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說東北經濟，不如先看看張作霖怎麼治理東三省

經濟學家林毅夫團隊給吉林省經濟把脈，建議發展輕工業，引發了輿論的熱議，這不是經濟學家們給積重難返的東北經濟開的第一劑藥方，當然肯定也不是最後一劑，現實已然如此撲朔迷離，莫如先來看看歷史。

01

讓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

表格據《度支部清理財政處檔案》，原數據有湘平銀、羌錢、小銀元、銀元等眾多貨幣單位，為了讀者直觀理解，三解找了這個換算了單位的表格，想細緻了解的，請參閱韓祥《晚清財政規模估算問題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咱按照歲入排個前十名，分別是廣東、江寧、江蘇、直隸、湖北、奉天、四川、山東、浙江、河南。

光緒三十四年是公元1908年，江寧、江蘇都是江蘇省的地盤，一省之地4590萬兩歲入其實應該排第一，奉天（今遼寧）作為一省，其實在全國是排第四的，人口呢？

1911年，東三省全境人口為18,415,714，奉天為11,018,517，吉林為5,538,405，黑龍江為1,858,792。（據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

就同時期的宣統年間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來看，廣東省共有5,052,418戶，未報告口數，《清史稿·地理志》中有一數據為28,010,564人。

江蘇省含江寧、江蘇兩個行政區人口數為26,221,089。

湖北省含荊州八旗駐防人口數為27,646,651。

再排個順序，依次為：廣東、湖北、江蘇、奉天。

為什麼把這麼一堆枯燥的數據放在這裡？

因為做買賣講究個本錢，給你1萬塊本錢，存銀行1年都變2萬了，你賺了8000，那是你經營不善，如果給你10萬塊本錢，1年後變成了2萬，那就是折本了。

奉天一省，就是張作霖父子的本錢，在1916年張作霖正式取得奉天一省權力之前，這裡不是什麼一窮二白的荒蠻之地，而是全國少有的收支盈餘的財政大省，財政規模排在它前面的幾個省，人口規模都接近奉天的3倍。

這也是第一筆賬，人口賬。

電視劇《闖關東》劇照

東三省的人口，在晚清和民國出現了爆髮式的增長，關內移民"闖關東"絡繹不絕，是不是因為張氏父子的"德政"造成了這樣的後果呢？

事實並非如此。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據不完全統計，東北總人口為542萬，其中奉天為464萬，吉林為78萬。

參照一下宣統三年（1911年）的數據可知，13年間，東三省年均人口增長率約為9.862%；再看張氏父子統治東北時期，1930年的東北人口數為27,038,935，1911-1930年年均人口增長率約為2.042%；偽滿洲國時期結束後，1947年國民政府統計東北總人口為37,008,648，1930-1947年年均人口增長率約為1.863%。

可見，偽滿雖然為關內人闖關東設置了一定的障礙，移民規模並不比張氏父子統治時期小多少。

伴隨著移民激增的是東北農業經濟的爆發。

1914年到1930年間，東北耕地面積由1.34億畝增加到2.38億畝，增長了77.61%；糧食產量從1912年的300萬噸增長到1930年的1900萬噸，增長了533%；大豆出口額由1906年的90,290噸增長到1912年的661,064噸，到1927年已達1,603,240噸的規模，21年間增長了1600%。

必須指出的是，關外的黑土地，對於關內失地農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即使張氏父子什麼都不做，隨著荒地的開墾，熟地耕種勞動力的增加，其治下的經濟力量也在成倍提升。

簡言之，張作霖抓了一手好牌，怎麼打贏，就看牌手的手段了。

02

有意思的是，清朝滅亡、民國肇建，奉天一省的財政竟亂得一塌糊塗，自張作霖的恩主趙爾巽開始，就一直不斷地整頓財政，卻收效甚微，不得不說，官僚之中沒有最爛，只有更爛。

張作霖早年照片

1916年4月，張作霖主政奉天，財政困難已極：

除負外債一千萬元之外，每年尚虧二三百萬。（見陳裕光：《王永江整頓奉省財政之前前後後》，《吉林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

