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鐵鷹：《西遊記》作者確為吳承恩辯

在1996年9月於太原召開的「全國首屆《西遊記》文化討論會」上，吳承恩是否擁有《西遊記》著作權的問題在沉寂了數年之後再一次被提出。由於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李安綱先生在近年的學術活動中多次表述了「《西遊記》寫的是金丹大道，吳承恩不懂煉丹術，因而不可能寫出這麼一部奇書」的觀點，加之會議期間面世的山西古籍版《西遊記》(李安綱評註)採用了「原著 無名氏」的提法，因而這一議題在會議的討論中顯得尤其引人注目。

關於這一議題其實議論的已經太多。

這並非是懷疑討論的必要性，而是覺得有些討論實在沒有必要。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如果沒有共通、共識，那麼討論的感覺就如盲人騎瞎馬，怎麼說都覺得彆扭。

從李安綱方面來說，否定吳承恩的態度是非常明確、堅決的，「吳承恩決不是《西遊記》的作者」就是他的「《西遊記》文化研究會」章程的開宗明義第一句，事實上謝絕了一切討論。這種非常先驗的學術態度本來是不應該出現在科班出身的李安綱先生身上的，但當我自以為弄懂了之後，也就釋然了。李安綱先生的「西遊記文化」研究，其立足點便是將《西遊記》定位於道教寶典，也只有用道教的術數才能解通，而吳承恩卻偏偏不是道教中人，這豈不是讓人有點掃興，於是他老人家便一定要象絆腳石那樣被搬掉。儘管李安綱先生還沒有考慮定《西遊記》的作者以什麼樣的人為好。

如果說李安綱先生的考慮還可以理解，那麼有些跟風者便有點奇怪了。比如，山西有位先生在《西遊記》中找到幾個他覺得有點親切的方言詞，於是便斷言：《西遊記》的作者是山西人。還有位先生斷言吳承恩決不是《西遊記》的作者，但當我冒昧的問，你認為《西遊記》的作者當是何等樣人時，這位先生便一臉茫然。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的對話，我想在討論之前，應先將《西遊記》作者應具備的基本條件作如下界定：

1、鑒於現在已能見到刻成於萬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遊記》，應斷定該書成書不應晚於這一年；而從長篇通俗小說發展的總體趨勢及《西遊記》回目標題的對仗形式看，上限則不應早於嘉靖初年，也就是說，其作者生活的年代應在此期間。其實，這是常識，作這樣的判斷應是研究者的基本功，根本不應產生疑義。

2、根據《西遊記》中大量方言詞和入聲的廣泛使用來看，作者應操下江官話。這一點我想也不應有任何懷疑。從方言角度參加作者討論的人不少，但恕直言，方言也是科學，決不是能讀懂幾個方言詞就能參加討論的。我們在下文有一節專門討論《西遊記》的方言，為了表示對方言科學的尊重，我們著重推薦一篇關於《西遊記》方言的文章，那就是江蘇淮陰人、著名語言學家顏景常先生的力作《《西遊記》詩歌韻類和作者問題》（原載《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3期）。我意識到方言的重要性，但自認無力寫出顏先生那樣的文章，所以將顏先生的主要觀點和重要內容附在了我的文後，已作為我展開討論的基礎和平台。

3．從《西遊記》基本行文風格看，作者應是知識博雜、性情詼諧的讀書人，應是三教九流、琴棋書畫、工商醫農都懂一些，否則，那百首之多的不管什麼體反正有韻的詩歌韻語，那些個隨手點染的《棋經》、藥名，古里古怪的妖精、神仙，就不是隨便可以應付的。還應有點心高氣傲、鬱塞不平的情緒，其身份不會太尊貴，但文筆應可觀，這一點在多年的研究中事實上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如果有讀者認為這三條有偏袒吳承恩的意思，那就既對又錯。對在你已經發現這三條太象吳承恩了，錯在用「偏袒」二字有誤。這三條是已被廣泛認同的共識，而決非偏袒。

在這個基礎上，下面我們逐一討論有關問題。

一 、關於《西遊記》作者討論的回顧

《西遊記》問世之初，未題撰人，由於元代道士長春真人邱處機亦確有一本《西遊記》(實為其弟子李志常記述邱處機西行大漠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所以大約自《輟耕錄》始，《西遊記》便被誤植於邱處機名下。有清一代，翻刻、評點《西遊記》者大抵與道教有關，這一說遂一直沿襲下來。

清中葉起，有學人開始懷疑《西遊記》為明人所作，如紀昀。他認定書中不少官製為明代始有，邱處機撰書說實不可信。錢大昕還專門從道藏中抄出《長春真人西遊記》，以證傳說之謬。淮安籍學人阮葵生則據明代《淮安府志?淮賢文目》所載，明確認定作者乃是明代嘉靖至萬曆年間的淮安人吳承思，其後同為淮安籍的學人丁晏又再次重申。至晚清，在學人的著述中，吳承思作《西遊記》基本上已成定論。只是由於刻書者並無學識的關係，在各種坊本上仍可見到邱處機的名字。

本世紀20年代，魯迅根據前輩學人的記載和有關文獻，第一次在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研究專著《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了《西遊記》作者為淮安人吳承恩的觀點；同時，胡適、董作賓及稍後的鄭振鐸、趙景深等人也開始了對吳承恩的研究，趙景深還於1936年首次撰成《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年譜》。至此，原本在清代學人筆下尚且模糊的吳承恩的輪廓逐漸被勾勒出來。這一時期研究的重點，主要仍在吳承恩其人其事，大約是因為資料的積累還不足以支撐更多的擴展。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修業先生從故宮館藏中抄出了《射陽先生存稿》，這份珍貴的資料50年代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名為《吳承恩詩文集》，這為後來的吳承恩與《西遊記》的研究留下了極重要的伏筆。

80年代初，吳承恩研究有了明顯的飛躍。蘇興先生的《吳承恩年譜》、《吳承恩小傳》相繼出版，加之發現了很多有關吳承恩的重要資料，終於促成1982吳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時首屆全國西遊記學術討論的召開。這一階段的研究，不僅使得吳承恩的形象被描繪得更為清楚，而且吳承恩與《西遊記》的關係開始佔據重要位置，諸如吳承恩何時何地寫成《西遊記》，吳承恩身世、經歷以及性格、思想與《西遊記》的關係、《西遊記》題材來源與地域文化氛圍等重要問題都有了初步成果。

