的孩子，我是不會把她留在醫院的。一個朋友後來說，「可是，這不一樣。」但對我來說，沒什麼不一樣。
難道我要和某個頂替娜塔莉的不知名的孩子一起登機，然後告訴朋友和家人，這不是娜塔莉，我們把娜塔莉留在了中國，因為她的身體受到的損傷過於嚴重，我們想要收養的是一個健康的寶寶，而她不健康？
我怎麼面對自己？我怎麼可能忘記？我會永遠在心裡惦記娜塔莉的境況。
我知道這是對我的考驗，我的人生價值就取決於這一刻的決定。他們還沒有解釋完，我就開始搖頭。我告訴他們，我們不想要另一個孩子。我們想要自己的孩子，就是正在那邊睡覺的那個孩子。「她是我們的女兒，」我說。「我們愛她。」
一直坐在床邊的馬特摘掉眼鏡，擦擦淚，點了點頭。
但我們在此之後度過了一個漫長而焦慮的夜晚，考慮了自己未來要如何處理相關問題。當時我一邊哭一邊給母親打了電話，告訴了她有關娜塔莉的消息。
她停頓了一會才張口說話。「噢，親愛的。」
我啜泣著。
她一直等到我平復。「如果你不帶她回來，也是可以的。」
「你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
「我只是不想讓你背上那種負擔。你想怎麼做？」
「我想把孩子帶走，離開這兒，」我說。
「好，」我母親說。「那你就這麼做。」
清晨，睜著疲倦的雙眼，感覺酸痛，我們下定決心，要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高興。我們也的確高興起來。我們告訴自己，極佳的醫療或許能減輕她的一些最嚴重的疾病。這是我們所能期待的最好結果。
但回到聖迭戈不到兩天——我們還沒來得及帶她去看兒科醫生——情況就又出現了驚人的轉折。
那天，正在嬰兒餐椅里吃飯的時候，娜塔莉突然發病——她的頭前後擺動，眼珠轉來轉去，腿和胳膊突然伸得筆直。我把她從椅子里抱出來，遞給馬特，然後撥打了911。
急救人員趕到時，娜塔莉已經恢復了意識，狀態穩定了下來，但在到急救室之後，她又發作了一次。我們向醫生講述了自己在中國聽到的病況，他們要求給娜塔莉做一個腦部CT掃描。
幾小時後，一名急救醫生拉了把椅子坐過來，嚴肅地對問我們：「你們肯定知道她的腦子有問題，對吧？」
我們瞪著她。除了所有其他那些疾病，她的腦子也有問題？
「呃，」她告訴我們，「娜塔莉患有腦萎縮。」
我把手伸進包里，摸出一支筆。醫生說，娜塔莉病情的嚴重程度和唐氏綜合症不相上下，還說如果她生活在一個關愛她的家庭，或許能大有改觀。醫生接著說，我們顯然有著這樣一種家庭環境。
醫生離開後，我抱起娜塔莉。因為吃了葯，她處在昏睡之中，嘴巴張著。我低下頭，吸了一口從她嘴裡呼出的氣，聞起來是甜甜的大豆配方奶味道。
我們會有能彼此交流的那天嗎？她會和我分享她的秘密嗎？會和我一起歡笑嗎？
不管情況怎樣，我都會愛她，她會知道這一點。這就足夠了。感謝上帝我們當初沒有放棄她。
她被收院治療，我們陪在病床邊，那一晚整夜難安。早上的時候，神經外科主任走了進來。我們問他情況怎麼樣，他說，「給你們看片，會更容易理解。」
在放射科的放映室內，他指著CT掃描片告訴我們，急救室的醫生之前弄錯了；娜塔莉不是腦萎縮。她是身體虛弱，發育得有些遲緩，但她 有手眼協調能力，在醫生給她做檢查時能專註地看著他。為了做出更準確的診斷，他需要給娜塔莉做個腦部核磁共振檢查。我們請他給娜塔莉的脊柱也做個這樣的檢 查。
他帶回了更讓人驚訝的消息。核磁共振檢查排除了他所擔心的大腦萎縮，而且娜塔莉的脊柱也沒有問題。她沒有脊柱裂，不會癱瘓。這位醫生無法相信有人會僅憑質量很差的中國CT片，就做出這樣的診斷。他承認娜塔莉體內有可能存在一個腫瘤，需要進行監測，但她也許沒事。明年就可以確定相關情 況。
不過會有其他一些讓人擔心的地方，比如更多疾病突發的情況，以及需要接受很多物理治療，以便學會坐、爬和走。21個月大的一天，娜塔莉在沙灘上第一次學會了走路。
現在她將近3歲了，有著濃密的頭髮、閃閃發光的牙齒和閃亮的眼睛。她學游泳，去託兒所，還執意穿印花涼鞋去跳舞。我對她說，「哦，娜塔莉，」她就回答，「哦，媽媽。」這時我會用力眨眼，以止住自己幸福的淚水。
晃悠哄睡時，我偶爾會低下頭聞她呼出的氣息，現在聞起來像泡泡糖味的牙膏，也有她坐在餐椅里給狗狗唱歌時我給她做的晚餐的味道。這個小女孩是我的孩子，這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後來一切都很好，會讓人不自覺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們當時的決定被證明是對的。但對我來說，那不是重點。我們在當時做出了正確的決定，是因為她是我們的女兒，而我們愛她。我們原本不會選擇承擔自己預想到的這些責任，實際上我們在做收養申請時坦白表示過自己沒有能力應對這樣的問題。但我們其實比自己想像的更堅強。
伊麗莎白·菲茨西蒙斯(Elizabeth Fitzsimons)在聖迭戈生活，是《聖迭戈聯合論壇報》(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的記者。
性別平等，她好他也好?