張作霖為此，任命王樹翰為財政廳長負責開源節流，一年後毫無起色，遂接受王樹翰辭呈。按照當時《盛京時報》（1917年5月25日）的報道：

財政已渝於不可收拾之境，每年收入計一千四百餘萬元，而四季度預算應有盈餘三百餘萬元，至決算結果不但毫無盈餘且虧短五百餘萬元。

這裡有個數據要注意，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的歲入還有1580.7萬兩，近10年之後，人口增長數百萬，貨幣單位換成了含銀僅7錢2分的銀元，總數還要少100多萬，原因何在？

1917年5月就任奉天省財政廳長的王永江幫我們挖出了答案。

王永江是遼寧金州人，為奉系財政體系改革立下汗馬功勞，民國史家傅斯年留下的《民國史》未完稿綱目中，他名列《循良傳》第一，是舉世公認的清廉幹吏。

不過王永江並非某些「大帥粉」所臆想的，是張作霖知人善用挖掘的人才，恰恰相反，倆人還因為做事有點過節。

早在1914年，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也是張作霖的乾爹）就賞識王永江的才華，想任命王為奉天民政司使（即民政局長），卻遭到張作霖的反對，其中原因竟是王永江從未給當時掌握奉天兵馬大權的「干殿下」張作霖送禮，於是，王永江憤而辭職，並留詩一首：

士元竟以酒糊塗，大耳如何慢鳳雛？才得荊襄寧志滿，英雄通病是輕儒！

直到1916年，張作霖在財政問題走投無路之下，才聽從袁金鎧的極力推薦，任用王永江。

王永江像

王永江上任伊始，就上下摸查，發現歷任財政廳長無不有中飽私囊、虧空公款的惡行，下屬各地的稅捐局長也多有沆瀣一氣者，王下手狠辣堅決，一經查實立即撤換。

結果是：

一時推稅之吏，皆股慄聽命。（金毓黻：《王永江別傳》）

翻譯過來就是，稅收系統的官員都嚇死了，哆哆嗦嗦地聽命，鐵腕手段治理貪腐，解決了人的問題，王永江開始大刀闊斧地整理稅收項目，把捐稅分開徵收，捐分出出產稅、豆稅、木植稅、糧貨稅，稅則包括契稅、礦稅、煙稅、酒稅，前者側重農業出產，後者側重工商消費，清晰明了，這還只算是小手筆。

真正的大文章卻是清丈土地。當時東北的地盤上，有皇莊、有旗地，還有民墾的民田，尤其是清朝數百年積累下來的旗地，盤根錯節，隱匿賦稅，等到民國建立前後，地方統治混亂，更給了豪強們可乘之機。

1916年，奉天在冊田畝數為534,843畝，王永江開刀之後，1918年，田畝數增加到585,538畝，等於是2年間挖出來10%，這就完了嗎？

沒有，到1919年清丈結果公布，總數為1,950,134畝，這個數字是改革前的近4倍。

《張作霖別傳》中說：

永江理財無他才，唯剔中飽節冗費。

開源之際，仍有節流，一方面王永江提議裁撤機關文職；一方面又提議撤除全省保安團，僅此一項即節約經費178萬餘元；不僅如此，為了加強對地方財政支出的監督，王永江還決定派出省議會議員到各地檢查地方財政款項，防止挪用濫用。

一系列組合拳打下來，奉天省財政情況持續好轉，1918年度收入1562萬餘元，支出1211萬元，盈餘350餘萬元；1919年年度收入1576萬餘元，支出1147萬元，盈餘428萬元，到1920年底，奉天不但還清了內外債，庫存結餘還有1100多萬元。

所謂：

曾不三載，府庫充溢。

一把難得好牌，老粗牌手知道讓賢，讓懂行、清廉的牌手來打，自然欣欣向榮，尤其是王永江對吏治的整飭和對於監督手段的運用，不止對當時有意義，對於今時今日，也有參考價值。