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對資料越來越精細的剖析，作為吳承恩與《西遊記》之間聯繫橋樑的一些重要資料，尚有一定模糊性的缺陷開始暴露出來。1983年，章培恆先生撰文提出懷疑，認為明清史料著錄的吳承恩的《西遊記》，並不能指實為是一本通俗小說，而很可能屬於地理遊記，寫定通俗小說亦即百回本《西遊記》的也許另有其人。這一說雖然出現在章先生的筆下，但卻代表了一批研究者鬱結在心中的疑慮，所以一經提出，即刻便引起廣泛關注；其後，有楊秉祺先生的附議，也有蘇興、謝巍等先生的反詰，爭論陸續延續到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言是」與「言否」兩種鮮明的觀點。以我個人之見，「言是」者從討論中得到的似乎更多一些。

從太原會議的討論來看，懷疑仍應屬於這次爭論的延續，沒有新的材料，幾乎都是複述，所不同的只是李安綱先生領綱提出問題更為武斷些。

二 、對言否者質疑的答覆

懷疑吳承恩作者地位的理由，林林總總，總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條。

1、與吳承恩直接接觸過的同時代人或稍晚的李維楨、吳國榮、陳文燭、丘度等人對吳承恩的詩文均有評論，但均未提及《西遊記》。

2、最原始的資料《天啟淮安府志》在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時，並未註明這裡的《西遊記》是一本什麼性質的著述，而清初黃虞稷則在《千頃堂書目》中將「吳承恩，《西遊記》」納入「輿地類」，表明吳承恩的《西遊記》很可能與小說《西遊記》不是同一回事。

3、舊例方誌一般不錄通俗小說，這也間接說明吳承恩的《西遊記》可能不是通俗小說、《天啟淮安府志》雖然說吳承恩「所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但將小說稱為「雜記」，也少見。

4．雖然阮葵生、丁晏均說書中多淮上鄉音，但缺少舉證，因而還不能認定《西遊記》就屬淮上鄉音，吳承恩寫《西遊記》一說的基礎也是不堅實的。

我們首先回答為什麼吳承恩時代人沒有提到《西遊記》。事實確實如此，隨著吳承恩的資料不斷發現，與吳承恩交往的人士也被梳子似的梳了一遍，而其中竟無一人提到過吳承恩寫《西遊記》這件事。有人解釋說，是傳統的對小說的蔑視使之然。這話看起來有點象擋箭牌，雖說能抵擋一陣，但卻不能使對方喪失戰鬥力。

我覺得事實並非系傳統觀念使然，至少不僅僅是。我們認為，很可能陳文燭、李維楨，包括丘度、吳國榮等人均未見過《西遊記》，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吳承恩雖然也許早有寫作動機，真正動筆完成卻是在荊府任職期間(下文將詳細論證)，而且，寫成後極可能是將書稿留在荊王府等待王府出資刊刻，或直接交給書商。這樣，吳承恩卸任回鄉後，手邊並無書稿，不談或少談此書就很正常，陳文燭等人不提此書也就不足為怪。這一推論基於如下基礎：

其一，至天啟年間為止，沒有任何關於《西遊記》的著錄，以天啟以後《西遊記》見於著錄的頻率和當時文人對小說的反應程度為參照．可以認為這是不正常的，只能說明當時並無此書流播——包括抄本。

其二，我們都知道《西遊記》的最早版本是萬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我們的潛意識中也就以為這一年《西遊記》應該大行於世，人人皆知了。其實早已有人注意到萬曆二十年刻成的世德堂本中雜有「榮壽堂梓行」字樣，但沒有深究。最近侯會先生髮現第九、十、十九、二十卷竟然全是「金陵榮壽堂梓行」，侯先生認為這是世德堂本經過改版的重要證據，它告訴我們，世德堂在萬曆二十年並沒有刻成或刻完後並未立即印行，爾後不知經過什麼曲折，書版易手榮壽堂，經榮壽堂補版才得以行世。其時間據侯會先生惠告，有證據表明應在萬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後，也就是在吳承恩去世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後。侯先生的這一發現，使《西遊記》問世時間與《天啟淮安府志》第一次著錄「吳承恩《西遊記》」的時間銜接，恰恰說明了與吳承恩有交往的人士不可能看到這本巨著的，也恰恰坐實了阮葵生《茶餘客話》「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的說法，非常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吳承恩同時代或稍晚的人均未提到《西遊記》的問題。

其次，我們回答《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西遊記》」可能是地理遊記的問題。

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射陽集口卷》， 《春秋列傳序》， 《西遊記》」一條是最接近吳承恩的明確記載，距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不過四十多年。以吳承恩「名震一時」的影響而論這條著錄應是相當可信的。以這條記載為骨幹，輔以同「志」《人物誌?近代文苑》中的吳承恩小傳，以及吳承恩生前好友前任淮安府官員陳文燭、陳耀文等人、「通家晚生」吳國榮所作的《射陽先生存稿》序跋、清初鄉人也是知名學者的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的記述，便構成了百回本《西遊記》為吳承恩所作的主要證據。

言否者的主要疑問在於這條著錄沒有說明吳承恩名下的《西遊記》多少卷多少回，是一部什麼性質的著作，所以便懷疑有同名異書的可能，認為據此還不能斷定百回本《西遊記》便是吳承恩所作。筆者認為問題的提出固然很重要，但這樣的理由假想的成份太重，明顯地缺乏後續手段。按正常的邏輯處理，要證實吳承恩的《西遊記》確系異書，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找到吳承恩同名異書的《西遊記》或有關資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這兩個問題上都難得出令人比較信服的結論。

