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八十萬禁軍何以不堪一擊

傳說中,北宋東京城中有「八十萬」禁軍,是趙匡胤打天下的底子,又傳說禁軍中人才輩出,個個都是英雄好漢。不過，也有人說禁軍還不如邊軍，戰鬥力低下，以致北宋在對外戰爭中連連敗北。北宋禁軍究竟怎麼樣？

禁軍的職責,是衛戍首都和對外作戰。那麼，大宋禁軍從何而來，在國家武裝力量中，又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呢？

自唐朝「安史之亂」後，中國一直處於藩鎮割據的混戰中。藩鎮權力很大，基礎卻只有一個—兵權。從唐中後期到五代十國的近兩百年間，大大小小的實權人物,都熱衷組建由自己直接掌控的「親軍」。

這種軍隊由招募而得的兵員構成，士兵為職業兵，除打仗外，不治別務，平日待遇優厚，戰時倚為主力，統兵將領更是堪稱主君心腹。趙匡胤本人在「黃袍加身」前，就是周世宗柴榮麾下最精銳的親軍「殿前司」的主將「殿前都點檢」。周世宗英年早逝,趙匡胤被部下擁立為帝後，正是以柴榮留下的親軍為「本錢」，四處征討，逐步統一全國的。

親軍「給力」，但如果繼續維持這一軍制，難保數年後不會有人再來一次「黃袍加身」。如何才能保證軍權不再旁落呢？

趙匡胤最終想到了方法：控制住軍權的兩個權力來源「人」和「財」。於是，新天子很快整編了全國軍隊，將有作戰能力的兵員都納入中央直屬軍隊之內，使之成為吃糧領餉、隨時供國家徵用的職業兵。新組建的軍隊，調動權歸樞密院，日常管理則由「三衙」—殿前都指揮使司（簡稱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簡稱馬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簡稱步司）負責，以確保調兵權和統兵權分開。

解決了人事問題，趙匡胤又開始改革軍隊後勤。他規定，軍隊從武器裝備到平日衣食，全部由國家財政負擔，同時，地方上設立直接對中央負責、專司財賦徵調運輸的各路轉運使。

這兩項制度相互配合，將地方的兵權、財權和政權一分為三，並把最關鍵的財權和兵權都握在了中央手裡，從而控制住了軍隊的生命線，使之真正成了完全由中央政權掌握的武裝力量。

為了在名稱上也彰顯所有權的唯一性,趙匡胤將這支新整編的正規軍命名為「禁軍」。「禁」，本意為「止」，因古代皇權至高無上，常人不得覬覦，所以，古人常以「禁」字指稱皇帝的專屬領域，如宮禁、禁苑、禁中等；而禁軍，顧名思義，就是只屬於皇帝的軍隊。

宋前，開封城已經是中原的政治中心，五代十國時期五個中原王朝中的四個—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均建都於此。但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卻並不很中意開封：地處平原，無山川之險屏障，萬一有變，很難組織防禦，不如洛陽或長安。

正因如此，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四月，趙匡胤出巡西京洛陽，一度打算直接留在洛陽不走了。然而，聽聞此言的大臣們卻紛紛反對。晉王趙光義「叩頭切諫」，宋太祖的老部下李懷忠也勸阻說，東京有汴渠之漕，每年從可從江、淮運來數百萬斛（音hú讀「胡」，1斛為10斗）米糧，禁軍幾十萬人，全靠這些糧食給養，如果遷都洛陽，糧食怎麼辦？

李懷忠的諫言,可謂點出了問題的關鍵：若居洛陽，軍隊的糧食如何供應？

為了確保中央權力的穩固，趙匡胤在宋初立下規定：全國二十萬禁軍，要按照「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的原則屯駐。宋時，每名士兵一天的口糧定額是兩升米（約合今2斤），「十萬餘」人，一天就需要兩千多石糧食，一年則接近一百萬石。如此巨大的消耗，當時任何一個州府都沒法單靠本地生產供給，必須從外地調糧。這就要求宋朝的國都必須處於交通便利之地。

