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直看不上眼的「小國」打敗，國人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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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史話

中國文化地圖連載六十三

第十章 西方的衝擊與傳統的變革

維新思潮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國人從睡夢中驚醒，民族恥辱感和自尊心衝擊著每個中國人的心靈。先進的仁人志士開始對戰敗原因和洋務運動的弊端進行反思，「變法圖存」逐漸成為國人的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維新變法思潮應運而生。維新思潮促使中國人由學習西方的器物向學習西方的政治與制度層次轉化。

甲午戰敗，救亡圖存的共同呼聲，伴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對西方文明認識的不斷深化，這種認識最終形成了一股以救亡圖存為主題，要求改革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維新思潮。正如當事人所說，「中國自甲午戰敗，外患日急，變法維新之議，雖自康有為倡之，但朝野有識之士，和者實不乏其人。」

甲午戰爭的失敗，還導致中國近代士大夫對洋務思潮的反思。戰爭使以富國強兵為招牌的洋務運動暴露了許多弊端，對甲午戰敗的反省，使人們對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傳統的封建君主政體產生了懷疑，深深感到「中體西用」的不足，在反思洋務運動的基礎上將視野延伸到政治領域，「變法圖存」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共識。基於對中國變革方向的重新選擇，梁啟超對於洋務運動作過一個歷史性的總結：

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國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

無論是練兵、開礦，還是交涉、教育，如果不從「本原」上進行變革，結果只能是「練兵反不如不練」，「通商反不如不通」，「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因而，如果沒有政教、學術方面的根本性變革，徒以洋務瑣事虛飾新政，即使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改革與不改革何以異乎」？

在甲午戰爭之後，社會進步人士已經開始了超越洋務所限，探求「富強」、「本原」問題的努力。都認為具體的技藝和練兵、造船等洋務「新政」，並不足以達到自強的目標。由洋務派倡導的「采西學」、「制洋器」的強國之策，隨著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的覆滅、割地賠款的媾和而受到舉國責難。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勢下，救亡之策的探討終於超越了洋務的方案，開始從學術文化的本原上從事舊學的改造和更新，人們救亡圖存的眼界從「制洋器」轉向了「變政體」，從「采西學」轉向了「新學術」。「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因而，著力於傳統舊學的更新變革遂成為甲午戰爭後中國近代化道路的首要選擇。「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對於西學僅有的一點興趣的爆發集中在技術知識（『藝』）上，但在該世紀末，……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已轉向西方政治經驗和政治知識（『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等方面了。」

「甲午以後，思想上的變化不但是『量』的，而且是『質』的；不僅只是西學的散播，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內容上起了激烈的變化」。「儒家的社會倫理，因新思潮的激蕩而在基礎上動搖」。甲午之戰，一蹶不振，人們才更加痛切地認識到，「外人所持者為兵甲之堅，科學之利，此非研經鑄史考訂詞章所能有為也」。

1898年前後，以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發動了一場影響廣泛的變法維新運動。他們通過報紙、學會、學堂，宣傳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宣傳民權、平等思想，要求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們主張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主張廢科舉、辦學校，學習西方文化。這場變法維新運動雖然不久就失敗了，但卻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深刻的、意義深遠的思想啟蒙。

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也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代表之一。他為變法維新運動做了大量的宣傳組織工作，並以「新知附益舊學」的形式，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的準備。他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把孔子改造成為「托古改制」、推行仁道的「親王」或「教主」，認為孔子學問在「六經」，而「六經」的宗旨是孔子為治「亂世」而變法改制的書。他還指出，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義在於《春秋》中的「三世」說，即認為人類歷史要經歷「據亂世」、「昇平世」而到「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康有為把「三世說」解說成歷史的進化是由君主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制的普遍規律，以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觀點來解說中國古人的「微言大義」，借「三世說」來表明走君主立憲道路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以伸張他的變法維新的改良要求。康有為還把孔子的仁學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思想結合起來，認為人人有天賦的平等獨立之權，據此提出了具有近代啟蒙主義性質的博愛倫理思想和「大同」的社會理想。