先說吳承恩《西遊記》為異書的問題。要弄清是否屬於異書，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找出異書或有關資料。丘處機的《西遊記》與百回本曾經有過誤植，最後便是通過對百回本中官制的考察和從《道藏》中找出丘處機的異書，使兩書互見的方法解決的。對吳承恩《西遊記》的疑義，也仍須如法炮製。但目前卻沒有一條有力的證據說明吳承恩確有過一本其它樣式的《西遊記》(關於《千頃堂書目》的著錄和吳赴荊府途中作紀行遊記的推測，筆者認為都不構成有力證據，理由下文詳述)。這樣幾乎憑空的就要人相信當年《府志》上清清楚楚的記載是「異書」，豈不是有點強人所難？

再談百回本的作者問題。構成天啟《淮安府志》著錄價值的，不僅是它的文字記載還因為記載本身符合百回本成書的實際情況。我們開宗明義就說到，《西遊記》這本書的實際狀況對作者有明確的限制：其一，從百回本回目形式看，其成書不早於嘉靖之初。當然又不遲於萬曆前期，如果再精確一點可說是成書於嘉靖十五年後至萬曆初之間(1536—1572)。而吳承恩恰恰生活在這一時期(1504—1582)，其著作的最佳年齡恰恰復蓋了百回本成書的全部間隙。其二，從百回本所使用的方言來看，作者應是江淮方言區人(理由下文詳述)，吳承恩也符合這一條件。其三，百回本雖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其內容的豐富和文采都是從前各類《西遊記》所不能比擬的，顯然，作者對神話、志怪及筆記不僅博聞強記，且應有可觀的文采。這一條，吳承恩也具備了，現存於《射陽先生存稿》中的《禹鼎志序》、《二郎搜山圖歌》等大量浸潤著浪漫色彩的詩文和獨出心裁的《先府君墓志銘》可以作證。不言而喻，如果沒有這些因素，《府志》的記載便不會那麼引入注目了。

我們還可以看一看假如把這裡的《西遊記》看作是地理遊記，會出現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要問，既然《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西遊記》是一本地理《西遊記》的記載，那麼書在哪兒呢?不要責怪這一問刁蠻，既然能夠入《府志》，就應是吳承恩的主要作品，那麼為什麼吳承恩的同時代人提到那麼多吳的詩文，卻沒提及這一篇?吳的外孫丘度搜集整理了《射陽先生存稿》，也沒有見到地理遊記，那麼《天啟淮安府志》的著錄又是依據什麼?要知道，如果是地理遊記，它就絕不會象小說那樣在吳承恩逝世幾十年後才面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堅持《天啟淮安府志》著錄的是地理遊記，那實在有悖於先流傳、後著錄的常理。

也許有人會以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為證，說其中「吳承恩《西遊記》」是被歸入輿地類的。

《千頃堂書目》的著錄確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以這條資料的來源(過錄)，著者的身份(非淮安人、非明人)，著錄的時間(清初)而論，均不能與言是者所持的主證、旁證相抗衢，但因其恰是規定了「吳承恩西遊記」的性質(輿地類)，發《府志》所末發，所以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但是，特殊並不意味著有力。要使它變為有力的證據，還有賴於其它幾個相關問題的解決。

1、《千頃堂書目》所錄書目是否皆為黃虞稷所藏或親見，分類是否確保無誤 ?

為此章培恆和蘇興、謝巍幾位先生幾年前曾大大地打一場筆仗，倒著實把《千頃堂書目》仔細梳理了一遍，結果誰也沒說服誰。有人認為《千頃堂書目》皆黃氏親藏目睹（3），便有人拈出其中十三朝《實錄》和《永樂大典》證實並非如此，並推想因為丘處機的《西遊記》是紀行，因而黃氏在翻錄天啟《淮安府志》見到「吳承恩《西遊記》」時便以此類推，將其納入輿地類（4）；有人認為黃氏的分類不會有誤（5），便有人找出黃氏的錯處，說明《千頃堂書目》確有想當然誤記和分類上的錯誤（6）。

這個問題是否能說得清，筆者頗為懷疑。目前，即使能證明黃氏所錄並非全部目睹，那麼又怎能證明吳承恩的紀行《西遊記》並非目睹?即使證明了黃氏分類有誤，那又怎能證明「吳承恩《西遊記》」一條也是錯誤?清注意言否者章培恆先生的一個觀點 「即使它(《千頃堂書目》)確是《國史經籍志》那樣的性質，但既然黃虞稷是著名的藏書家，也就不能排除黃虞稷確實藏有吳承恩《西遊記》的可能；縱使他確未藏有此書，但也不能就此斷定他之把吳承恩《西遊記》列入地理類乃是毫無根據的瞎編。」這樣一句話，似乎有失章先生的大師風範，但卻能確保章先生實際上立於不敗之地。遺憾！所以，儘管我已經了解到「千頃堂書目」確有問題，其中錯誤，盧文紹、吳騫已指出不少；了解到地理類是黃氏功力最差的一類，許多地理書都未著錄，連《徐霞客遊記》在《千目》原來都未提及，後來才由吳騫補入；但並不准備以此為證據參加討論。筆者以為恰當的方法是暫且離開對《千頃堂書目》實際意義不大的考證，再從一般的邏輯關係上想想，如果能證明黃氏收藏吳承恩紀行遊記一說和吳承恩作遊記的推理與事理悖行，那麼爭論也許就比較容易解決了．

2、 我們不妨問一問，如果《千頓堂書目》的著錄不誤，那麼黃氏是何以見到這本書的 ? 明末清初，著錄了吳承恩資料的人不在少數，至少摯友陳文燭(同代人，淮安知府)，陳耀文(同代人淮安府推官，淮安兵備副使)、吳國榮(「通家晚生」)，丘度(表孫，太僕寺少卿、光祿寺卿)的直接記載是相當可信的，他們都參與了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清初同鄉的學者吳玉搢、阮葵生等的記述也應是有—定參考價值的。但他們都沒有說過吳承恩有過一本紀行的遊記。請注意，紀行遊記可不象通俗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說他們迴避提及百回本《西遊記》是可能的，而說他們迴避提及紀行的《西遊記》就說不通了，他們都沒有見過府志已經著錄過的吳承恩的紀行遊記，和吳承恩並非同鄉，又非同時人且未見有任何聯繫的黃虞稷是怎麼見到的呢? 假如黃虞稷著錄不誤，確實親見，那麼後人為什麼又隻字不提?難道真是半空中飛來一本吳承恩的地理遊記?我們並不苛求對每條資料都要弄清來龍去脈，但對黃氏這樣—條在邏輯上難以說通，有重大疑問的資料是否有必要追問—句，要求有合理的解釋呢?