然而，該說然而了。

邊業銀行發行的1元紙幣。左下角哈爾濱三字右側就是著名的「天良」戳，也就是印章有「天良」二字。張作霖當年看過票樣後就說：「咱們發票，他媽的是憑天良，不能坑人，票子上要蓋上『天良』戳子。」所以早期「邊業票」是可以通過這個紅黑戳子識別的。

03

張作霖在1921年12月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孟祿談話時說：

我張作霖是毫無野心。我的惟一志向，就是把國家治理好好的，使能立於世界國家之林。乃外人不察，動謂我有什麼什麼野心；又說我要復辟，那全是報紙放屁……報紙上的渾謅胡扯，不可聽信。

這番信誓旦旦之後5個月，1922年4月，張作霖出動12萬大軍進攻吳佩孚，結果大敗虧輸，逃出關外，宣布東三省獨立、自治。

此後的這個階段，王永江出任奉天代省長、財政廳長，終於大展拳腳。

實業方面，1923年耗費巨資開辦了奉天紡織廠、呼蘭糖廠、弓長嶺鐵礦等實業，同期大力發展教育，1922年頒布《奉省新學制大綱》，政府撥款成立一大批中等職業學校，次年，成立東北大學，撥付380萬元開設實習實驗工廠。

《奉天通志》記載，在王永江代省長期間，奉天教育投入逐年上升，1923年為44萬，1925年為47萬，1926年投入52萬，這組數據卻也反襯了一個問題。

看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看他的漂亮話，而要看他做的漂亮事。

此前有媒體報道，張作霖於1916年10月28日，曾訓令各道尹重申省令，嚴責各縣知事增加教育經費，要求各縣每年的教育經費務佔全縣歲出總數的40％，如果此令一直得到嚴格執行，那麼反推一下，奉天一省的地方總支出應該有多少錢？不到100萬元？

事實上，1923年奉天一省的財政收入總計為3340萬元，支出分兩大項，一為行政費480萬，一為軍事費2040萬，盈餘820萬元。

到1924年，奉天財政盈餘則達1640萬元。

奉天的財政一下子闊起來了，盈餘都超過1916年全年收入了，這還不是建設成就嗎？

還真不是王永江建設的作用，而是東三省自治之後，截留了原本應繳中央的鹽稅和山海關至奉天的鐵路收入，總數有1000多萬元。

對了，在這個時期，人們最津津樂道的重工業建設成就也出來了，東三省兵工廠。

九一八事變前夕，東三省兵工廠正在製造的240毫米口徑巨炮半成品

1922年張作霖第一次直奉戰爭戰敗，將奉天軍械廠改稱東三省兵工廠，開建槍、炮、炮彈三廠，由丹麥文德公司承建，經費直屬張作霖公署，不足則追加。

1925年楊宇霆任督辦，又派德國技師赴德購買機器，此後幾經擴建，到1928年規模數倍於前，有機器8000餘部，職工36000人（廠長陳修和解放後回憶為26000人），槍管鋼、炮身鋼均能實現國產，年產各式步槍6萬多支，輕重機槍1000多挺，野炮、山炮、重炮共150門，槍彈1-1.8億發，各式炮彈20多萬發，以及大量的炸藥等。

東三省兵工廠在舊中國各兵工廠中，以1922年建設的炮廠成就最為突出。該廠以民國年號為標識，仿照日本"三八"式，製成"民14式"160毫米重榴彈炮，射程達5900米。還曾試造兩門口徑為240毫米的榴彈巨炮，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而停止。

這個巨大的軍工聯合體，到九一八事變前已經耗資5億元，僅剛剛開辦的1924年，全年經費即達5,010,974元，到1926年，按照王永江的說法，經費已經達到了2300萬元。

換句話說，僅1926年的奉天兵工廠經費，就相當於1924年奉天全省的總支出，而且工廠一直在擴建，哪怕是奉系軍閥不入關爭霸，把所有軍費都省下來，最後也養不起這個巨大的國有重工業聯合體。

更何況，身懷利器殺心自起，志得意滿的張作霖會不想著逐鹿中原？

1923年，奉天的軍費支出每月增為170萬元，僅第二次直奉戰爭就向三省人民攤派4800萬元。整個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支出，據外媒報道，達到奉大洋1.5億元。

