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最後二十四年

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養病3年多。病情好轉後，他與妻子孟慶樹，兩個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陳啟珍回到北京，住進孟公府2號家中。王明回國後，參加了政務院法制委員會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疾病複發住進北京醫院後，沒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政務院更名為國務院，法制委員會被撤銷，改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沒有擔任任何職務。

1956年後赴蘇不歸

1955年初，王明又因膽囊炎急性發作等病，再次住進北京醫院。醫生建議他做切除手術，但王明和孟慶樹不願做手術，致使病根難除，時好時壞，沒有徹底治癒。

王明這次是肝炎、膽囊炎和心臟病連續發作，治療一段時間後也未見根本好轉。於是，王明向黨中央再次提出赴蘇治病的要求。經黨中央同意後，他們辦理了出國手續，決定乘飛機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擔架把他送到機場。孟慶樹、兩個孩子和陳啟珍仍然與王明同行。另外，還有北京醫院保健護士朱琛燕、警衛員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於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出發，2月1日到達莫斯科。

王明去蘇聯後，秘書田書元還按照有關規定，定期給他寄錢、物、葯、報刊等，並經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澤東仍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選舉結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後一名。

王明是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去蘇聯治病的，而且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所以與蘇聯有關方面很熟。蘇聯政府對王明給予了精心治療和周到照顧。由於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蘇聯方面的精心治療，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轉，身體逐漸康復。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願再回國了。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間又在蘇聯竭力反對「文化大革命」，必然會受到批判。特別是在批孔評儒和所謂十次路線鬥爭教育中，出現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幾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編印成冊。

王明後來在莫斯科通過各種途徑了解了一些親屬在「文革」中遭受株連的情況。他在《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中說：「『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現了大標語：『打倒蘇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幫、大叛徒王明！ 從此以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還有《紅旗》雜誌，經常選擇王明作為頭號攻擊和誣衊對象。……此外，紅衛兵按照毛澤東的命令，對埋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親陳聘之進行鞭屍，還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歲、年邁的繼母黃蓮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幾十份手稿和藏書不是燒了，就是扔了。」

其實，王明的手稿和藏書並不是被燒了或扔了，而是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收繳了。

黨和政府雖然在政治上對王明要求嚴格，但在生活上卻是細心照顧。王明去蘇聯養病，照常每月領全部工資。要藥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給予滿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負責給他寄錢物的田書元被撤職，甚至有人批判他「裡通外國」。這樣，從1966年下半年起，國內再沒有給王明夫婦寄工資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區的寓所里寫完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只過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該書竟成了他的遺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除了用詩歌攻擊中共和毛澤東外，從1969年開始，已經進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創作「高峰」，他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產黨黨報《加拿大論壇報》上發表了《論中國事件》。同月31日，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又將這篇近4萬字的長文作為小冊子出版。

1970年4月，他為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孤僧的命運和毛澤東的十大》四篇文章，彙集成書，取名為《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1975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逆行為》一書。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報》中文版全文連載此書。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於蘇聯莫斯科，終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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