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沉浮之崇禎皇帝下
唐太宗李世民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崇禎皇帝雖然並非聖君，不過也絕不是昏君。他的性格註定了他缺乏主見，他的位置註定了他多疑善變。他雖然有很強的責任感也有偉大的抱負，然而他的資質一般，並不具備實現他偉大理想的才能，因此無法改變他即位之初就面臨的困境，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焦慮、操勞之下，大明帝國的嚴峻情況沒有得到絲毫有效改變，也令這位最勤政的皇帝變得更加迷惘、多疑、善變、嚴苛。《明史》對此的評價是：「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至於有人說崇禎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對此並不敢苟同。崇禎面臨的是一個持續多年的亂世，朝廷上大多數的大臣不是貪污腐敗就是夸夸其談或者是平庸無能，這種局面如何改變？幻想著以教化、恩德慢慢改變是不現實的，只有以霹靂手段加以整肅。殊不知，在政治上不是殺一個人而是移去一個障礙物。（大仲馬語）在我們中國也有這樣一句話：治亂世用重典，諸葛亮治蜀也採用的是嚴苛的律法。因此，並不能以此來論斷一個人是否冷酷、殘忍。有的時候，是為了「殺一儆百」，有的時候是為了「殺雞給猴看」。在古代封建社會，是沒有「人道主義」一詞的，也沒有「安樂死」一說的。之所以古代有那麼多種刑法，並非古人嗜血、變態，而是想藉此立威而已。
崇禎皇帝不是沒有機會成為「中興之主」，但是都失之交臂，這期間既有他個人的原因也有臣子的原因。為了剿滅農民軍，崇禎先是起用主張安撫的楊鶴，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昭，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而崇禎用人存疑，以至於功虧一簣。在與後金的戰爭中，他又中了後金的反間計，殺了薊遼督師袁崇煥，導致朝中再無能人可領兵抵抗後金的入侵，可以說自毀長城。
以當時明帝國的國力，根本無力支撐兩線作戰，朝廷大臣也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皇帝開始是想與後金議和的，但是又不敢公然表示，於是在左右為難之間不得不選擇了主戰派。在選擇了主戰派以後，崇禎又並不放心帶兵的將領，總是疑神疑鬼，處處掣肘。最終的結果是，對後金的幾次戰役都以明朝的失敗而告終，農民軍也死灰復燃、來勢洶洶。在盧象升戰死，洪承疇投降後，崇禎既無力阻止滿清南下，也無力阻止農民軍北上，只有在北京坐等城破。1642年，松山、錦州失守後，崇禎又準備暗地和滿清議和，可是被兵部尚書陳新甲泄露，不得不斬殺陳新甲放棄議和。
清算了魏忠賢的閹黨以後，崇禎開始起用了一批受迫害的東林黨人。東林黨也有不少沽名釣譽、尸位素餐的人，期間也不乏偽君子、假道學。他們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卻是毫無章法；他們人前一套，人後又是一套。國家並沒有因此得到有效轉變，臃腫的文官系統導致效率低下、貪腐成風。官員之間不是爭相去做實事，而是勾心鬥角、爭權奪利，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之中。崇禎既不放心武將，也不放心文官。在位17年間，更換了14個兵部尚書，改組了54個內閣。急功近利或者說心急如焚的他既不相信有能力的也不滿意沒能力的，到最後導致無人可用。袞袞諸公，都如同行屍走肉一般！崇禎皇帝清算了魏忠賢的閹黨，卻又在多疑的性格驅使下打造了自己的「閹黨」，宦官與文官之間相互傾軋，國事越發不可收拾。
龐大的官僚體系，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耗費財力。崇禎皇帝曾經有過裁撤的舉措，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精簡機構」或者說「精兵簡政」。然而，他裁撤的對象不是帝國冗腫的中、高層官僚，而是面對的底層官員。一些底層官員喪失生計以後，不得不鋌而走險，如李自成原本就是銀川的一名驛卒，而底層官員的缺乏也直接導致了政府無法有力的掌控地方局勢。
此外，貪污成風，臣富君窮，崇禎對此無計可施。一方面，貪污導致大量的國家財富被私人據為己有，另一方面，貪污也加劇了政府和民眾的關係惡化。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在大內府庫里只發現了黃金17萬兩，白銀13萬兩。而在北京抄家竟然抄出了7000多萬兩白銀。7000多萬兩白銀是個什麼概念？崇禎在位十多年，多次加餉攤派，也不過從民間得了不到2000萬兩。而這7000多萬兩白銀，絕大多數是出自於北京城的那些官吏、權貴。想想崇禎皇帝確實很可憐，也確實無能。放著這麼多的貪污犯不去查辦不去抄家，卻偏偏只盯著窮苦百姓不斷的攤派「三餉」（遼餉、練餉、剿餉），最終導致民心渙散，國破人亡。這或許是我們俗話說的「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吧。崇禎皇帝有一次為軍隊籌餉，要求百官捐款，官員們都說自己很窮，大多數只有幾十兩幾百兩，最高的一筆也就2萬兩。而李自成卻從大學士陳演家中發現了數萬兩白銀！大太監曹化淳一次性獻給李自成5萬兩白銀！一兩個這樣的官員不足以亡國，但是大多數是這樣的官員則必定亡國。
經過萬曆皇帝的多年折騰，又經過天啟皇帝的胡作非為，到崇禎皇帝的時候，大明帝國虛有其表。崇禎皇帝即位之初，北方大旱，政府無力撫恤，民不聊生。又要和後金作戰，國庫更加空虛，不得已加餉攤派。而攤派又沒有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只是針對於貧苦百姓，於是愈加讓北方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百姓毫無活路，只有紛紛造反。17年的時間，崇禎既不能打敗後金又不能剿滅起義更不能改善民生還不能遏制貪腐，國家陷入連年征戰的困境當中。崇禎15年，農民軍起義已經十多年了，從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縱橫數千里之間，白骨滿地，人煙斷絕，行人稀少。崇禎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京覲見，徐標說：「臣從江淮而來，數千里地內蕩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僅存四周圍牆，一眼望去都是雜草叢生，聽不見雞鳴狗叫。看不見一個耕田種地之人，像這樣陛下將怎麼治理天下呢？」（《明史》：「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至此，大一統的明帝國滅亡已經註定。
崇禎皇帝在施政上有諸多過失，但是後人卻普遍同情憐憫他，這種情況在歷代亡國之君中是很少見的。我想清代張岱的話最能道出個中原由：「古來亡國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慮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當然，崇禎帝並非中興之主，也並非令主，但他確實是一位勤政廉政有很強責任感和偉大抱負的皇帝，雖然他愛面子、刻薄寡恩、多疑善變，雖然他最終國破身亡。
在集權的封建皇朝，皇帝是最高的領導，有最大的權威。無法任人唯賢、用人不疑，無法建立起高效廉潔的官僚體系，17年時間無法改變局勢絲毫，崇禎對此應負起大部分的責任。臣子方面呢，無法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無法腳踏實地、言行如一，無法群策群力、愛國如家、愛民如子，這是當時大部分臣子應負的無可推卸的責任。
《明史》的對崇禎的評價比較客觀，我也是深為贊同：「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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