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銀行」如何助力城市基建可持續發展

今年春天，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將整個國家撤出「巴黎氣象協議」後，首都華盛頓特區市長鮑澤（Muriel Bowser）單方面宣布：她將努力從市政府基金中撥出幾百萬美元，貸款給有志於降低碳排放的開發商和其他投資者，將這筆資金用於改善建築節能效率，或投資可再生能源等等一系列領域。

市長鮑澤此舉是在試圖成立一個由城市層面主導的「綠色銀行」，這在美國國內尚屬首創。該戰略進展迅速，通過花費公共領域的財政，來降低私人領域投資可持續基建領域的風險。2017年6月，在特朗普總統的撤約決定出台之後，鮑澤是首批在美國市長隊伍中倡議以城市的名義繼續堅守「巴黎條約」的市長——要繼續履行承諾，「綠色銀行」能幫上大忙。

市長鮑澤可能將在美國成功建立第一個城市意義上的「綠色銀行」，但該嘗試本身在世界其他國家已經有所發展。已經取得成效的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倫敦、墨爾本、多倫多，和位於阿聯酋的馬斯達爾。六月底，在墨西哥城召開的LGF（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區域綠色財政）會議上，與會者探討了綠色銀行如何幫助各個國家履行對世界的承諾，不僅僅是巴黎協議的承諾，還包括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約定（簡稱SDGs，由聯合國人居三大會制定的一系列目標，從2016持續到2030年，譯者注）。

「綠色銀行」到底是什麼？「綠色銀行」戰略如何幫助到城市管理者來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各項舉措？ Citiscope網站的為此採訪了道格拉斯?斯姆（Douglass Sims），斯姆是紐約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s Center）負責市場創新的戰略和財務總監。

斯姆主要的研究是在全球範圍內，我們能以何種財務形式資助低碳環保的基礎設施，使私人資本得以最大程度地進入市場，這個市場也包括城市意義上的市場。他還是「綠色銀行網路」（Green Bank Network）的成員，該平台就清潔能源議題提供信息交換和技術支持。

問：什麼是綠色銀行？綠色銀行和普通銀行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

答：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綠色銀行不是一個銀行。銀行只是一個說法，用來提示我們需要將財政引入綠色領域。綠色領域，首先是指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但也包括其他一些衍生的基建投資，如雨後地表水的基建設備、電動汽車的充電基建、先進的水利技術、廢水和污水處理技術——這些基建要麼能促進低碳化，要麼能提高能源效率。

大約在六到七年前，人們意識到，這個新的基建領域充滿了投資機會，特別是如果考慮到這個領域是那麼重要，潛在利潤也可觀。然而來自私人部門的反應卻不如預期。綠色銀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了起來。

其實有很多嘗試，特別是在能源領域，提供補貼給各個組織，來鼓勵使用清潔能源。然而，也有不少遲疑的聲音。在某些情況下，價格不是壁壘——阻礙來自於對風險的認知，或者說，一種對這件事是否值得去做的認知。而且，即使補貼確實有效，補貼的成本也高，納稅人不是很想一直付下去。

綠色銀行的想法，是拿一些公共財政的錢過來（這些錢本來會被用作補貼），用這些錢來降低私人參與者的風險。私人參與者可以是房屋業主、企業業主或者其他一些投資者——讓他們試著投資、購買或者租賃一些清潔能源和綠色基建，讓他們有機會了解到這筆投資確實回報客觀，這筆投資還能提高生活質量。

通過一部分先期的公共財政，產生後續所謂的投資「湧入」，在這個領域就得到了更多的資金，然後就能更快速地實現節能減排的一系列目標。

問：有沒有一些成功案例可以分享？

答：最主要的成功案例來自於英國和美國。英國在2010或2011年左右，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綠色銀行，叫做「英國綠色投資銀行」（簡稱GIB）。英國檢視了自己國家的氣候目標，意識到在有些領域上的投資不夠，如生物質能、能源效率、廢水減排和海上風能。結果，英國在海上風能的嘗試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一開始英國綠色投資銀行接觸時基建數量非常低，後來一躍成為了全球風能市場的領導者。

