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巴關係

自控力的源頭

增強自律，克服拖延

戰勝誘惑，達成高效

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巴關係

邱永輝

作者簡介：邱永輝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人大複印：《國際政治》2003 年 08 期

原發期刊：《當代亞太》2003 年第 05 期 第 16-21 頁

摘要：本文從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巴關係現狀的影響的角度，說明惡性發展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扮演了促使印巴關係進一步惡化的角色。

在九一一事件後有利於改善國家關係的國際形勢下，印巴兩國反而進一步走向了對峙。印度認為，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是巴基斯坦長期支持跨境恐怖行動（尤其是在克什米爾地區），使得印度損失和犧牲慘重，特別是2001年12月發生的襲擊印度議會事件，更使得印度忍無可忍。由於巴基斯坦的某些部族和極端組織與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與本·拉登的「基地組織」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印巴緊張局面的責任主要在巴方的觀點就顯得更有說服力。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在調停印巴衝突的過程中，一再呼籲穆沙拉夫總統採取實際行動打擊巴基斯坦國內伊斯蘭恐怖組織，似乎證明國際社會也認同這一觀點。

本文嘗試從另一個視角，即從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度政治社會和印巴關係的影響的角度觀察印巴關係，說明在印巴雙方互動中，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扮演了促使印巴關係進一步惡化的角色。筆者並不否認巴基斯坦國內伊斯蘭極端主義也對印巴關係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但此問題當另文探討。

印度民族主義催生了印度人的反巴情緒

從80年代開始，印度逐漸進入了一個政治「斷層期」，主要表現在印度獨立以來一直奉行的世俗主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不結盟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外交主張受到普遍懷疑和批判。至90年代中期，印度在政治上進入了一個不穩定的聯合政府時期，在經濟上進入了一個進一步開放受阻的時期。政府不斷更迭和經濟改革放緩與冷戰結束後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的雄心壯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允諾給印度帶來新面貌的政黨——印度人民黨，作為一個由印度教復興運動和印度教極端勢力推動而快速崛起的政黨，於1998年上台執政。

從印巴關係的角度說，1947年印巴分治以後，巴基斯坦在印度人的眼裡就是印度的主要威脅。尼赫魯時期印度在外交領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巴基斯坦處於較為孤立的地位；英迪拉·甘地執政期間，東部巴基斯坦（即現孟加拉國）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這些都滿足了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感情。90年代後，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和印度其他地區的跨境恐怖主義活動（普遍懷疑一些印度穆斯林參與其中）支持了恐怖來自巴基斯坦的看法。隨著印度傾向於以更激烈的方式進行還擊，聲稱代表此方式的印度人民黨便受到歡迎。通過激發「印度教情結」而爭取到部分印度教徒的支持，特別是印度教徒中的中產階級的支持，從而走上崛起之路的印度人民黨在執政期間以反對「偽世俗主義」的名義，縱容印度教組織散布「一種文化（印度教文化）、一個民族（印度教徒）一個國家（印度教國家）」的極端印度教教派主義觀念，不斷地推動印度政治文化朝著「印度教化」方向發展。

