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來日方長並不長！

美文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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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在大學裡當班主任的時候，有一個周末的晚上給學生點名，一不小心就把腳崴了。去宣武醫院一檢查，右踝兩根骨頭骨折了。

骨科張主任帶著醫生來檢查的時候，對我說：「你的腳可以用保守療法，也可以開刀。用保守療法，可以少受點兒罪，但會有後遺症，以後關節可能會鬆動。」

「為了不留後患，您還是給我開刀吧。」我說。

他有些詫異地看著我：「那誰簽手術同意書？得等你家人來。」

「不用等了，我自己簽。」

簽完字後，骨科主任對醫生說：「調下我的班，這個姑娘的手術我來做。」

這位張主任的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細長而舒展，那是我記憶中最漂亮的男人的手。我對他說：「張主任，你的手不彈鋼琴太可惜了。」他笑：「所以我拿手術刀。」

手術做完後，我住院的那個星期都是張主任在值班。他每天都會來看我，站著和我閑聊幾句。

張主任說：「我給你打了兩個釘子，可以讓兩根骨頭長得就像沒斷過一樣。但是你要記得，一年後再找我做手術，把釘子取出來。」

忙忙碌碌之間，一晃三年就過去了。張主任一直在提醒我：「得趕緊做手術了，把釘子取出來。」有一次，他去我家聊天，對我說：「下次我給你帶一棵巴西木吧，房子里不能沒有植物。」離開的時候，我送他出去，忽然他又推開門，探進身來說了一句：「你這次回來，我就給你取釘子，不然就來不及了。」那段時間我太忙了，一直在出差。我還尋思：「取釘子有什麼來不及的？又不會長銹。」然後，我就出差去南京了。

當時，我父親在宣武醫院住院。四天後，我從南京回來，就去醫院看望爸爸。

吃飯的時候，爸爸欲言又止：「我跟你說件事。」媽媽馬上打岔：「你趕緊吃飯，孩子剛回來。」後來，爸爸又想停下來說話。媽媽說：「你讓孩子歇口氣。」後來，爸爸沒加鋪墊，一邊吃飯一邊說：「骨科張主任殉職了。」我當時完全驚呆了。

那一天，我在病房沒有多說話。出門過馬路的時候，夕陽西下，不遠處國華商場門口熙熙攘攘，在交錯的車流中，我一個人推著車站在馬路中間，一瞬間痛哭失聲。車水馬龍都在暮色里顯得模糊不清，那一刻我清晰地明白了一個道理：

來日方長並不長！

1993年，我為了寫報告文學《中國公交憂思錄》一書，走訪了中國十幾個城市考察公交系統。南京當時是全國公交系統的一個典範，所以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南京。

當時是夏天，南京的天氣像火爐一樣炙熱。我找到南京公交總公司，黨委書記姓張，是一名複員軍人，性格非常豪爽，晚飯一上桌就要拉著我喝酒。兩杯下去，我暈乎乎的時候，總經理耿耿進來了。儒雅的耿總和我握手。然後坐下來，攔住了給我敬酒的人們，靜靜地和我聊天。他說：「明天我陪你去坐南京的公交車。現在，南京市民出門，去任何地方倒兩趟車之內都能到達，而且等車都不超過五分鐘。」

那幾天，耿總帶著我去了好些有名的和無名的古迹，烏衣巷、朱雀橋、秦淮河、清涼寺……每走過一座門或者一座樓，他都念叨著歷史、文學的典故，那「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的胭脂井，那「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的台城城牆。那一個盛夏，六朝金粉的古都滄海桑田的幻化，在一位長者的引領下，清晰地與我青春的記憶結緣。

按照計劃，我本來應該在南京採訪兩天，結果卻待了將近一個星期。我向耿總道別：「我必須要走了，要不然採訪行程就全耽誤了。」耿總說：「還有最後一個地方要帶你去，南唐二主陵。很近，開車用不了多長時間。」我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女時代就愛抄李後主的詞，但當時實在沒有時間了，只好與耿總相約：下一次，我們直接去看南唐二主陵。

就在我再去南京的那一年春節，他打電話過來拜年：「你很久沒來南京了，南唐二主陵你還沒去看呢，今年咱們一定去。」

骨科張主任去世的那幾天，正好我又出差去南京。一到賓館，我就往公交公司總機打了一個電話：「請問是公交公司嗎？我找耿總。」

接電話的總機姑娘接得很快：「您還不知道啊，耿總去世一個星期了，肺癌。」

我在那一瞬間呆住了：怎麼會？！春節的時候他還跟我通過電話呢！

張主任和耿總，都是我生命中遇見的交往並不太深的人，但恰恰是他們讓我學會了珍惜緣分，因為錯過了可能就不會再來。張主任給我打下去的釘子，卻沒有親手取出來；耿總帶我遊歷了南京那麼多地方，但是我最想去的南唐二主陵卻一直沒有去成。很多時候，我們都以為來日方長，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尼一直想學習《廣陵散》，我以為來日方長，一直執意不肯教他，而今我這一走，《廣陵散》從此絕矣。

生命來來往往，我們以為擁有得很牢靠的事情，在無常中可能一瞬間就永遠消逝了。哪怕是一些陌生人，他們都會讓你覺得，有些心愿一旦錯過，可能就萬劫不復，永不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