Keetra Dean Dixon謝莉爾·桑德伯格,亞當·格蘭特2015年3月6日
人們很容易看到性別平等對女性的好處——更多的領導職務，更好的待遇，在工作和家庭中獲得更多的支持。男人可能會擔心，隨著女性地位越來越高，他們的地位會降低。但令人驚訝的是，在事實上，性別平等對於男性也是好事。
如果男性想讓工作團隊獲得成功，一個最佳措施就是招進更多女性。去年秋天，互聯網巨頭、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在中國實現多年超常增長後上市了。其創始人馬雲表示，「阿里巴巴的成功秘訣之一，就是公司里有很多女性。」在該公司，女性佔據了47%的工作崗位，33%的高級職位。
研究結果支持他的說法。一些研究表明，女性為團隊帶來了新的知識、技能和關係網，降低了不必要的風險，而且做出貢獻的方式可能更有利於團隊和組織。在獲得風投的初創企業圈，成功公司的女性高管比例中位數是失敗公司的兩倍多。一項研究對標準普爾1500家公司逾15年來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當企業追求創新時，高層管理人員中女性的比例越高，公司產生的市場價值越高。
有些男性也許會問，這些對於組織和女性的好處，是否可能讓男性付出代價？我在組織的地位最終會下降嗎？
不會的。性別平等並不是一個零和遊戲。更多的利潤，意味著更多的回報和晉陞機會。把女性排除在外才會有風險。未能充分利用多元化員工隊伍的技能的團隊會落後。思科首席執行官約翰·T·錢伯斯(John T. Chambers)和雷諾-日產首席執行官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說，公司若不增加女性高管的百分比，就無法在全球經濟中有效競爭。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強調了為什麼男人應該分享「辦公室家務事」——做筆記、規劃會議和幫助他人。其實他們也應該在家裡做更多的家務事。研究表明，當男人做自己分內的家務事時，他們的伴侶會更快樂，更少鬱悶，矛盾減少了，離婚率也降低了。他們也更加長壽；研究表明，照料伴侶、為其提供和情感支持的男人（和女人），在後來的生活中壽命更長。
如果這還不夠激動人心，再看看這個：分擔家務的夫妻也有更多的性生活。正如研究人員康斯坦斯·T·高格(Constance T. Gager)和斯科特·T·亞比庫(Scott T. Yabiku)所說，工作投入的男女玩得也盡興。謝麗爾曾建議，男人如果想向伴侶示愛，不用去買鮮花，而是應該去洗衣服。有一名聽過這個建議的男人，當妻子某晚讓他去洗衣服時。他拿起裝衣服的籃子，滿懷希望地問，「這是《向前一步》那種洗衣服嗎？」用做家務的方式來向伴侶示意效果很好。
更多地參與親子互動也對男性有益。關愛孩子們可以讓男人變得更有耐心、同理心和靈活性，並降低他們的藥物濫用率。在《財富》500強企業中，花更多的時間與孩子在一起的父親，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度也更高。當父親這件事本身，也被認為和較低的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發生率有聯繫。
但是，受正面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下一代。很多國家的研究發現，和父親互動更多的孩子更健康，更快樂，不太可能出現行為問題。他們也更可能在學校中取得成功，並在後來的職業生涯中成功。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心理學家阿麗莎·克羅夫特(Alyssa Croft)領導的一項研究很有說服力，它表明，當父親在家務勞動中承擔同等份額時，女兒把自己的願望局限在傳統女性角色中的可能性較低。最要緊的是父親做了什麼，而不是說了什麼。對於女孩是否相信自己和男孩有同等的機會，「看到爸爸在做菜」這件事會產生重大影響。
反之也一樣——如果母親在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男孩會從中獲益。數年前，心理學家發現，在美國最有創意的建築師中，其母親擁有「很高的自主權」的數量高得驚人；這些母親是社區的領導者，或是成功的專業人士。谷歌(Google)的凱瑟琳·H·德卡斯(Kathryn H. Dekas)和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韋恩·E·貝克(Wayne E. Baker)最近開展了一項研究，發現如果父母都在工作中高度投入，孩子最有可能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愉快很有意義。
當孩子看到自己的母親在追求事業發展，父親在做家務，他們就更有把性別平等的意識傳給下一代。在我們邁向性別平等的過程中，整個社會也繁榮起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自1970年來的增幅中，有25%是更多女性進入有償勞動力市場的結果。如今，據經濟學家估計，如果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程度，達到和男性相等，可以讓美國GDP提高5%——讓日本提高9%，埃及提高34%。「我們已經看到，當我們使用50%的人類能量時，可以取得什麼樣的成就，」投資者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只要想想這個比例達到100%時會怎樣，你就會和我一樣，對美國的未來無窮樂觀。」
為了讓性別平等成為現實，我們需要改變倡導它的方式。通常人們把重點放在公平上：為了實現正義，我們必須為女性提供平等的機會。而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具體說明：為什麼性別平等不僅對女性，而且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好事。
女性在19世紀後期爭取選舉權的運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當女性尋求的是正義時，國家沒有授予她們公正的投票權；只有當女性展示了，擁有投票權可以讓她們有能力改進社會時，選舉權的法律才得到通過。同樣，在民權運動中，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也謹慎地把重點放在種族平等對大家都有好處上。
很多支持性別平等的男人之所以沒有站出來，是因為他們覺得「不在其位，不謀其事」。現在是男性和女性聯合起來倡導性別平等的時候了。請在這裡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或在Facebook上使用#leanintogether標籤發言。
本文是該系列的第四部分。
謝莉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和LeanIn.org的創始人。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是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教授，《給予與接受》("Give and Take")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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