3、我們還可以問一句，如果吳承恩《西遊記》是一本遊記，那麼他遊了哪裡?吳承恩多次南下北上，往西行卻只有一次——去荊府赴任。而去荊府偏偏有利於證成吳承恩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首先，認為吳承恩曾經到任的主要證據之一便是百回本中的許多地名與蘄州荊府周圍的地名相符。倘若考實，也只能證明吳承恩與百回本有關。其次，從現有有關吳承恩的資料中，找不出任何吳承恩寫遊記的證據，且不論是南遊記、北遊記。吳承恩不止一次到過北京，南京，也到過杭州、蘇州，在這些昔日的京華帝都、天堂之地都不寫遊記，又有什麼理由就認為他一定寫西遊記呢?其三，世德堂本《西遊記》卷首有陳元之的序，云：「《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河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10）這三種說法，都和王府有關，可見是當時的通行說法，其中「出八公之徒」一說，似更可信，只是過去一般都認為吳承恩沒有去過荊府，百回本的作者也沒有疑議，故多忽視。如果吳承恩確實到過荊府，那他便可稱為「八公之徒」了，陳元之的話不就指實了嗎?此消彼長，即使吳承恩曾經到任，實在也無助於《千頃堂書目》所錄的成立。至於章先生提出所謂「出八公之徒」可能和魯王府有關的問題，我想這首先無助於證成吳承恩西行並作遊記，然後才能論及魯王門客作百回本是否屬實。

再次，回答雜記不能當作小說和舊例官修志書不錄通俗小說的問題，日本田中嚴和國內楊秉祺先生都曾如此質疑。

關於雜記算不算小說，唐人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分小說為十流 「八日雜記……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叔敬《異苑》，此皆謂雜記也。」不是說得很明白嗎？

清初褚人獲《隋唐演義序》云：「昔人以通鑒為古今大帳薄，斯固然也。第既有總記之大帳薄，又當有雜記之小帳薄。此歷代傳志演義諸書所以不廢於世也。」也是確切的證據。

我們無須再舉更多的例證，眼前即有。清人阮葵生、丁晏、吳玉晉、冒廣生都認為《天啟淮安府志》中著錄的「吳承恩《西遊記》」就是通俗小說《西遊記》，所謂「所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就包括通俗小說《西遊記》，他們都是有點名氣的舊學人，對舊例應該更通，或者可以說他們就是構成舊例的一部分。吳玉晉還是參予修志的，他把新志剔除未收的內容編成一本《山陽志遺》。他們不覺得奇怪，我們為什麼要覺得奇怪呢?還有什麼理由談「舊例」呢?

三、吳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證據之一

要證明吳承恩是《西遊汜》作者，除了辨析史料以外，還有更可靠的方法，即找出《西遊記》與吳承恩的聯繫。這方面有不少切入點，如陳光蕊故事—一產生於海州(今連雲港，舊屬淮安府)。廣泛流傳於淮海一帶；無支祁——— 淮水水怪，普遍被認為與孫悟空有關，在淮安—帶流傳最廣；泗州大聖、小張太子——都是與淮安有關的傳說人物……，但我認為最重要的證據還應來自兩點：一是方言，二是吳承恩的荊府紀善之任，這裡先談方言，一併回答言否者的第四個疑問。

首先我想較為詳細的介紹一下本文開頭提到的顏景常先生的大作。

顏景常先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在淮陰師專中文系任教。當時顏先生和於北山先生、周本淳先生、蕭兵先生齊名，號稱四大金剛。由於他們在學術上的造詣和貢獻，也由於當時一個師專的中文系同時擁有這幾位名學者實是不易，所以一時頗有影響。

顏先生是語言學家，其專長在音韻學、方言學研究。1986、1987年前後，由於地方修志的關係，淮陰師院中文系有幾位青年教師啟動了《西遊記》方言研究的課題，並向顏老請教。顏老一方面覺得研究不夠深入，缺乏一錘定音的力量；同時又覺得真正有力的證據應當來自音韻的研究，而年輕教師於此功力不夠，於是自己動筆，寫了這篇文章《詩歌韻類和作者問題》。

顏先生認為，一個方言的韻類系統，隱隱地支配著這個方言區作家的用韻。研究《西遊記》的方言問題，首先要搞清它的韻類：

幸而《西遊記》詩歌押的正是方言韻，不僅古體詩、詞、賦是方言韻；近體詩也是方言韻。這是一份極寶貴的資料，它保存著元明時代某個時期某個方言的韻類系統，研究一下這個韻類系統，可以取得關於作者籍貫的內證。有助於解決作者問題。

……古體詩、詞、賦押韻寬，一般用方言韻，近體詩傳統用平水韻。但《西遊記》不然，平仄，對仗都很講究，押韻則按方言。

以下顏先生分了幾個步驟，首先，解決《西遊記》是否屬於北方話的問題：

從平水韻發展到《中原音韻》，入聲韻消失，從支韻中分化出支思；從麻韻中分化出車遮。從《中原音韻》到現代的北方話，這三個變化都沒有走回頭路。現代北方話里，沒有入聲；支思發展為十三轍中的衣期；車轍發展為十三轍中的乜斜（部份字入梭坡）。《西遊記》韻類有入聲，沒有支思和車遮，如果說它是明代北方話，那就是這三個變化同時走了回頭。……無論如何，這是不可能的。

