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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三一教的創教歷史和思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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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三一教的創教歷史和思想淵源

——謹以此文紀念林龍江誕辰500周年

大家知道,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不僅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相聯繫,而且還同它以前的思想傳統相關聯。林兆恩三教合一思想的產生也不例外。因此,在研究林兆恩和他所創立的三一教時,不能不對其產生歷史背景及其思想淵源作進一步的探討。莆田三一教之所以在明朝中後期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是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深刻的社會危機,為三一教的創立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

林兆恩(1517-1598),字懋勛,號龍江,道號心隱子,子穀子,世稱「三教先生」。三一教徒尊之為教主、夏午尼氏等。明興化府莆田縣赤柱(今屬莆田市荔城區)人。他先後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這個時期,正是明王朝整個歷史時期的中、後期;這個時期,在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這種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雖然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搖撼封建經濟基礎的程度,但事實上給予明代社會以相當深刻的影響;這個時期,土地兼并加劇,外患嚴重,社會危機已日益暴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亦趨尖銳。

這種種情況也同樣反映在莆田:

土地兼并日趨劇烈。從舊方誌上所載的耕地逐步減少,賦役日漸加重的情況可以推測,由於官僚地主的兼并土地,逃避租稅的負擔並轉嫁於農民,還有其他如勞役和苛雜的繁多,說明了農民在這一時期所收到的剝削和壓迫是空前嚴重的。

莆田農民除受到封建壓迫外,在這期間,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和疫病。從正德元年(1506)到萬曆三十四年(1606)百年間作一統計,共有旱災7次,風災6次,水災6次,雹災3次,疫病流行2次,饑荒3次。平均每三、四年便逢自然災害一次,這些自然災害所加於人民身上的痛苦,是難以想像的。

另一現象即是倭寇的不斷侵擾。莆田受到倭寇的侵擾,先後10多次,人民慘遭屠城之禍,農業生產大受破壞。

因社會矛盾尖銳而爆發的莆田農民起義——封建統治者所誣稱為盜、為寇、為造反的,這百年當中也屢見不鮮。主要有3次,第一次是正德五年(1510)的「山寇」流竄,自北部山區出經涵江、江口,循木蘭溪而去;第二次是嘉靖二年(1523)7月,「廣寇」申大總的攻打莆田,爾後向常太、廣業、涵江、江口、新縣、梅洋等處襲擊,給官兵以重大的殺傷和損失;第三次則是萬曆十六年(1588)廣業里人柯守岳聯合當地畲民並用塾師陳文章為軍師的大起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者。

至於明代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情況,反映在莆田下級官僚指之間的,亦有不少例子。特別在抗擊倭寇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如總兵劉顯奉命來莆田救援,他卻故意在江口按兵不動,坐視郡城被倭寇圍攻而不救;又如參將侯熙所帶的漳州兵,不但不抗倭,反而暗中通倭並於本地兵互斗;都司白震所帶的徭兵,也時常同本地兵互斗。這些除了說明那時官兵的毫無鬥志,不管人民的生命財產的腐敗情況外,主要還是他們內部之間的利益互不相讓,引起了矛盾和衝突。

明王朝統治者的高度剝削,外患的迭擾,自然災害的頻繁,疫病的相繼發生,都給莆田人民帶來了慘重的禍害。而明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上中下層官僚之間的互相傾軋,弄得社會不安,政治黑暗,愈來愈使人民群眾陷於暗無天日的痛苦生活之中。這就使莆田人民一部分堅決對統治者進行了反抗鬥爭,另一部分則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要求,迫切企望「神」的保佑或改善他們的現實生活,至少希望來世能得到幸福。翻閱舊志,莆田一些大的神廟如黃石的谷城宮及其所謂「出郊」的舉行,就是在這時形成的。也象其它宗教得到群眾信仰一樣,新型的宗教——三一教,亦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獲得了群眾的興趣和信仰。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每次倭禍後林兆恩所進行的一些「善舉」,如瘞骨、義賑、祈禳以及替人醫病等,對已有濃厚宗教迷信的當時莆田群眾來說,恰恰是符合他們的心理要求的。由此可見,林兆恩創立的三一教是明代中、後期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深刻的社會危機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二是歷史上儒、道、釋三教長期鬥爭和逐漸融合的趨勢,為三一教的創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基礎。

莆田三一教的創立除了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外,還有其悠久的思想淵源。「三教合一」之說,在我國學術思想史上也不算太遲。遠的如《周易》上所云「天下一教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且不說,東漢末年牟融的《理惑論》就有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萌芽。東晉名僧宗炳作《明佛論》,提出了「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的思想,主張三教合流。南齊張融「百聖同投,本來無異」、顧欣「道佛二者,用不同而體同」的話,也給三教合一論,明白地提出暗示。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梁武帝在他的詔書中曾提出三教同源的理論,當然後來他還是偏重佛教。並宣布佛教為國教,三次捨身出家為僧,以表示他尊重佛教的決心。而北朝周武帝則一方面大力滅佛,一方面又設立玄通道觀,把和尚、道士、儒生都集中在裡面學習,他想用「至道」統攝三教而融會之。從這個時期我們既可以看出道、佛兩教鬥爭,也可以看出三教之間在激烈鬥爭的同時又互相滲透,關係由鬥爭趨向調和,三教合一論已開始出現。