在美國，早期的成功案例來自康涅狄格州綠色銀行，他們緊跟上了英國綠色投資銀行的步伐。作為能源財政撥款的一部分，康涅狄格州將一個已經存在的組織轉化成了康涅狄格州綠色銀行，這一轉型使得該組織更為強大，在太陽能和能源效率方面發揮了作用，而且能真正幫助到規模偏小的項目。

小規模項目，如利用太陽能、翻新房屋，因為規模小會產生諸多障礙：這些項目會產生很高的交易成本。有些項目可能不為房貸辦理者或其他投資者所熟悉，有些項目涉及到一些很前沿的技術，因此對當地銀行來說太新奇。但是，這些項目都需要較高的前期成本。

在康涅狄格州綠色銀行運營的頭幾年，綠色銀行資助的太陽能項目成本得以降低，而於此同時，在州立層面上太陽能項目的成本最高上漲了百分之兩千五百。所以，說到在太陽能領域上的投資，康涅狄格州綠色銀行是很成功的。

問：這些模型有沒有激發起其他地方的興趣？在這個議題上，全球範圍的趨勢又如何呢？

答：綠色銀行正呈現出全球擴展的趨勢。在美國，緊接著康涅狄格州，紐約也決定成立綠色銀行，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參與了對於該機構的設計和孵化。在加州，已經有一些機構在扮演著同等角色，如加州基礎建設銀行。還有一些新的機構正在美國各地進行籌建。蒙哥馬利縣（Montgomery County位於亞拉巴馬州中部，譯者注）正在創立美國第一個縣級綠色銀行。華盛頓特區在籌建屬於該市自己的市級綠色銀行。紐約市已經成立了紐約市能源效率署（New York City Energy Efficiency Corporation），功能相當於一個專門領域的綠色銀行。羅德島（Rhode Island）也有一個綠色銀行。

在國際上，我們看到綠色銀行在國家層面和國家次一級層面已經啟動。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都有綠色銀行。印度有創立的興趣。在中國，也有些關於綠色基金的討論和舉措。市級的類似綠色銀行的組織，在悉尼、墨爾本、多倫多、倫敦都能見到。

行動還在繼續。自巴黎氣候協議之後——當我們真正討論要承諾降低碳排放、要確保能建造環境友好且靈活可變的房屋樓宇——人們自發地想要將討論的概念轉化為切實的項目和投資。綠色銀行起到了一個橋樑作用，將公共領域的基建想法同私人領域的基建投資連接起來。

問：特別是在城市這一層面，綠色銀行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實施過程中，城市有沒有遇到什麼具體的障礙？

答：我認為，綠色銀行在城市的範圍里開展，有利有弊——城市和城市間的情況都不一樣。一個綠色銀行首要的職責，或者說我們稱其為一個專門的綠色財政組織，是為該城市制定同當地情況相適應的解決方案。如果你的組織致力於本土，組織的員工要了解當地市場，那麼你就有了定製解決方案的能力。在某些城市，定製因地制宜的方案非常有必要。

在美國，城市化程度高的那些城市，人口非常密集。對於能源效率和能源分配來說，這既是機會也帶來挑戰：這意味著前期成本很高，對技術的理解不夠，缺乏對部分技術的追蹤，沒有該領域的專業投資者持續關注。這就對財政狀況提出挑戰。

從房屋業主的角度來說，他們想做很多事讓自己的樓房更有價值：也許是建個新的大堂；也許是加一些其他設施。最後也許才會想到節能的問題。此外，還有些其他的問題——比如，房屋業主不得不投些錢來提高房屋能效，但省下的錢都進了租客的手裡。

所以還是有類似這樣的障礙需要解決。一方面需要我們改變做法，比如該如何租賃房屋，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入創新的金融工具，來吸引觀念傳統的借款人進入這個領域，讓他們試著理解該領域，認識到該領域的價值，從而將競爭引入這些市場。