到1926年前後，忙於逐鹿中原的張作霖伸手要的軍費已經達到每月現洋750萬元，每年約需9000萬元的地步，僅攤派到奉天一省頭上的軍費，就包括兵工廠經費2300萬、經常軍事費用1800萬、張作霖個人機密雜費1000萬，合計5100萬元，而奉天全年歲入才3300萬，政府手裡沒錢，只能濫發奉票，金融緊迫萬分，幾於崩潰。

為了承受快速增長的戰費，財政上只能不斷加稅。

1924年，奉省各種稅率增加1至7成，全年僅增稅一項即達2200萬元。1926年時，吉林又增稅二成，黑龍江省增稅一至十成。（王鴻賓：《張作霖和奉系軍閥》）

《盛京時報》1930年12月5日的報道稱：

農民繳納捐稅"在一九二三年間時是每垧二元，但是現在即已增加到四元上下了。

農業稅翻番，不過，考慮到奉票通貨膨脹的因素，這個漲幅還不算高。

東三省官銀號發行的匯兌券，俗稱「奉票」

04

嚴格地說，東三省官銀號的匯兌券只是奉票的一種，因為當時在奉天有資格發行貨幣的官方金融機構有東三省官銀號、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奉天公濟平市錢號，共發32種紙幣，只不過東三省官銀號發行量佔據絕對多數。

奉票的總發行額年年攀升，1916年底為1508萬元，1922年底為3600萬元，1924年11月為22328萬元，1925年為51372萬元，到1928 年更是狂增到130億元。

1912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兌換奉票120元，王永江1917年臨危受命，大膽進行金融改革後，奉票日漸堅挺，1918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兌換97元，1919年更降至93元。

此後，隨著張作霖的爭霸戰爭開始，100元日本金票兌換奉票到1926年已升至359元，1927年為957元，1928年更暴增至2,510元，此後每年均翻一番，1930年為10,057元，到1931年，已達到13,483元。（1931年滿鐵情報機構滿蒙調查科《對奉天貨幣的調查》）

奉票是一種銀本位貨幣，面額為銀元，所以紙幣名稱如上述官銀號發行的是「匯兌券」，也就是持票兌換銀元的憑證，類似於今天的港幣，上面也寫著「憑票即付」字樣，這就意味著奉票的發行機構有義務兌換「大洋」出來。

然而，奉系金融機構在1928年時，手中當然沒有130億銀元，這個數目就算是全中國的金融機構都湊起來，也湊不出來，因此，除了一部分銀元實物的準備金之外，奉票的貨幣信用其實是靠「日本金票」支撐的。

在張作霖父子治下，東北的主要出口商品就是大豆三品，即大豆、豆粕、豆油，而這些商品的出口港口，先是俄國的海參崴為大宗，後在日本滿鐵的一系列操作下，爭取到絕大部分的份額落在大連港。

大豆三品出口貿易基本是日本人壟斷，大豆三品經過東三省官銀號貸款扶持下的糧棧（多為奉系權貴投資）收儲，經中東路、南滿路運至大連港出口，結算所得，就是「日本金票」，一種由日本「朝鮮銀行」1917年發行的「虛金本位紙幣」，又稱「朝鮮銀行券」，它不是金幣兌換券，而是日元兌換券，而日元才可以在日本的銀行里兌換黃金。

1919年朝鮮銀行發行的百元「金票」

兜了一圈，其實能夠兌換黃金的「日元」才是奉票的信用保障基礎，只不過在奉系的手裡握著的是一堆「日元兌換券」，所以，說什麼奉系軍閥維護主權根本就是「夢話」，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們可能連什麼是「主權」都搞不明白，何談維護？

拿1921年100金票換139元奉票的標準來比1930年，奉票貶值7100%，農民的稅負才漲了100%，看起來夠厚道了，問題是，張氏政權還規定糧食，尤其是大豆收儲必須使用奉票結算，這個商品化的過程，里外里農民還是得被拔掉一層皮。