自1998年印度人民黨執政以來，政府的政策和行動處處反映出其印度教民族主義特色。無論是在進行核試爆和實施一系列相關的軍事計劃中，還是在經濟改革和文化建設方面，都將恢複印度教傳統文化的努力與改變印度落後面貌的決心聯繫進來。但是，由於從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到執政計劃都離不開印度教組織印度國民志願團的觀念、組織、力量的支持，因此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觀念與極端印度教組織的教派主義、原教旨主義觀念形成了匯合之勢，其結果是推動著印度社會朝著偏激的方向發展（註：邱永輝：《解讀印度新一輪教派衝突》，載《南亞研究》2002年第1期。）。雖然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問題和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的問題長期都沒有引起國際社會足夠的重視，但它對印度社會的影響是明顯的。其突出影響之一便是在國內形成了一股反對巴基斯坦的思潮。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中，對印度教和印度教傳統文化的驕傲是與對其他宗教（特別是作為入侵者和統治者宗教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文化傳統的貶損甚至仇恨相聯繫的。因此，伊斯蘭教和穆斯林長期以來就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貶損和打擊的對象。從80年代印度教復興浪潮開始，這種對「異教徒」的仇恨就集中在巴基斯坦身上，特別是被印度教極端分子稱為「巴基斯坦的第五縱隊」的印度穆斯林身上。長期的印度教極端主義宣傳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對國內青少年產生的毒害作用已經明顯可見。2002年1月，在國際社會都在擔心印巴之間爆發大規模衝突之際，印度中央邦的西瓦普里發生了一起引人深思的綁架事件。綁架者是兩名年僅17歲和10歲的男孩，被綁架者是一名8歲兒童，他們索要贖金的目的是購買武器、潛入巴基斯坦刺殺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要成為印度的「民族英雄」。據報道，這兩名少年對自己的罪過供認不諱，地方官員認定他們的動機的確是「愛國的」（註：The Telegraph,Jan.21,2002.）。這起綁架事件只是印度發生的許多極端事件之一。這反映出長期以來印度教極端主義價值觀的宣傳對年輕一代的影響。這種價值觀謳歌男性主義、原始力量、暴力、擴張和戰爭，將殘忍「正常化」，將巴基斯坦甚至本國穆斯林視為敵人。這助長了印度教極端主義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泛濫。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宣傳和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使得印度社會上的反巴情緒進一步高漲，無論從選舉、社會思潮還是有關教派衝突的爭論中，都可以看出對巴基斯坦的仇視和貶損。進入21世紀後，長期影響印度政壇的阿約迪亞羅摩廟問題與印巴關係緊密聯繫了起來。世界印度教大會表示，只有發生與巴基斯坦的戰爭，才會考慮延長建立羅摩廟的最後期限。印度學者注意到，在2001年底北方邦和其他三個邦的邦議會競選期間，「印度人民黨高級官員採取將焦點集中在邊境局勢上的辦法，竭力煽動沙文主義。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甚至說，印度人民黨失敗會被認作是巴基斯坦的勝利，會使前線部隊士氣低落。」（註：John Cherian,Battle-ready Still,Frontline,Vol.19-issue 05,Mar.2-15,2002.）與此相呼應，印度人民黨陣營在選舉中打出了惡化印巴關係的口號，如其青年組織的口號是：「巴基斯坦，別夢想我們會給你克什米爾。我們決心把拉合爾和卡拉奇奪過來！」「每一個小孩都要準備為羅摩事業獻身！」受其影響，甚至低種姓政黨也在選舉中高呼「克什米爾是印度的王冠」等口號。

印度人在90年代比任何時候都更急於實現大國夢。信息產業的領先、軍事高科技實力的增強（包括跨過核門檻）和與美國關係的陡然升溫都使印度有了得到大國承認的資本。一方面這種升騰感使執政黨在國內堅持印度教民族主義強硬政策（尤其是小宗教沒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製造「中國威脅論」，大幅增加軍費，不斷進行軍事擴充，對巴基斯坦的態度也更加強硬。九一一事件後，巴基斯坦在美國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軍事行動中的戰略地位增強，印度將對克什米爾之爭的憂慮和對國內社會穩定的憂慮聯繫在一起，逐漸走向了將巴基斯坦和印度國內穆斯林一起作為打擊目標的危險道路。

不談判政策與臨戰狀態

世界輿論最早關注印度教民族主義問題是在1998年。是年3月印度大選的結果是以印度人民黨為主導的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不久就進行了震驚世界的核試爆。面對世界各國對具有濃厚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瓦傑帕依政府執政的擔心，印度外交官的解釋是：無論哪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執政，其政策都會服從國家利益，特別是在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面，肯定會有連續性。從90年代後期開始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印度教極端組織的宣傳鼓動和行動，都與提高印度的國際地位聯繫在一起。因此研究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巴關係的影響，困難之處主要在於它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種方式影響了印巴關係。這其中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印度現政府的對巴政策與以前的政府的政策和行為有什麼區別？

