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為何最終失敗？

一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注入了政治內容

上世紀 50年代初期，毛澤東面對西方帝國主義軍事威脅和封鎖禁運，不曾有過畏懼。然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1953年提出的實行「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的策略，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思。1956年，蘇聯又出現了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事件，毛澤東對此更是憂心忡忡，因為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對於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顛復和破壞，遠比外部的敵人要危險。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提醒各級幹部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並為此提出了反對國內外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一系列措施。

為了反修、防修，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當說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如何培養，到什麼地方培養。當時突出了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去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低估了學校教育的作用。

1965年6月，高等教育部根據毛澤東關於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指示精神，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於分配一批高等文科畢業生到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計劃在兩年內抽調高等學校畢業生1萬人，先參加「四清」運動，兩年後再有計劃、有重點地分配他們到縣以下的基層單位工作。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指出：「分配一批大學生到農村，是實現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有效途徑之一」。可以說，從這個時候起，就給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意義加進了反修、防修的因素，並且預示著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將要長期進行下去。

二 「知青」的歷史奉獻功不可沒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其基本出發點及其相應的若干做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有很大區別的。比如，從1962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正常進行了4年多，基本上是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對城市青年來說，留城還是下鄉，都有一定的選擇餘地。恰恰是在這種社會氣氛和心態之下，一些青年懷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抱負，願做新中國第一代新式農民。

然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上山下鄉，可說是歷史為這代青年人所規定的一條必走的人生之路，有那麼幾年除了上山下鄉，幾乎別無選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這條道路上，有過幻想和自豪，有過寶貴青春的荒廢和生活自信心的動搖；而引為榮耀的是他們那種為國分憂、艱苦奮鬥的高尚精神。不管他們是否自覺，上山下鄉知青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按照時代的需要來塑造自己的。

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有的當了中小學教師，成為窮鄉僻壤傳播文化的種子；有的當了「赤腳醫生」，為缺醫少葯的農民解除病痛；有的立志於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可喜的貢獻；有的被推選為生產隊會計、保管，成了「紅管家」；有的被選拔到農村各級領導崗位，成為受農民愛戴的帶頭人。在農村的各條戰線上都湧現出一批先進模範人物。而更多的人以普通農民的姿態，默默地耕耘，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澆灌出來的農產品，支援著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更令人崇敬和懷念的是那些為搶救國家和集體財產而英勇犧牲的知青，他們將自己的全部青春生命，獻給了為之奮鬥的土地和那裡的人民。歷史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特殊的歷史時代塑造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從城市到農村，從學生到農民，是人生道路上一大轉折，經歷了一場極為艱難的磨鍊，從思想上、體能上、生活上、感情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是在這種艱苦磨鍊的過程中，他們才逐步地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比較接近實際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民有了更為真切的了解，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的提高，才產生了強烈的變革農村的願望和責任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改變農村貧困面貌的艱苦鬥爭中去。也正是由於經歷了比較長期的艱苦磨鍊，他們才真正懂得珍惜國家和個人今天來之不易的發展和變化。在知青群體中有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他們的愛國熱情、奉獻精神和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品格。

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中偏離了試圖解決就業問題的初衷

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以後，立即在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一年多時間裡，積壓在城裡的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大都走向農村。至此，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運動，終於為上山下鄉運動所替代。

毛澤東親自發動知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然而由於對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認識，對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錯誤估計，導致了一場混淆敵我的全面內亂。「文革」初期，廣大青年學生出於對黨、對毛澤東同志的信賴及防止國家改變顏色的真誠願望，紛紛參加紅衛兵，走上社會「造修正主義的反」，「造反」浪潮很快席捲全國。在林彪、江青等一夥野心家別有用心的挑動下，紅衛兵同社會上各行各業的造反派聯合廣起，到處揪斗「走資派」，衝擊各級領導機關，停課、停產鬧革命，導致武鬥連綿不斷，流血事件時有發生，全國陷於一片混亂，最終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

1968年底，由於進行所謂的「教育改革」，大專院校一直停止招生，而中等學校雖已明令複課，但經過幾年的停課鬧革命，領導班子不健全，甚至癱瘓，加上嚴重缺少教材和經費，教學設施也遭到嚴重破壞，一時難以恢復，這些都給學生複課和升學造成極大困難。特別是畢業生分不出去，新生就進不來。畢業生分配問題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

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之後，形勢立即大變。這是因為，既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其他方面就沒有多少選擇餘地了，下不下鄉成了一個政治態度問題。在政治風浪的驅動下，「毛主席的話我們聽，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一時間，學生爭先恐後下鄉，甚至整班整組成建制地下去，形成轟動效應，出現了所謂「一片紅」。而安置地區不管有無條件，也作為政治任務接收，從而隱藏了日後難解的矛盾。這時候的上山下鄉，已經完全是一種政治運動。

「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同「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在農村安家立業」，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屬於政治思想範疇，而後者屬於社會經濟範疇。兩個目的，兩個範疇，原本應該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但在實際執行中，卻是難解難分，這就形成理論上的混亂與執行過程中的矛盾……

為了穩定下鄉青年，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輿論上也出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宣傳。一方面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一方面又要求知識青年一輩子紮根農村，當一輩子「社會主義新農民」。後來甚至把在下鄉青年中的正常招工、招生，說成是「拔根」，還把「拔根」與「紮根」的辯論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成為一個碰不得的禁區，誰都不敢輕易表態。

這種情緒，蓄之既久，發之必猛。終於在一定條件下，出現了席捲全國的知青請願、鬧事，最後以「大返城」收場。隨著改革開放一系列新的政策的實施，這場延續多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也就很快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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