在當時的中國北方，最能滿足這一要求的城市，就是汴梁（開封）。早在五代末，開封僅五丈河一渠的漕運量就已經達到了一百萬石，恰好符合宋太祖時期禁軍的年穀物供給量；宋朝統一天下後，統一疏浚南、北方運河河道成為可能，開封的漕運能力又得到進一步提升。

如果遷都到洛陽、長安，黃河水運不便，軍隊的後勤將沒法保證，勢必蹈唐朝後轍，被迫時常移駕「就食」他地。到時，趙匡胤的兵柄就多了一重旁落的可能性。

如此反覆權衡之後，宋太祖最終以「兵食為重」,服從了現實。

保證禁軍戰鬥力不受和平環境侵蝕，宋太祖可謂煞費苦心，例如，他設計了「更戍法」（指分駐京師與外地的軍隊輪換）的制度，甚至規定禁軍每月的軍糧必須自己搬運，但北宋禁軍的戰鬥力，還是自宋真宗在位末期開始走向了衰敗。

無仗可打，軍隊生活單調拘束，時間一長，軍紀弛廢、訓練敷衍、士卒逃亡，在所難免。禁軍素質下降的後果，很快隨著仁宗朝對西夏戰爭的爆發暴露無遺：當時被緊急派遣到邊境的京師禁軍，已經不會打仗，反而是就地招募的「土兵」驍勇善戰。

於是，陝西五路（今陝西、甘肅大部分地區）不得不大規模招募當地民眾入伍以禦敵。不過，新招募的兵員並不另立新軍，而是直接編入禁軍。如此一來，北宋一直堅持的「半在京師，半駐地方」的禁軍屯駐比例就難以維持了，陝西五路駐紮禁軍也即「西兵」，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迅速超過了京師禁軍，成了禁軍的絕對主力。

從仁宗朝開始的對西夏戰爭，加速了京師禁軍的衰敗，在「西軍」對西夏的一系列勝仗中，並在童貫等人的慫恿下，宋徽宗開始籌劃「聯金伐遼」。至於京師禁軍不堪大用的情況，宋徽宗也許是不了解，也許是有所耳聞但完全不以為意：因為他還有「西軍」。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燕京城南盧溝橋畔的一場大火，徹底燒毀了宋徽宗君臣的這一幻想。北宋的伐遼之戰，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荒唐的是，宋軍失敗後，宋徽宗君臣還在與金人討價還價，最終以每年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的「歲幣」之外，再增一百萬貫燕山府「代稅錢」的高昂代價，買回了燕京城。隨後，宋朝向新設立的燕山府派遣了一定數量的禁軍部隊戍守，同時大赦天下，彷彿是憑自家軍隊打下了燕京一樣。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年底，銳氣正盛的女真人分兵兩路攻宋，包圍了東京城。

此時，東京城內的禁軍，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應有「二百二十指揮」，即11萬人。但扣去宋徽宗時期近三分之一的缺額比例，再扣去京師諸軍出戍地方的損耗，真正可用以作戰的士兵，不過3萬多。

但即便如此，最終令東京城陷落的,也不是軍事失敗，而是宰相孫傅等人任用的妖道郭京和他的「六丁六甲神兵」。郭京吹牛大開城門，不擺兵陣擺法陣，這給久攻東京不下的金軍攻城提供了機會。

而目睹了這一場鬧劇全過程的禁軍將士，此時已經被朝廷的種種荒唐舉措耗盡了士氣，鬥志全無，以致金軍攻破外城時，「班直衛士與官軍雖排布如織，而無一人死敵，於是皆下城遁走」。

大宋王朝開國時的精銳之師，最終在漫天風雪中，與東京城一起，為自己的歷史畫上了一個不甚光彩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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