在「公共——私人合作（PPP）」上，我們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個領域間時常有脫節，彼此的信任也不夠。綠色銀行扮演起了基建財務專家的角色，一方面有來自私人領域的背景，另一方面又代表公共領域的城市進行運營，我們能真正地帶來更多公私合作的基金。

城市綠色銀行帶來的挑戰，同我們在其他領域看到的挑戰沒有差別。首先，錢從哪裡來？在州立層面，在聯邦層面，總體而言現在有更多的錢可以去爭取，可以放到綠色銀行。最重要的是，綠色銀行里的錢要有「耐心」，不需要立馬還上。此外，這筆資金還必須是低成本的，讓終端借款者不需要付很多利息。

綠色銀行在州立層面上利用到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如能源維修收費和州立財政撥款等。每個城市可用到的資金來源並不一致。也可以試試其他資源，如慈善贊助或者一次性資產售賣。蒙哥馬利縣綠色銀行的資金，據我所知，部分來自一份法律合同所帶來的紅利。所以，找到合適的且耐心的資本是首要挑戰。

第二個挑戰來自找到合適的人，他們要有專業基礎，能夠將該機構打理得井井有條，既符合市場規律，又能響應其公共服務的宗旨。

問：在全球，還有哪些城市做得成功？這些城市有沒有共通點嗎？

答：還是要強調一下，綠色銀行的核心是每個城市裡的機構都能回應當地的需求。每個城市的情況可能都不一樣。有一個基本點是，這些機構通常都達到了一定規模，因為要真正實現這些資金的價值，綠色銀行不能收取太高的利息或其他費用。所以，綠色銀行必須要獲得一定的體量來自給自足。

倫敦綠色銀行的例子就很有趣——我認為這是最大的市級綠色銀行。資金來源有英國各大機構，也有一個區域層面的歐洲機構。由於這些資本，綠色銀行里私人領域資金的槓桿也提高了。這個例子有趣的地方在於，資本下面實際上有三個獨立的基金，在創立時針對不同的市場細分，而這些市場對倫敦都很重要。三個基金中，一個面向能源和廢水，一個面向能源效率，最後一個面向社會住房，即提高廉租房的環保程度。

特別的是，倫敦綠色銀行的這些公共基金交由私人基金經理來管理，他們都是該領域的投資專家。這同美國模式不太一樣，在美國，資本是由公務員來打理，而這些公務員有私人領域的經驗。而在阿姆斯特丹，氣候和能源基金由外聘人員運營，但最終投資落實在該城市的能源和可持續基建領域。

多倫多也是個很好的例子；多倫多大氣基金（Toronto Atmospheric Fund）運營得很成功。而華盛頓特區綠色銀行也許將會成為美國第一個市級綠色銀行，如果華盛頓將命名定為綠色銀行，並且能引入非常耐心的資本，還能設立一個有意思的組織架構和制度。

問：你認為，這些綠色銀行的機制是否能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在未來幫助到可持續城市發展？

答：當然，我認為能，而且也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談到巴黎協議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其他城市發展規劃的交叉——這些都是新的領域可供投資者考慮，而且這些目標通常都是作為一個整體在被討論，在城市的範疇里討論。

世界上的能源投資，在新能源和能源效率領域，發展得挺不錯了。當下發生的是，將一些環保領域學到的經驗應用到社會領域。你也許聽說過社會影響債券（social impact bonds）或者類似的東西——綠色銀行現在開始同社會投資領域的領導者合作，試圖將潛在的綠色問題同其他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如增加工作崗位，提高醫療條件，提升能源效率，開放更多獲取招工信息的介面。

綠色銀行正產生大量的數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這些數據將告訴市場，綠色投資可以帶來商業機會，這塊投資是有利潤的。而且，這些數據不只是在追蹤溫室氣體排放，追蹤槓桿比率，追蹤用了幾度電，追蹤造了幾棟樓，這些數據也在追蹤工作崗位。綠色銀行將開始同前沿的社會進步指標掛鉤，用來衡量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其他一系列同類舉措的實施。

（本文由張曉茵編譯自citi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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