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為什麼要為一個謚號而爭執不休？

昨天我們講了宋朝禮官為了給某位大臣擬一個什麼謚號而吵翻天、爭破臉的故事，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下：為什麼宋朝人如此在乎謚號。

以我們現在的觀念，恐怕很難理解為什麼宋人要對謚號如此錙銖必較，不就死後的一個虛名嗎？有什麼意義？犯得著爭個不休嗎？昨天已有網友評論說：「把精力花在扯蛋上，國家再富也沒用，只能被欺負。 」

但古人並不這麼認為。在古人的觀念中，「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一個人生於天地間，可以自主選擇自己的行為；但這行為帶來的功過是非，卻只能由他人評價。這是國家設立謚法的法理基礎。

而謚法確立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所以為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也」 。

朝廷賜謚之制，也因此具備了深刻的政治功能，用宋代哲學家程頤的話來說，「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世風也。」

宋人致力於完善謚法，設置周密的議謚程序，在議謚過程反覆爭論，允許「駁議」與「論枉」，當逝者親屬不請謚時，朝廷可徑自議謚，又立法防範家屬在逝者行狀上溢美造假，凡此種種，都是為了最大限度保證「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使朝廷賜謚之制能夠發揮「勸善戒惡」的功能。

有一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真切體會到什麼是「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這個例子就是秦檜的謚號。秦檜死後，高宗賜謚「忠獻」，這是一個美謚。但到開禧二年（1206），秦檜被追奪王爵，改謚「謬丑」。寶祐二年（1254），宋理宗又詔「太常釐正秦檜謚」 ，最終定謚「繆狠」。「謬丑」與「繆狠」都是不折不扣的惡謚，背著這樣的惡謚，秦檜可謂是遺臭萬年了。

有人說，歷史就是中國人的信仰。對傳統的士大夫而言，確實如此，他們不像宗教信徒那樣祈求「神的救贖」，或者「來世的福報」，也避而不談「靈魂不滅」，但他們深信，一個人留於歷史的聲名，子子孫孫都會看得到，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而謚法，正是傳統士大夫「歷史信仰」的制度性體現，是中國人信仰的「歷史的審判」。秦始皇廢謚法，認為「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實則就是想逃避這樣的「歷史審判」。但他躲過了惡謚，卻終究無法逃過歷史的評判。

不過，謚法的「歷史審判」功能，在明清時期又有所弱化。一名明朝學者說，「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為褒美之具而已。」 另一名清代學者也說，「唐制：三品以上皆得請謚，而其人之賢否不同，則必核其生平以定之。蓋猶存古道也。後世惟賜謚者始得謚，即邀恩賜，自必其人履行無虧，故謚皆有美而無惡也。」 其實其人未必「履行無虧」，但皇帝一般都不會賜給惡謚了。換言之，這時候的謚號，已淪為帝王對王公大臣表達恩寵的工具。但士大夫追求美謚，體現的畢竟還是「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的「歷史信仰」情結。

若是對身後的千古罵名都毫不在乎呢？我想說，當社會的精英群體已經不怎麼珍惜自己的身後名時，那一定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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