被扒掉皮的何止是農民。

1919-1923年間，東北全境有油坊115家，到1930年只剩下30家，奉天一省有油坊50多家，1927年即倒閉3/5，當年僅3個月間，奉天城（今瀋陽）內就有400多家商戶倒閉。

再看看奉天城（瀋陽）內的物價。

據宋一夫著《張作霖在東北》一書中記錄的1924年8月到1926年6月10日的物價變化：

白米，漲幅為158%；高粱，漲幅為140%；麵粉，漲幅為209%；豬肉漲幅為291%。

可以說，無論是金融還是實業，或是農業墾荒，1926年都成為整個奉系集團財政、經濟的節點，回天乏術的王永江再也支撐不下去，先逃後奏地向張作霖提出了辭呈。

在辭職信中，王永江提醒張作霖：

今金融為軍事牽動，竟出常軌之外，而戰事又無時可息，則數年所期望之大政，必無所資以進行可知也。

張作霖覽信之後，並未做出息兵罷戰的承諾，至此，王永江的改革和建設完全化為泡影，就此隱居金州，不再復出。張作霖對此耿耿於懷，多次對人說：

郭松齡以槍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筆杆子伐我。

說到此處，再回想張學良晚年接受採訪時與記者的對話：

張學良："東北老百姓一直懷念我們張家父子，因為，我張家父子從不刮地皮。"

記者："那錢從哪裡來呢？"

張學良："糧食豐收時大量收購，冬天再高價賣出去。"

記者："那收購的資金從哪裡來？"

張學良："從官銀號撥用。"

記者沒問的話，我們補一句，要是官銀號的票子71元只能當1元用了呢？

不刮地皮改明搶了唄！

《少帥》劇照，劇中的張作霖

05

張作霖在當代人眼裡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軍閥，換句話說，特別會說漂亮話。

這個手藝，土匪鬍子是沒有的，因為他們都是搶劫、綁票，用刀子說話，只有鏢局、保險隊這種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職業，才必備一張抹了蜜的嘴，否則三山五嶽一路拼過去，自家有多少本錢也被成百上千的山大王們打光了。

推而廣之，這個形象塑造非常重要。

余世存在《大民小國》中描繪了這樣一個愛民如子的軍閥形象：

張作霖多次說，不要想著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頭來，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張學良做口述史時，明確說："我和我父親從來不刮地皮。"帥府的大青樓建成後，張作霖親自在樓前的假山石壁上寫了"天理人心"四個大字，以使自己每天進院抬頭就能看見這四個字。邊業銀行（奉系控制之下的商業銀行）開業，張作霖在發行的鈔票上印了"天良"二字，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辦事要對得起良心。

不過有意思的是，張作霖嘴上說不糊弄老百姓，在1928年就任陸海軍大元帥，成了北洋最後一位國家元首後，召集政府近千名官員到中南海懷仁堂聽他訓話：

人家都說我張作霖有錢，其實我哪裡有多少錢呢？你們大家打聽去，哪個外國銀行有我張作霖存的錢？哪個外國租界里有我張作霖蓋的樓房？我他媽拉個巴子，便宜也便宜中國人，我不能便宜外國人。（來源同上書）

張大英雄有多少錢還得掰扯掰扯，可租界里蓋的樓房，現在可是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終究是跑不了的。

這棟房子是張作霖四夫人許澍暘在天津的舊居

該洋樓始建於1926年，也就是張作霖說自己在租界沒有房子的前2年，由著名建築師沈理源設計，坐落在英租界香港道（今和平區睦南道11號，曾為團市委辦公樓，現為天津市和平區文物保護單位），三層磚木結構洋樓猶在，張大元帥這睜眼瞎話說得高明。

再往前翻翻篇，1921年張作霖和美國教授孟祿對談時，也談到過自己的"兩袖清風"：

中國大病，在官鬍子太多……現在是上下交征（爭）利，思之痛心，言之髮指。作督軍省長或作什麼總長督外的，哪一個不是作二三年官，便稱幾百萬，幾千萬，他們哪來那個錢，還不是小民的。這些人都是官鬍子，都該殺，連我也在內。