它會不會是元代開國之初的北方話呢?也不可能。顏先生比較了和邱處機同時代的幾位元曲大家關漢卿、白樸、姚燧的用韻（《元人散曲選》前三名），指出：

《西遊記》韻類不會屬於北方話。這個韻類系統既不可能放在《中原音韻》之後的北方話里，也不可能放在《中原音韻》之前的北方話里。所以丘處機不可能是《西遊記》作者。

其次，顏先生以《西遊記》與幾乎同時期、但屬典型吳方言的《醒世恆言》相比較，指出：

《西遊記》押上聲韻的詩歌至少有《醒世恆言》的兩倍，入韻字在三倍以上，我們沒有發現一個全濁聲母上聲字，這些字都押去聲韻，吳語區方言上述三個特點在《西遊記》里無所發現。一個吳語區作家會寫出不反映方言特點的幾百首詩歌嗎。

結論是：「我們只能 說《西遊記》不是吳語作品，不是吳語區作家寫的。」

最後，顏先生認為：

用北方話和吳語解釋不了的現象，用淮海話可以迎刃而解。由於它和《中原音韻》不屬於同一方言，發展道路、速度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它比《中原音韻》保守，如有入聲，無支思，車遮，某些方面它又比《中原音韻》離中古音更遠，如n昆、n2尾，m尾的併合。

……皆來、齊微不合用，歌戈，魚模不合用，中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讀去聲。這三個和吳語的差異，證明《西遊記》不是吳語區人寫的。這三個特點現代淮海話都保存著。我們的結論是《西遊記》韻類屬於淮海話。從音韻學的角度上看《西遊記》作者應是淮安人吳承恩。

這是一位真正的語言學家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量的統計數字和音韻對比的表格被我省略了)，我覺得每個準備參加《西遊記》作者討論的人，尤其準備在方言方面發言的人，最好都把這篇文章讀一讀。把「吳承恩」三個字暫且放在一邊不談，在確定《西遊記》的方言韻類性質方面。我覺得已經做到了鐵證無疑的程度。

關於文中提到的淮海話，這裡需要說明一下：

江淮地區的方言古稱下江官話，現在在方言學上叫作江淮次方言，大致包括江蘇、安徽兩省的大部分地區（兩省的最南部地區屬吳方言，最北部地區屬北方話），其中受南方吳方言影響較多的又被叫做江淮次方言南區，受北方話影響較多的被叫做江淮次方言南區；江淮次方言北區通常指就是江蘇中部、北部的揚州、鹽城、連雲港、淮陰幾個市的地區。我覺得這也是語言學上的常識，1997年在山西太原參加「西遊記文化研討會」，山西師大幾位研究語言學的老師一聽我說話，就立即辨出我說的是下江官話，應是江蘇蘇北人，原因就是他們懂得江淮次方言的韻類特點。

江淮次方言北區再細分下去，又分為淮揚（淮陰市的南部，淮安以南及揚州市）、鹽阜（淮陰市東南及鹽城市）、淮海（淮陰的大部及連雲港市）幾個土語。一般外地人便覺得很難區別出這幾個土語方面的差別，但差別還是存在的，下面我們就試著利用其中的差別進一步論證吳承恩就是《西遊記》的作者。

1、《西遊記》基本方言色彩的辨別

有人發現《西遊記》中有一些吳方言，因而判斷《西遊記》的作者可能是吳語區人。章培恆先生稱為此對《西遊記》中的十個方言詞作過考證。

1、《西遊記》作者所操方言，可以進一步限定為淮安土話

眾所周知，吳承恩是淮安人。而淮安恰恰處在江淮次方言中淮揚土語、淮海土語、鹽阜土語的交匯處，這就為我們根據等語線原理來確定《西遊記》方言的所屬土語區提供了可能性，等語線是語言學上的術語，它採用在方言地圖上將具有某種同一方言特徵的地方連接成線的方式，直觀地表示某種方言特徵的分布境界；如果我們將幾個分屬不同土語區的特定方言詞的分布境界標出，證明只有淮安人才可能同時使用這些特定的方言詞，那結論不就很清楚了嗎?

A、二十六回：「你卻要好生伏侍我師父……衣服禳了，與他漿洗漿洗。」人民文學版註：禳——穢、臟(《現代流語詞典》同)。此注顯然不妥。舊時穿衣服要上漿，使之硬挺，穿的時間長了，軟了皺了，就意味著要漿洗了。淮安話中「禳」作軟的意思講，如「這條扁擔太禳，擔不起」，與文意相符。這個意思在淮安以南淮揚土語區中使用較多，但在淮安以北30公里，屬於淮海土語區的漣水縣，攘已引申為「累了」、「吃不消」的意思。可見「禳」作為「軟」解釋的義項，主要在淮揚土語中使用，其等語線的北端在淮安。

B十四回：「三藏聞言，回頭央浼劉伯欽道……」(另多處出現「央」「央免」)。央、央浼，請、請求的意思。在屬於淮海土語的淮陰縣、淮陰市區、漣水縣出現頻率很高。特別是「央」。但在淮安和淮安以南的淮場土語區、淮安以東的鹽阜土語區中逐漸少用，故其等語線的東端、南端應在淮安。

C、七十二回：「一個個汗流粉膩透衣裳，興懶情疏方叫海」，「海」，罷休，完結的意思，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淮海方言詞。《王家營志》(王家營，今淮陰縣所在地)有「罷休曰海」條。這個詞在淮安以南的淮揚、以東的鹽阜土語區中，則逐漸減少。它的等語線南端、東端在淮安。

為了更清晰，我繪了一張圖，請參看。通過以上舉例，我認為結論已經很清楚了，例舉的幾個方言詞其在《西遊記》中使用的義項，等語線均在淮安交匯，能同時使用這些義項的，當然只有淮安人吳承恩。

這應該是證明《西遊記》作者為淮安人的鐵證了。有了這個主幹證據，其它史料的記載，方言詞的解讀就都有了依據。猶如原來散落的珍珠被一根金線串起，從此具有了無比珍貴的價值。

2、《西遊記》作者為淮安人的語言學史證

根據方言詞的使用斷定《西遊記》作者為淮安人其實不始於今日，清代淮安人吳玉晉在他的《山陽志遺》中說過：「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之手無疑。」同為淮安人的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也說，「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出淮人之手無疑」。此後，也是淮安人的丁晏又複述了這種意思，甚至吳語區的陸以恬等也承認如此。象這樣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眾口一辭地認定一個事實，實在是罕見的。