譚嗣同是為變法維新運動而獻身的一位英勇戰士，是戊戌政變中慘遭殺害的「六君子」之一。他追隨康有為，運用康有為的「三世說」論證變法維新的必要性，曾與梁啟超等人組織南學會，開展反對舊學、提倡新學和籌劃新政等變法維新的宣傳和組織活動。譚嗣同的著名著作《仁學》對封建君主專制和綱常名教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掃蕩桎梏」、「衝決網羅」的口號，其批判鋒芒之犀利、勇猛大膽的言論，為當時其他一些維新人士所不及。譚嗣同指出：「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認為三綱五常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禍害。他把批判的主要鋒芒指向君主專制的「君臣一倫」，認為「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君為臣綱是愚弄和禁錮臣民的統治術，而「君為獨夫民賊，而尤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譚嗣同還從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觀點出發，認為「三綱五倫」是束縛和禁煙人們身心自由的枷鎖。他要求自由和平等，主張廢除「三綱五倫」，實行男女平權。他嚮往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社會理想，要求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封建壁壘，實現一個自由流通的、平等的資產階級社會。他對孔子的「仁道」賦予資產階級倫理觀念的內容，以「通商」、「兩利」解釋「仁道」，為發展民族工商業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據。

梁啟超是戊戌變法維新運動中一位傑出的宣傳家。他追隨康有為，積极參与變法活動，組織強學會和南學會，主筆《時務報》，創辦《湘報》和《湘學新報》，以清麗流暢的文筆宣傳變法思想，影響遠廣，在戊戌變法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故時人以「康梁」並稱。戊戌政變後，梁啟超與康有為等人亡命日本。後來，梁啟超從政治轉向學術，在民國初年的教育和學術界相當活躍，治學範圍涉及政治學、法學、倫理學、史學等，對中國現代學術界影響很大。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系統闡述倫理思想的《新民說》，提出改造國民性的觀點。他說：「余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源，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自厲自策進。」他從中國的「積弱」與西方國家的「發達進步」的對比中，認為要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必須首先樹立「新民」觀點。他強調，過去之所以變法維新成效甚少，就在於未能倡導「新民之道」。

在戊戌維新運動中，還有一位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嚴復。嚴復曾積極配合康有為、梁啟超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決心「致力於著述以警世」。1895至1898年間，他翻譯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論》，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宣傳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嚴復繼續從事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工作，系統地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說、思想文化制度及其理論介紹到中國，打開了人們的眼界，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他譯介《天演論》所宣傳的進化論思想，給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社會的先進的思想武器，並向人們敲響了宣示祖國危亡的警鐘。它不僅使「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成為當時參加變法維新的人土的口頭禪，而且有不少人正是由信仰進化論而走向革命道路的。

中國近代的維新思潮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下出現的學術思潮。從林則徐、魏源等人的經世實學，到洋務運動中的新學，到戊戌變法維新運動中的維新思潮，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在民族危機的嚴重形勢下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艱苦探索歷程。這些思潮的基本特點是以資產階級的「新學」反對封建主義的「舊學」。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在繼承發揚中國的優秀傳統學術文化基礎上，不同程度地將西方先進的科學理論引進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們在批判封建傳統意識，促進中華民族覺醒上，起到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維新思潮是中國近代思想演進的分水嶺，以此為界，整個社會形成了一股尊新崇西的風潮。原先一直處於邊緣的西學被置於中心的地位，而中學則漸漸地走向了邊緣。「中西新舊」在此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壯烈的權勢轉移，這一轉移對此後中國思想界的演進帶來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在中國，19世紀90年代開始了思想的風雲激蕩的過程，這不僅產生了變法維新運動，也預示了一個社會文化變化的新時代的到來。」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戊戌維新運動「開始是作為對1895年甲午戰爭戰敗的反應，但卻以摒棄傳統的中國中心世界觀，大量吸收西方『新學』而告結束。其對晚晴的現代化新政趨勢，對1911年帝國體制的崩潰，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並引起以後更徹底的重新評價思想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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