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拍出了中國導演不敢拍的故事

今年6月份的上海電影節，金爵獎被波蘭導演馬切伊·佩普日察捧走，而成就他的作品，就是這部《我是殺人犯》。

與那部2012年韓國犯罪片相比，本片實在沒什麼名氣，國內影迷對東歐電影也並不感冒。但比起同類犯罪片的聲嘶力竭，本片要高明太多，把思考的空間留給觀眾，是非對錯由觀眾自己判斷，要深刻的多。

回到40年前，波蘭。

卡托維茲市民沉浸在勞動節的歡呼中，一宗命案打破了節日的氣氛。

死者女性，下身衣服被扯破，致命傷來自頭部的鈍器重擊。

這已經是本市第九名女性被害了，兇手製造強姦現場，但屍檢報告顯示女性並未遭到性侵。

這名死者，不簡單。

她的身份是波蘭工黨第一書記的侄女。

最最要命的是，兇手屢次行兇後都會挑釁警方，稱接下來會死更多的人。

1977年的波蘭處在蘇聯陣營，社會主義國家決不允許連環殺人魔存在。

於是，刑事案件升級成為政治任務。

接下這個燙手山芋的，是少尉雅努什，原本默默無聞的他最初是拒絕的，但拒絕的結果很可能丟掉飯碗，而偵破案件的獎賞卻是升職加薪，沒辦法，硬著頭皮上吧。

但殺人犯的反偵察能力非常強。每次作案，現場不會留下任何痕迹，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兇殺地點完全沒規律。

警察唯一能找到的是一個42碼的腳印。

可這仍改變不了案件走進死胡同的事實，雅努什開始「不走尋常路」，給領導和民眾製造大刀闊斧的假象。

比如，利用計算機技術，用篩選法鎖定嫌疑人。

比如，轉型UGC模式，懸賞100萬鼓勵市民提供線索。

甚至開始「釣魚執法」，讓同事假扮女性走夜路，引嫌疑人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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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並卵，回應他努力的還是一具具女屍，12位女性被害手法相同。

案件偵破再次陷入泥潭。

在一次醉酒後，雅努什突發奇想，公園女屍案的現場群眾有沒有可能與計算機篩選出來的名字重合呢？如果有，那追查範圍就會小很多。

果然，他鎖定了一個「大鬍子」男性卡拉斯基。

經過調查，案情簡直撥雲見日。

大鬍子的作案動機充足：此人膀大腰圓、有過安保從業經驗；被戴過綠帽子經常家暴；仇視女性。

最讓人懷疑的是，12名女屍之一就是大鬍子的鄰居，而事發後大鬍子就搬家了。

毫無懸念的，大鬍子的鞋碼剛好是42。

一切推斷都顯示大鬍子就是兇手，警方迅速抓捕了他。

大鬍子倒也鎮定，你說我有動機可以，但讓我認罪的證據在哪兒？

人證？

有！雅努什用百萬賞金做誘餌，從大鬍子妻子嘴中套出「燒鞋毀證據」的證詞。

物證？

也有！警方從大鬍子家中搜出很像兇器的鐵棍。

但人證物證都不足夠證明大鬍子就是兇手。

妻子的證詞，不過是為了賞金而說的謊話；況且大鬍子燒的鞋子與案發現場材質不同；鐵棍上也並沒有大鬍子的指紋。

因此，大鬍子與兇手只能用約等號連接。

案件第三次陷入僵局，而雅努什的壓力卻越來越大，局長一心想著邀功，絕不會碰這爛攤子，而結案日期一天天縮近。

群眾的情緒無比高漲，他們認為兇犯落網，社會治安恢復，雅努什承受著「超級英雄」般的仰慕。

除了虛名，雅努什的物質精神生活都有明顯提升，第一書記獎勵他彩電，迷妹隨便聊兩句就能上床。

大鬍子到底是不是兇手，雅努什並不確定。

但在財色的誘惑面前，他向真理妥協了。

正如那句兒歌：小老鼠，上高台，偷油吃，下不來。

雅努什就像那隻小老鼠，掉進蜜罐里把自己撐大，卻再也逃不出沼澤。

與慾望相反的是，良知正在一點點泯滅。

大鬍子被拘留後，警方又一次收到了「真兇」的挑釁信，但雅努什此刻已經逐漸失控，他告訴大家，信件是不法分子為捉弄警察偽造的。

良心被利益蒙蔽後，雅努什還人為製造證據，把所有矛頭指向大鬍子。比如教鄰居偽造證詞，比如私刑逼供大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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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大鬍子成了雅努什慾望的犧牲品，電影並沒有給出反轉，在破亂的車間被絞死了，死前二人對視，雅努什已經完全沒有自責的情緒了。

電影名《我是殺人犯》此刻有了第二層含義：雅努什親手殺死了一個「假」兇手。

電影最後一幕，陞官發福的雅努什，來到當地專門為紀念此案建造的展覽館，在眾人的簇擁下剪綵。

他來到玻璃櫃前，看著柜子里根據大鬍子的臉做出的模型。

大鬍子作為「反面教材」被人們唾棄著，而與雅努什對視、重合後，把這些罪惡如數奉還給兇手雅努什。

《我是殺人犯》如果看第二遍，則能看出更多內涵。

比如這個模型，早在片頭就出現過。

電影畫面是工作的建模師和日子所剩無幾的大鬍子，配音卻是1977年波蘭的現代化成果播報。這裡是《我是殺人犯》的第三層含義：害死大鬍子的不只是喪良心的雅努什，還有人吃人的社會環境。

與《殺人回憶》相同，本片同樣取材於真實事件。試想，連續作案12起的殺人犯就潛伏在你身旁，人心怎麼可能不惶恐？

細心的朋友可以從角落裡感受到影片營造的「白色恐怖」，導演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抗。

比如直截了當地攻擊政體——

「Socialism is red like blood」翻譯絕非「紅色獻血」

比如嘲諷體制內的官員濫用權力——

比如批判打著民主共和旗號大搞特務機構的前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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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歷史，可以發現1977年的波蘭完全為蘇聯馬首是瞻，深受軍工主義和個人崇拜影響。雅努什在案件中的地位，恰似波蘭與蘇聯的關係：最先兢兢業業，之後為了定案，不惜以各種卑劣手段製作偽證。他可以和同事們並肩作戰，也可以因為權力，排斥異己，直到最後迷失自我。

正是在內外雙重壓力下，雅努什代表的波蘭，開始了迷茫期。

電影結尾處，雅努什的兒子在與爸爸的掰手腕較量中，終於贏得了一局，這也是影片很儀式化的一幕：荒唐終將被理性取代。

從這個角度而言，《我是殺人犯》其實是在驚醒世人憶苦思甜。

最後聊兩句波蘭電影。

除了影史豐碑基耶斯洛夫斯基和號稱波蘭電影之父的安傑依·瓦伊達，近些年也有不少當代電影開始走進影迷的視野，相比於國內，波蘭電影的創作空間要稍大。既有種族探討的《修女艾達》和今年大火的反戰片《沃倫》，也有生活流和尋求認同感的《我是》，整體給人的感受似乎並不輕盈。

他們擅長以小見大，用當今的小人物去反思時代和社會的問題，冷色調的熒幕中夾雜著些許神秘主義，隨著觀眾對超級英雄越來越審美疲勞，相信波蘭電影在國內總會撥雲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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