隋唐時期,統治者大多數是採取儒、釋、道三教平衡的政策,多次集中和尚、道士、儒生在皇帝面前爭論三教的優劣長短。他們對於儒、釋、道或抑或崇,或變抑為崇,或變崇為抑,要看當時鞏固政權和統治者的好惡決定。一般說來,中唐以前,公開主張三教合一的不多見;中唐以後,三教合一論較為流行,如名僧神清在《北山錄》中說:「釋迦以因果,老氏以虛無,仲尼以禮樂,沿線而泊深,籍微而為著,各適當時之器,相資為美。」另一名僧宗密也認為「孔、老、釋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勵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便是明證。

有宋一代,儒、釋、道三教的鬥爭,還是非常激烈,但在互相吸收,互相補充的過程中,從北宋到南宋也就出現了明顯地三教合一思潮的趨勢。在儒家,蘇軾兄弟可以做代表;在道教,最突出的是宋理宗時的《文始真經言外經旨》一書,這部書裡面有儒學,有道教,有佛教,三教融為一爐,方見其大。至元時,由於蒙古統治者崇信西藏佛教,對中原佛教限制,對道教扶持,對儒教照顧,因此,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元代大有發展。如李道純撰《中和集》,即以三教合一為宗旨,謂「道、儒、釋三教,名殊理不殊」。派雖分三,而其源則一,皆以卦象未畫前之太極為本。

總而言之,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以來,道與佛,佛與儒三教之間,就形成了極其複雜的局面。由鬥爭而交流,由交流而融合,由融合而合一,這是學術思想發展的自然趨勢。雖然明代以前的三教合一論相當流行,但由於三教合一論者各自所屬的教派偏見所決定,實際上又存在這不同程度的三教鼎立的思想。不過,在三教互不相容的過程中,裡面包含著可以會通的因素。有的人能打破三教的舊框框,重新估量彼此的評價,有的能吸收對方的精華,排除它的糟粕。經過消化與改造,做為自己的營養,創立一種新的思想體系。隨著明代三教合一論的進一步發展,衝破三教之間的隔閡,克服三教之間的嚴格差別,建立混融的新型三教合一思想體系已勢在必行,莆田林兆恩就是其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儘管融三教為一爐並不是他的獨創,但他卻是一位集大成者。一方面,他繼承了前人的「道一教三」的基本理論,另一方面他又發展前人三教合一的思想,並創立了一種完整的三教合一思想體系來代替當時的儒、道、釋三教。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所創立的莆田三一教是歷史上三教長期鬥爭,逐漸融合的結果。或者說,歷史上的三教合一思想是莆田三一教創立的思想淵源。

林兆恩的一生正如明人何喬遠的《閩書》所載:「既補弟子員,棄之去,游湖湘十年,歸而有得,究心道妙,謂『聖人之道所以不明者,二氏蠹之也。二氏之學,粗者吾儒所不屑,精者不出吾範圍,則莫若先之以三綱,本之以四業,使世無遊民,民無廢倫,群而趨之。聖人之教,則其民莫不士農工商,其道莫不仁義。』嘗作書擬詣闕上之,欲朝廷即古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以變今道釋無父之俗,俾天下寺觀僧道悉得娶妻生兒,以服行黃、老、釋迦之教,外住廨舍,日則至寺觀中迭主焚修,講明經典,兼以儒門《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鄉射等禮,入而講經,出而事事,其不願者聽如儒門之子,為農為工商,歸還原籍,使生息滋熾,人民殷阜,無有自遺於人倫之外,而大行聖人之教。不果上。兆恩之學,自縉紳學士,下及窶子市人,莫不津接。又慮愚者未易猝入,先引以行庭九序、卻病晬盎之方,使漸生其道心,而遺其外念。凡著書積萬言,無非此意。莆中從兆恩者,所謂與父子中分,魯江以南,方內方外,聞風麇至,北面師之,稱三教先生。嘉靖戊午(三十七年,1558),倭至莆城下,諸大姓與客兵曰:能解賊圍者予千金。兵躍然殲賊魁,還,巨姓欲食言,並鵲散。兆恩出私財五百犒之,皆大喜。庚申(三十九年,1560)季,莆城陷,賊據城中者百日,相戒毋犯陳孝廉及三教先生家。賊退,兆恩弔死問孤,施槥給葯,又以數百金。年八十餘,卒。莆窮山極海,至三家聚落,莫不祀之。上而延(平)、建(州)、汀(州)、邵(武),下而晉安、清漳,皆有三教堂以供遺貌。所著有《三教分內集》《四書正解》《四書釋義》《老子臆》《金剛經解》《醒心詩》行於世。」

如今,莆田三一教的思想和影響雖然遠遠不能與儒、道、釋三教相比,但是作為一種地方性的民間宗教,它能夠延續400多年,並且仍在我國的福建、江西、江蘇、浙江等省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以及東南亞等國家甚為流傳,這的確是很值得我們去探討和加以研究的。

[作者簡介]林祖泉,筆名白水,地方文史學者 。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曾任涵江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涵江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兼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高級職稱。先後主編 《涵江年鑒》《千年涵江》《涵江醫院志》《莆田市第一醫院志》《惠安年鑒(2013卷)》,先後獲全省首屆地方志優秀成果二等獎、全國年鑒優秀成果二等獎。出版有《壺山采璞》《祖泉史志論集》《莆陽進士錄》《莆田林氏科第錄》。

責編:麗華,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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