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反烏托邦先行者

最新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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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柏林寫《使女的故事》。這是她的第6本小說，出版於1985年，阿特伍德46歲。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一個謎，就像她的作品那樣。這位加拿大女作家今年已經78歲了，但她卻似乎一直葆有著孩子氣的生活樂趣，從未改變。

阿特伍德跟同是小說家的丈夫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他們在那裡已經生活了超過30年，卻還樂此不疲地時常為它增添新的謎題。他們管自己房子的地下室叫「阿特伍德公司」，還煞有介事地掛了個牌子，寫著「O.W.Toad有限公司」。看出來了嗎？這個「O.W.Toad」看上去一本正經，其實就是Atwood顛倒排列順序的文字遊戲。阿特伍德夫婦很喜歡這種小謎題，特別是每次看到郵遞員先生一頭霧水地詢問：請問這裡是托德（Toad）先生的家嗎？

阿特伍德和丈夫，小說家Graeme Gibson。

每天早上，阿特伍德都要出門散步。她不會開車，但又酷愛旅行，所以就拉著小推車繞著家附近散步——這就是她每天最大的「旅行」。她喜歡在半路停下來，跟鄰居聊聊家長里短。興緻好的時候，她還會拉起新認識的朋友的手，為他們看手相。是的，你沒看錯，我們的大作家不僅喜歡在小說里描寫魔法，在實際的生活里也喜歡探索命數。破解另一個人的生命謎題，是她的樂趣。她能通過端詳掌紋，預測一個人的健康和財富，還會認真搖晃一下對方的大拇指，揣測這個人是不是固執……

幾乎每個作家都有自己迷信的寫作方式。卡波蒂只有躺下來後有靈感開始寫作。不管是躺在床上，還是癱在沙發上，只要躺下，他就能文思泉湧，哦對了，這還得要咖啡和香煙的陪伴。而對於海明威來說，能夠賦予他寫作魔力的是自己的卧室。那是他從最初就形成的習慣，每天清晨一起床，就穿著大號拖鞋，站在卧室里的工作台前打字，從不拖遲。

1963年，26歲的阿特伍德在美國馬賽諸塞州劍橋市。阿特伍德中學時代就立志做作家。

與這些作家不同的是，阿特伍德反倒沒有「寫作迷信」——她可以在任何地方開始寫作，在任何狀態下奮筆疾書，任何變故都不會影響她對故事的想像力。她在柏林寫作了《使女的故事》，儘管那時候她連英語鍵盤都沒帶，只能湊合著在租來的德語鍵盤上挨個找尋字母的位置。在蘇黎世參加活動時，她突然有了靈感，在酒店的信紙上構思出了《別名格雷斯》。就算所有的稿紙都用光了，這個適應能力極強的女作家一樣有辦法——她伸出左手，在那裡密密麻麻寫著字，「看吧，即便紙上沒空兒寫了，你至少還有一個地兒能寫點什麼。」

《使女的故事》手稿，多倫多大學圖書館館藏。

2017年3月在紐約和美劇《使女的故事》主演Elisabeth Moss合影，刊登於《時代》雜誌。

就這樣，阿特伍德為我們寫下了一個又一個有趣故事，從過去到現在，還有未來。2014年，阿特伍德參加了由蘇格蘭藝術家凱蒂?帕特森發起的有趣計劃，叫做「未來圖書館「。這是一個類似於時間膠囊的計劃，就像是小時候在後院挖出陳年的寶貝，去猜想當初的故事，作家們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在為100年後的世界埋下謎題。他們打算在奧斯陸郊外的森林裡種植1000棵樹，從2014年起的100年里，每年邀請一位作家寫一本書，等到2114年的時候，用這些100年來長成的木材印刷這100本書。

阿特伍德就是這「百年、百樹、百書」計劃的第一個位作家。她現在已經交稿了——一份是紙質版，用防腐爛的紙印刷裝在一個盒子里；另一份是電子版，現在保存在奧斯陸市檔案館的保險柜里。沒人知道這本書講了一個怎麼樣的故事，這是阿特伍德留給未來人的秘密，那些100年後打開書才能知道的謎題。

和「未來圖書館」項目發起人凱蒂?帕特森探訪種植樹木的地點。這些樹木100年後將會用於印刷這個項目出版的圖書。

「我樂觀地相信100年後還有人類，人類還願意閱讀，並且他們還會對這些盒子裡面的內容感興趣。我們可以穿越時間交流。事實上所有的書都是這樣，穿越時間與空間和人們達成連接——這一本只是時間有點長。」阿特伍德說。

在她的文字世界裡，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主人公會遇到什麼。她寫過充滿寓言意味的未來小說《使女的故事》，也寫過來源自真實刑事案件的《別名格雷斯》，還有大量女性主題的作品，甚至包括兒童文學。在世界的許多角落，都有人為阿特伍德寫下的故事深深著迷。這一次，熱愛莎士比亞的她翻出來自己鍾愛的《暴風雨》，為這個古老的故事賦予了一個新時代的生命。

阿特伍德最新出版的一本小說是《女巫的子孫》，改寫自莎士比亞《暴風雨》。2016年由企鵝蘭登旗下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

企鵝蘭登出版的阿特伍德其他小說。作為一個極高產的作家，阿特伍德共出版了17本長篇小說，10本短篇小說集，20本詩集，10本非虛構著作，和7本兒童讀物。

受企鵝蘭登旗下霍加斯出版社的邀請，2015年阿特伍德重新改寫了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並把這本新書命名為《女巫的子孫》。在這裡，貴族的復仇故事被搬到了加拿大的監獄裡，失意的戲劇導演成了新時代的魔法師，上演了一出關於人性的精彩展示。毫無意外，阿特伍德也沒忘了在這部作品裡，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謎題。她說，閱讀莎士比亞原著的時候，她就感覺，這部戲劇包含了許多未解的謎題，複雜的人物，而它的魅力一部分就存在於讀者試圖解答這些謎題，挖掘人物複雜性的這些挑戰之中。

閱讀阿特伍德，就是在尋找一個有趣靈魂的答案。在新書里，她一次次設計了小謎題——為什麼《暴風雨》的主角是普洛斯波洛，但這本書要以卡利班的名字命名要叫做《女巫的子孫》呢？

上個世紀80年代，就在阿特伍德剛開始寫《使女的故事》時，曾有紀錄片導演想要拍攝她的故事，但是這個過程舉步維艱。並不是阿特伍德不配合，而是這件事太難了。「他（導演）最大的問題是，他把我視作一個謎題，總想要找到一個答案。他想要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一句話就能說清的那種。」阿特伍德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可是，我所描述的人和社會，從來不是這樣（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