但我的錢，每月東院一千六（指省長薪金）；西院一千八（指督軍薪金），這幾年共集（積）有五百萬。全在官銀號存儲，分文未動。

……我不是吹，只要你對人民有信用，人民自然願服從你。

天理人心+天良+信用，這麼賭咒發誓，那麼，張作霖到底撒謊了沒有？

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視日報》所列財產表顯示，北洋時期的71個官僚軍閥要人私產總額達63000萬元，而張作霖個人獨佔5000萬，高居榜首。

張學良晚年回憶說：

"你要知道我在東北的家產有多大，我沒講過。我在那個時候的錢，雖然不能說稱億吧，反正我有五六千萬家產。"（《張學良口述歷史》）

1925年底，郭松齡反奉時，日本人對於張作霖的財產極為關切，在《滿洲報》上公布出幾組數據：

查得張作霖於奉天以外所存之現款，即朝鮮銀行四百萬，正金銀行二百萬，又在天津一千萬，上海滙豐銀行一千萬。（《滿洲報》1925年12月3日，見魏明：《張作霖經濟活動評述》，《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3期）

以上披露出來的外國銀行存款加起來已有2600萬元，日本的銀行、英國的銀行都存了，不過人家張作霖也不傻，投資存款基本不用自己名字，而是用他的堂名——三舍堂，以及親屬的名義，用的最多的就是張學良……

再看張家其他的財產，據1949年瀋陽市房產局戶籍科的不完全統計，僅瀋陽市內的張家房產就有樓房10餘處，平房409間。

更值錢的是田地，張作霖在北鎮有土地1100餘垧，在黑山有土地500餘垧，在通遼西有荒地12.6萬垧，在遼河岸邊有荒地4.5萬垧，在黑龍江一面坡有地近2萬垧。上世紀20年代，東北北部地區交通條件好、土質肥沃的土地，市價每垧均在50元以上，以最低50元計算，這20萬垧土地即價值1000萬元。

1988年新年的張學良

工商實業上，張家在東北各地開設了三畲連鎖商號，行業涉及糧棧、油坊、典當行、軍需品等，分布範圍則遍布東三省，大大小小有幾十家之多。

另外，張作霖還先後以自己或張學良的名義投資煤礦9處，金、錳、鐵等礦物公司10處，投資或入股的紗廠、輪船公司等工商企業有16家。同時，張作霖還在奉天、吉林等地開辦銀行、錢莊等，不僅可以控制東北貨幣的上市和流通，還可以單獨印製鈔票。

還記得上文中談到1926年之後東北工商業大面積倒閉的情況吧，這些"官商"自然不會倒，倒到最後，留下的，恐怕也只有這些"官商"了。

上述這些都是說不清楚總價的投資，大帥府的金銀細軟能到什麼程度呢？

1925年郭松齡反奉，張作霖準備難逃大連，送日本南滿站貨棧暫存的金銀珠寶，用汽車拉，總共來了27輛。

1931年9月19日，日軍佔領瀋陽後，從張學良官邸（大帥府）搜出黃金八萬條運往東京，每條重二斤，記256萬兩，價值華幣達26000萬元。（以上見曲香昆：《學者首次披露：日軍拍賣張作霖財產細節》，《華商晨報》2013年2月3日）

用今人某些俗論來說，貪官只要幹事，摟點就摟點吧，可這個規模恐怕不算一"點"，咱再回憶下前文王永江嘔心瀝血搞財政改革，1926年奉天一省的年財政收入不過3300萬，張大帥一家子這時在外國銀行的存款就有2600萬……都夠東三省兵工廠30000職工1年經費了。

至於"少帥"1931年丟掉的私產浮財，就已經夠建半個東三省兵工廠，當年整個中國的財政收入只有7.16億元，他自己家一下子扔掉了全國財政收入的1/3，富可敵國絕非虛言。

"愛民如子"到了張氏父子這個地步，還有人叫好，中國人對於公眾人物的漂亮話到底得有多痴迷呢？

在這樣的背景下搞「建設」，我也只能呵呵了。

（下期看看反響，如果反響不錯的話，我準備繼續聊聊日本人對東北的「建設」，所以，多轉發，多點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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