以印度人民黨為主導的聯合政府執政以來，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對巴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不談判政策和不滿足條件就開戰的邊境屯兵行動。

印度現政府改變了往屆政府的一貫做法，以堅持民主原則為名，堅持不與巴「軍事獨裁政府」進行談判。這種政策遭到許多印度學者和政治家的批評，他們認為印度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因為從印巴分治50多年的歷史看，影響印巴關係的核心問題是克什米爾爭端。經過雙方不斷的探索，包括戰爭、冷戰和談判等形式，印巴形成了以《西姆拉協議》為標誌的共識，即雙方都不尋求通過使用武力的方式解決克什米爾爭端。印度現政府不與巴基斯坦政府談判的做法是將自己裝扮成「反對軍法專制政權的民主捍衛者」。從表面上看有某種合理性，但這種「沒有民主就沒有外交」的策略卻為印巴和談設置了先決條件，使得遠在2001年12月「印度國會襲擊案」發生之前，印巴談判的大門實際上就關閉了。

「沒有民主便沒有外交」的政策，實質上是不與巴基斯坦政府進行談判。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之下倉促舉行的阿格拉會談，由於印度人民黨強硬派領導人從中作梗而無果而終。

九一一事件後的國際和地區形勢朝著有利於改善印巴關係的方向發展。首先，印度自稱一直是塔利班支持和訓練的國際恐怖主義的受害國，清除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勢力是印度夢寐以求而自己本身無力做到的，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無疑在客觀上有利於印度。其次，在過去幾年中，瓦傑帕依總理不止一次地強調說，一個穩定的、溫和的和趨向現代化的巴基斯坦最符合印度的國家安全利益。巴基斯坦成為抗擊國際恐怖主義的前線國家後，國際社會重新與之積極接觸，美國取消經濟制裁併恢復經濟援助，這些都有利於巴基斯坦走出困境。印度面臨的外交挑戰，實際上是如何緩和國內的激烈情緒，幫助巴基斯坦朝著走出困境的方向走下去。但是，複雜形勢下發生的暴力事件為印度提供了向巴施壓的機會。印度將部隊派往邊境並申明不滿足其條件（即結束跨境恐怖主義）就開戰，這在印度獨立以來還是第一次。

印度現政府的對巴政策對印巴關係的影響，至少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有利於形成印巴「沒有任何談判空間」的局面。

以巴方為攻勢的卡吉爾衝突和以印方為攻勢的當前的對峙，說明在目前國際和地區形勢下，戰爭幾乎不太可能是印巴兩國解決問題的選擇。現在兩國間「沒有戰爭也沒有和平」的局面，實際上是一種力圖避免爆發大戰但又「沒有任何談判空間」的局面。前任印度國防分析研究所主任賈斯吉特·辛格認為：「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為『取』和『舍』建立必需的談判空間。」（註：Jasjit Singh,For Defensible Frontiers,Indian Express,Jan.18,2002.）沒有空間就無法談判，即使迫於國際社會壓力坐在一起，也是為談判而談判，就像阿格拉會談一樣，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或者是在談判過程中，雙方都想迫使對方單方面讓步，這樣必然會惡語相加，進一步惡化關係。果然，穆沙拉夫總統說，克什米爾問題是巴基斯坦的核心問題，它流淌在巴基斯坦人的血液中。瓦傑帕依總理回應道，巴基斯坦別想得到克什米爾的一寸土地，克什米爾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願意就和平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展開對話，能否創造互信和對話的氣氛取決於巴基斯坦。

其次，造成印巴長期臨戰狀態。

從2001年12月開始，印度對巴基斯坦採取了強硬的政治軍事姿態，至2002年3月仍毫無減弱的跡象。在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之後，2002年2月穆沙拉夫總統表示他不太可能做出更多的讓步。輪到印度作出回應了。但是，印度做好了長期保持對峙局面的準備，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排除了在巴基斯坦完全滿足印度提出的要求之前退兵的可能性。印巴處於自1971年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印度現政府改變往屆政府的對巴政策，不能單純地看作是對新形勢的反應。從傳統上看，印度人民黨的前身人民同盟及支持它的印度教組織出於對巴基斯坦建國的仇恨，歷來主張對巴採取強硬政策。無論是不談判政策還是不滿足條件就開戰的威脅，都是這種強硬政策的延續。