但遺憾的是，言「否」者卻認為吳、阮、丁沒有具體論證，所以並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並且可能是吳玉搢等先看了天啟《府志》的記載後以百回本小說附會上吳承恩紀行遊記的。這有點強詞奪理。還是請大家注意一下吳、阮，丁記載本身的價值，這是要點。吳、阮、丁三位不同時期的淮安學者持同一意見決非偶然，試問，歷史上曾有過另外地方的誰聲稱過《西遊記》多「吾鄉方言」否 ? 沒有。百回本曾誤植於丘處機名下，有哪位山東人因此說過「多吾魯方言」否？沒有。桂馥《晚學集》說：「許白雲《西遊記》由此而作」，又有哪位福建人因此聲明「多吾閩方言」否？也沒有。楊致和、朱鼎臣都有一本《西遊記》，還是沒有哪個二位的同鄉說百回本使用了他們的方言。

即使是今天，也只有淮安人肯定地說「是」(爭論出現之前發表的文章即有《淮陰師專學報》80年第一期《談談(西遊記)注釋中的問題》，83年第一期《方言注釋問題等》)而不見其他人肯定地說「否」，質疑激烈如章培恆先生，也只是說其中有一些吳方言詞，作者「可能」是吳方言區人。因為章先生也很清楚，《西遊記》和《海上花列傳》等的方言色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希望在討論方言時不要因為吳、阮、丁沒作具體論證就輕易否定。須知，存在本身就是價值。

我們以下拈出幾條可用於印證的方言詞，姑且算作對吳、阮著述的一點補充。

A．二十五回：「鎮元子問唐僧四眾可曾從五庄觀經過，行者聞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們是打上路來的。」有物，一般指胸有城府，心中有數，反之則為「沒料」。明代淮安人、吳承恩的鄉前輩潘塤《熙台公集?送中丞毛滇移鎮江南》詩中有「胸中有物自經濟」（14）。明末揚州人李清所著《檮杌閑評》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版)「丑驢日終心中有物」亦可為證，因揚州和淮安同為江淮次方言北區。

B．八十六回：「今日哭一日，明日哭一日，後日復了三。」復三，是淮海地區舊日迷信風俗，人死下葬，當日只堆土高出地面，第三天家人再去燒紙，添土成墳，表示埋葬過程結束，叫做「復三」。北宋淮安人徐績《北神烈婦序》：「烈婦既葬之，三日復墓以歸。」

c、七十二回：所引「海」。海，意為某事結束、完結。民初《王家營志?方言》有「罷休曰海」一條。王家營，與淮安城相距15公里。

d、二十八回： 悟空被逐，重回花果山，「把旗拆洗，總斗做一面雜彩花旗」,斗，拼湊。荊貴生《古代漢語》稱其為典型的江淮方言。

另外，明清的各版本與世德堂本均有少許不同，其中有些就是因對方言詞不甚了了而出現的改動，這大概也可算作判斷《西遊記》方言色彩的證據吧。

A、三十四回：「都去地下亂摸，草里胡尋，吞油子，揣腰裡，那裡有得。」吞，清代各本因不懂，大多誤刻為「各」；李卓吾本《西遊記》在二十六回處改為「挖」。而在准安，誰都知道「吞」是掏、摸的意思，如「吞雀子窩」。

B、六十回：「我有幾個草頭方子，能治大病，管情醫治得好他便是。」是，江淮方言中常用的詞尾，《西遊記》中多次出現，但李卓吾本改作「了」。李卓吾本刻於蘇州。

3、《西遊記)作者為淮安的活證——方言詞的解讀。

在進行了以上論證後再來解讀方言詞，其意義和單獨的解讀就不一樣了。《西遊記)中不少方言詞在淮安土語中不僅常見，而且在特定的使用環境中無法置換．較典型的有：「捏膿」(糊弄人)，「沒頭蹲」(全身沒入水中)、「刺鬧」(癢)、「穿換」(調換)、「只情」(只管，一個勁地)、「但望」(只希望)、「認此犯頭」(故意冒犯作對頭)……這些方言詞是否只存在於淮安土語中還難以下斷語，但絕不會同時出現於其它任一種土語中，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我在調查中接觸了不少周邊地區的同行，目前還沒有一個人能全部讀懂上述方言詞。

四、吳承恩作者身份的重要證據之二：荊府紀善之任

世德堂本的卷首有一篇陳元之序，其中含糊提到了《西遊記》的作者：「《西遊記》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陳元之受書坊主人之託寫序，無論如何會問一下書稿的來源，也許書稿原即不題撰人，但出自王府一說必有所本。可惜由於受蘇興先生吳承恩未赴荊府一說的影響，研究者都忽略了陳元之序的重要性，而認為陳元之不過信口雌黃而已。

吳承恩有荊府紀善之任已不容懷疑，這正是出入天潢侯王之國的八公之徒的身份，蘇興先生認為吳承恩的這一職位，是在他因家貧母老屈就長興縣丞，於長興先受誣下獄，後又冤情辯白得到的安慰性職務，時間應在隆慶元年至二年間，這是令人信服的。但蘇興先生又認為隆慶二年吳承恩有在淮安活動的痕迹，所以可能沒有到任．僅遙受而已。這就有了錯誤。所謂吳承恩隆慶二年在淮安活動的證據，是他寫了一篇《贈邑侯湯濱喻入覲障詞》。蘇興先生認為障詞受主「湯濱喻」就是嘉靖四十五年任山陽知縣的楊松，其入覲是在隆慶二年。其實「湯濱喻」並非楊松，這篇障詞的寫作時間也就要另作別論；這樣一來，蘇興先生的《吳承恩年譜》上，隆慶二年至四年就是一片空白。

我認為這正是吳承恩赴荊府到任的時間。吳承恩出獄後，心境實在不好，為避免回鄉的尷尬，便直接去了湖北蘄州，做了二年名份要清高一些、事務要輕鬆一些、待遇也要優厚一些的荊府紀善。