印巴危機在2002年1月和5月到了戰爭一觸即發的地步。由於國際社會的斡旋，印巴的核對抗和印巴均受制於美國的反恐部署，印度終於不得不部分從邊境撤軍。2003年2月23日，瓦傑帕依總理在吉隆坡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重申了其政府的政策，即「一旦巴基斯坦結束恐怖主義，第二天就可以談判」。各種跡象顯示，印巴之間不談判和臨戰狀態還將繼續下去。

宗教狂熱與南亞意識形態溫和化

（一）緩和印巴關係需要整個南亞的意識形態溫和化

觀察家指出，「印度次大陸的歷史、地理、文化和血緣關係造就了南亞問題的複雜性，解決問題除了在關注地區基礎上，而不是局限在各國的範圍之內，沒有別的辦法。」「顯然，反對狂熱主義罪惡的行動必須以地區為基礎，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同時展開。」（註：Anil Athale,The Monster of fanaticism.http://www.rediff.com/news/2002/mar/06anil.htm）印度分析家指出：「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義行動影響了世俗力量日漸弱小的印度。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原教旨主義者在政治上相互獲利的同時，他們對各自的社會和國家造成的政治影響是致命的。」（註：M.B.Naqvi,Tolerance of Pluralism,Deccan Herald,Mar.28,2002.）因此，意識形態的溫和化不僅有利於印巴關係，也利於兩國自身的穩定和發展。

九一一事件後的形勢發展使巴基斯坦政府遏制伊斯蘭教極端力量不僅與巴基斯坦融入國際社會和得到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聯繫起來，也與穆沙拉夫總統鞏固自己的地位聯繫起來。穆沙拉夫總統2002年1月12日發表講話，提出為了消除地區緊張局勢，巴基斯坦將採取大膽的措施，包括譴責恐怖主義、限制國內宗教極端力量、改革伊斯蘭宗教學校和清真寺等。穆沙拉夫的講話在印度受到歡迎，就連印度政府中的強硬派也不得不承認巴基斯坦的措施是「開拓性的」。從目前情況看，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成效。過去印度從來沒有力量影響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進程，印度的任何呼籲也都無助於巴基斯坦脫離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現在巴基斯坦朝著政治穩定和意識形態溫和化的方向發展，這無疑有利於印巴兩國建立互信和重開談判。

克什米爾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之一。印度因為過去的慘痛教訓，拒絕任何第三方插手克什米爾問題，因此印巴兩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創造雙邊良好的談判氣氛的基礎，而兩國的政治溫和化則在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從目前的情況看，印度國內的宗教狂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印巴關係的改善，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機。

隨著印度現政府對巴基斯坦的強硬政策和對國內穆斯林的強硬政策相匯合，印度的宗教狂熱從90年代後期進一步發展到了危險的地步。除了大規模的軍事對峙外，印度教組織仇視巴基斯坦和穆斯林的宣傳鼓動也進一步升級。世界印度教大會總書記普拉溫·托科迪亞建議中央政府與猶太人及其他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團體聯合起來反對穆斯林，並說「450年前巴布爾毀壞羅摩廟與去年9月11日毀壞世貿中心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兩張面孔。」（註：「世界印度教大會說只有戰爭能阻止寺廟建設」，載《印度時報》2002年2月8日。）