荊府，全稱荊憲王府。第一代荊憲王為明仁宗朱高熾六子朱瞻崗。第五代朱厚蛤．嘉靖三十二年薨。因其子載盛早卒，第六代便由其孫朱翊鉅繼位。其時，便是嘉靖後期至隆慶年間，荊藩封地原在建昌，後遷到蘄州(今湖北蘄春縣蘄州鎮)。紀善，王府屬員，明制藩府配紀善二人，八品，「掌諷導禮法，開喻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有如王府導師。

關於荊府與《西遊記》的關係，早已有人注意到。《西遊記》中有一個朱紫國，有人認為即是「朱子」——即指藩府——的諧音。此說因單薄而未產生實際意義，但它啟發人們應注意《西遊記》——荊王府——吳承恩之間的關係。

為了尋找吳承恩去荊府赴任的證據，我曾去蘄州實地考察，由於條件不備，沒有找到史籍的直接記載，但卻找到了同樣可以稱為鐵證的材料。

第一，荊王府舊事與《西遊記》有直接關係。

《西遊記》第八十八至八十九回敘述了玉華州的故事。唐僧師徒經一十四載寒暑到達玉華州，「我這敝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城中縣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為玉華王」；「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玉華王自稱，「孤在此城，已有五代，也有個賢名在外」；又有三個小王子，「不擺駕，不張蓋」，拜孫悟空等為師。這個故事就是荊王府的真實寫照，我們不妨一一對應比照：

1．玉華王是皇帝宗室，受封於此，這與荊藩身份完全一致。

2．玉華王封號，完全可能就是荊藩的別稱。現藏蘄春的《荊藩家乘》載荊府共有七宮，其中主宮之一即玉華宮。

3．玉華王和三位小王子。荊藩的王儲恰巧也是三位，據載，第六代荊王樊山王也有三子，如果吳承恩就任紀善，正與這兩個系統的三位小王子同時。

4．三位小王子拜悟空為師。吳承恩在名份上正是小王子之師。

5．小王子拜師「不擺駕，不張蓋」。按理拜師須有正式禮儀，但吳承恩雖為小王子之師，卻是朝廷派的職官，為王府屬下，所以既為師又不便行儀禮。這一條非常特殊，所謂「不擺駕，不張蓋」絕非隨意之筆。

6．玉華王在此已五代。荊藩受封，至吳承恩時歷六代，但荊藩封地最初在建昌，後遷蘄州；遷蘄州不久，第一代荊王即去世。由第二代荊王起，在蘄州算作五代，也相吻合。

7．玉華王也有賢名在外。第三代荊王曾因惡行被賜死，其子亦被貶為庶人，這在荊府被稱為家難。從第五代荊王起荊府中興，《明史》稱其人「性謙和．銳意典籍」；其侄則」折節恭謹．以文行稱。」此時正是荊府聲名最好的時期，可參看《明史》。

8．玉華王府的「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這是典型的藩府建制。《明史?職官志四》載，王府「設長史司，轄審理所，典膳所……」其中長史職位最高，正五品；審理次之，正六品，其餘均八品以下。《西遊記》於王府十餘處部屬中獨挑出長史府、審理所，典膳所，可見作者對王府建制非常了解，如果沒有王府生活經歷，決然不致區分得如此清楚。

9．唐僧沿途所過，凡有王位均稱國．唯玉華王所在地稱玉華州(又作玉華縣)。這也絕非隨意之筆，作者對王城與府州縣的關係了解得很清楚，如七十八回悟空說：「……若是西邸王位．須要倒換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按此說法，玉華王所在地就應稱國而不會屈稱州縣。作者寫到玉華王之所以不稱國，正是因其暗指荊藩。封藩古稱封國．但逐漸演變為稱國即犯忌。第三代荊王正是因有異謀而被賜死。作者在它地方可以信手拈來，唯獨在此必須謹慎，這反映了作者對王府禁忌的了解。

玉華州又被稱作玉華縣，書中交替使用，這也反映了蘄州的特殊地位。據《明史》與嘉靖《蘄州志》載，蘄州洪武初為府；洪武中降為州，領五縣；後領二縣歸人黃州府；至景泰年間再次縮編，不領縣，已同縣無異。這種名為州，實同縣的地位被作者無意中帶進《西遊記》，才出現了玉華州、玉華縣的混稱。

10．三藏師徒從長安到西天，共歷14年。這14年不知據何而定。而唐僧在玉華州即稱：「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也是14年。這後面的14年恐怕不象筆誤．第六代荊王嘉靖三十三年即位，至隆慶元年正是14年；吳承恩嘉靖三十三年入南監讀書，算是徹底放棄科舉另闢人仕之路，至隆慶元年，進入有賢名的王府，算得上仕途到頂，也正是14年。唐三藏所謂沿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得到寶方」的概嘆，大約也包含了作者的無比心酸。

以上十條對應，恐怕很難用巧合穿鑿作解釋。既然如此，作者非吳承恩又是何人!

第二，吳承恩有到過荊府的論證。

《射陽先生存稿》中收有吳承恩一首《宴鳳凰台》詩；

梅花融雪麗香台，仙旅憑高錦席開．山水四圍龍虎抱，雲霞五彩鳳凰來。客鄉喜人陽和候，尊酒叨承將相才。獨倚東風番醉墨，遍題春色對蓬萊。

過去認為，「山水四圍龍虎抱」的描寫與金陵形勝大致彷彿，所以本詩當為吳承恩就讀南監時所作．但我到過蘄州之後，覺得這是一個誤斷。理由有三條：

1．《宴鳳凰台》與蘄州地形對應，蘄州鳳凰台與詩作的吻合程度遠勝金陵。

蘄州州治及荊藩王府的所在，是一塊 形盆地。開口處南臨長江，對岸為幕阜山，周遭依次為迎山、大潛山、缺齒山、龍峰山、西塞山，(以上山名均為記音)恰成形抱之形；群山內外均有湖水繞山而走，又恰成四圍之勢，稱此形勢為「山水四圍」，正是再合適不過。盆地中間有兩座小山：一座位於開口處，臨近長江，名鳳凰山，鳳凰台即在此山之上；另一座位於 形略深處，稱麒麟山，兩山雖不高峻，但在小小的盆地中間，卻也十分醒目(狀如 ：)。州衙及 藩府等主要建築均在兩山周圍，嘉靖《蘄州志》稱州治「背鱗崗，面鳳嶺，大江襟其前，諸湖帶其後」倒確是言之不虛。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站在鳳凰山上，又是得到「山水四圍」印象的最佳位置，一旦身臨其境，自然產生「山水四圍龍虎抱」的印象。

2．《宴鳳凰台》詩與蘄陽八景中「龜鶴梅花」對應。

按照一般規律，類似《宴鳳凰台》這樣的應酬之作均會與其時、其地、其景的獨特標誌有某些對應，我所見到的李白、杜甫、謝肅、鄺露、何良俊的幾首詠鳳凰台的許均如此。

對照蘄州的「蘄陽八景」，吳承恩《宴鳳凰台》的首句「梅花融雪麗香台」正是一種對應。嘉靖《蘄州志》有「蘄州八景」之說，又錄州人陳溱詠八景詩：「麟閣訌山獻綺羅，太清夜月宿嫦娥。鳳凰崗上晨鐘響，龍眼磯頭夕照多，城北荷花開錦障，東湖春水泛金波。鴻州煙雨將收盡，龜鶴梅花雪滿坡。」吳承恩「梅花融雪」句顯見是對應「龜鶴梅花」一景。從實地位置看，八景都在州治附近，一旦登上鳳凰台，則盡在視野之內，「仙旅憑高錦席開」非此莫屬。金陵鳳凰台則不具備這一條件。

由「客鄉喜人陽和候」又可得知。《宴鳳凰台》當作於冬殘春至之日。其時蘄州地賞梅既是當令雅事，又是鄉俗盛景，詠梅可以說是酬唱必選，這又可說對應了「其時」。金陵鳳凰台則未聞有梅、雪之景。

再從評詩角度看，「梅花融雪」一句說不上出色，即使是實景寫照，也僅能稱穩妥而已，以吳承恩詩才論，要非本色，以此起句，顯然是為了照顧或受啟發於「龜鶴梅花雪滿坡」的蘄地勝景。而金陵鳳凰台地近秦淮，若以吟詠題材論，較之蘄地則要寬泛得多，所謂詠梅者，在蘄地為雅，在金陵則為俗。吳承恩詩作中獨出機杼者比比皆是，若在金陵以文會友，必不肯如此平平起句，唯在蘄地，所謂「梅花融雪麗香台」才算應景。

3．《宴鳳凰台》與吳承恩補授荊府紀善時的心境、經歷對應。

從全詩看，《宴鳳凰台)拘謹而落俗，當是酬答而非文友唱和，似乎吳承恩和主人還是初次見面，「尊酒叨承將相才」這類客套是一個明證。如果吳承恩在隆慶元年殘冬或二年到達荊府，此時正應是初會新友。又《宴鳳凰台》心平氣和，一本正經，細細咀嚼還可品出一股受寵若驚的味道，實在不應是吳承恩與金陵文友唱和的面目。吳承恩與金陵一班人稱「白下風流」的文士早有往來，與這些人物交往，既無通家之好，又無鄉誼之雅，所憑者唯詩而已。倘若應邀赴席，也多半因文名而起，即使與主人初會，座中也會有文友作陪。此時吳承恩呈牢騷太盛狀可也，發及時行樂論可也，唯不能作寒蟲之鳴唯唯應聲，唯不能以平平之作搪塞敷衍。

而如果假定《宴鳳凰台》是作於蘄州，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釋。其時吳承恩剛剛從長興獲釋，正是夾著尾巴做人的時候，或者正有如獲大赦的那種感受。且年逾花甲，心境亦應平和，受到皇裔或王府吏員的禮遇時以這類作品進獻，就算得上順應鄉情，恭而謹之地答謝了主人的盛情，正為合式。倘若主人為王府同僚，吳承思稱對方為「將相才」就有了更明確的著落。藩王為皇裔封國之君，吏員自可看作輔佐，明代馬中錫《贈湯紀善序》中記載了秦府紀善湯潛的說法；「藩服之於吾，固吾君也。」可為一證。如此「將相才」之謂，就不是一般的敬稱而堪稱恰如其份了。

經過以上論證，我認為已經可以得出結論：《西遊記》的作者確是吳承恩。

下面我再把思路整理一下並做一些推想：

隆慶元年底或二年，吳承恩由長興獲釋後，得授荊府紀善一職並赴蘄州到任。在王府官員為其接風的酒宴上，寫下了《宴鳳凰台》詩。王府清閑，使其有時間著手《西遊記》一書的寫作，並在一、二年內完成。隆慶四年，第六代荊王去世，吳承恩隨之打道回府，因其本人無力刊刻近百萬字的原著或王府曾許諾出資刊刻，《西遊記》書稿留在了王府，可能是交給了第七代荊王，此王是他名義上的學生。吳承恩回鄉後因身邊無稿或不經意於此，便未再多言此事。第七代荊王萬曆四年死之前，大約並未處理好書稿，其去世後書稿傳出王府，被世德堂購得並付梓。故有陳元之序中「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的說法。然而世德堂雖於萬曆二十年刻成書版，但當時並未立即印行，輾轉至榮壽堂之手後，大約在萬曆四十年左右才真正面世。所以吳承恩的同進代人和稍後的晚輩或無從得知，或雖知有此書但無從得見，也就末予著錄．至天啟間修淮安府志時此書已大行，方有「淮賢文目」加上的一筆。

注釋：

、參見《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二期：朱世滋《章回小說回目形式淺探》

、參見章培恆《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再論百回本〈西遊記〉是否是吳承恩所作》(《復旦學報》1986年第—期)，蘇興(也談百回本〈西遊記〉是否為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一期)，謝巍《百回本〈西遊記〉作者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四期)，揚秉祺《章回小說〈西遊記〉疑非吳承恩所作》，(《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二期)，拙作《關於百回本〈西遊記〉作者之爭的思考與辨證》《明清小說研究》1990年第三、四期。

、侯會《從「烏雞國」的增插看

、請參看拙作《吳承恩「荊府紀善」之任與〈西遊記>》，(《江漢論壇》1989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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