九一一事件已經過去近兩年，在這段時間裡美國加強了與印度的全面合作關係，穆沙拉夫政府調整了克什米爾政策，國際形勢的發展對印度更為有利。但是，印度國內的政治形勢發展卻不利於印巴關係的真正改善。人們發現：從2001年至2002年初，印度人民黨在邦議會選舉中連連失利，但在古吉拉特邦成功地運作了「印度教特性」政治後，卻取得了令人吃驚的勝利（註：邱永輝：《淺析「印度教特性」政治》，載《南亞研究季刊》2003年第2期。）。印度觀察家認為，「印度教特性」是印度人民黨在古吉拉特邦使用的惟一有效手段，但在條件不同的其他邦可能很難奏效。為了取得選舉的勝利，不排除印度人民黨以保衛克什米爾或反對恐怖主義為名與巴基斯坦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註：The Role of Hindutva in Indian Politics,South Asia Monitor,No.55,2003-2-1.）。從近年的情況看，總體而言，印度主要政黨在政策問題上的分歧已經縮小，對巴基斯坦的政策可能比以前更危險，有可能會引發壞的後果。

（三）印度人在思考自己的意識形態溫和化問題

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頗具影響但受到廣泛批評的《文明的衝突》中指出：被稱為原教旨主義的運動，在基督教、猶太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中都有發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宗教中，參與原教旨主義運動的人是青年、受過高等教育者、中產階級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士等（註：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由於印度教有崇尚非暴力的傳統，加之印度是一個世俗的民主國家，因此在多數人的眼裡，無論是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極端教派，還是阿富汗信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塔利班政權，都更具危險性，因而也更受國際社會關注，而印度教派極端勢力的活動及他們所推行的印度教原教旨主義和沙文主義主張長期未受到國際社會足夠的關注。但印度目前的局面卻使國內的宗教和睦和印度在國際上的形象均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從長遠看，無論是恢復國內秩序還是保持地區和平，都離不開印度社會在意識形態溫和化方面的努力。

2002年2月底開始的古吉拉特教派衝突，促使印度社會反思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問題。印度人不僅看到了而且不得不承認：「在印度，我們也有自己的瘋狂分子，自己的塔利班式的狂熱」（註：Anil Athale,The Monster of fanaticism.http://www.rediff.com/news/2002/mar/06anil.htm）。一些學者認為，目前盛行的印度教沙文主義是一種「有毒的、侵犯性的、排外的、爭鬥的、好戰的民族主義」，「印度的地大物博使得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將鄰國看成是矮子、侏儒，不配與印度這個巨人進行比較。印度是惟一的，印度是例外的，印度是無可比的，印度是永恆的。」（註：The Hindu,Mar.18,2002.P.V.Rao,Itching for a War:BJP in the Nazi Mode.Tehelka,Jun 1,2002.）正是這種極端宗教民族主義，曾被泰戈爾稱之為「大威脅」和「印度麻煩的根源」。印度教徒中的有識之士認為，如果印度教徒像伊斯蘭聖戰者那樣行事，就會給印度教造成悲劇（註：Hindustan Times,Jan.20,2003.）。

民意調查顯示，「九一一事件和12月13日印度議會大樓遭襲事件發生後，全國涌動著一股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暗流。但這股暗流卻沒有變為對印度人民黨的積極支持」，相反，「阿約迪亞運動的形象加深了人們認為這是東方狂熱主義的最壞版本的印象，刺激了人們對『印度教塔利班』的恐懼」（註：Swapan Dasgupta,In the Line of Fire,India Today,2002-3-11.）。印度人民黨強硬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路線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也造成了不利影響。由於印度人民黨在選舉策略中突出了國家安全和反對恐怖主義，將打擊目標鎖定在巴基斯坦和國內的穆斯林，使自己的反其他宗教的形象更加突出，故而在近年的邦議會選舉中失去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筆者認為，印巴關係的癥結是克什米爾問題，因此兩國關係的改善，取決於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出現「雙贏」的局面。這無疑需要雙方真誠的協商、真正的理解和痛苦的讓步。西方外交思想庫和印巴部分高層人士都認為，印巴應當進行「將實際控制線變為邊界線」的認真對話。從目前印度方面的情況看，無論是從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還是改善印巴關係的角度，印度現政府都應當對自己的宗教民族主義意識及其政策進行認真的反思，如果溫和派能夠在意識形態溫和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使印度社會回到多元、溫和、包容的傳統文化，就有望在緩和印巴關係的萬里長征中成功地邁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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