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我跟醫生朋友聊了聊，為什麼香港少見醫鬧

最新 09-07

文| 許驥

漢字真是有意思。繁體字的「醫」字，拆開來是：醫、殳和酉。「醫」是放箭的筐，是殺人的；「殳」則是木棒，也是殺人的；「酉」是藥酒，才是救人的。「醫」字把醫生的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別人是殺人的，但醫生是救人的。而把「醫」簡化成「醫」，還真是一個深刻的隱喻。

榆林產婦跳樓事件發生後，引發了太多的討論。但在邏輯上，首先應該明確一點，那就是這並不一定是個與「女權」有關的命題。因為需要家屬簽字才能進行手術，病人自己即便神智清晰也無法做主，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並非特別出現在女性身上，或產婦身上。所以，不要往女權上扯。

本次事件是再次深度剖析反思醫療制度的機會。

因為事件的衝擊性太大，我幾乎有生以來第一次和醫生朋友聊了這麼多。這是位非常知名、優秀的醫生，講起這件事，他顯得有些激動，頗有微詞，總結起來一句話：醫療制度太不保護醫生了。例如，他說在出現醫療事故時「舉證倒置」，即醫生和醫院是被「有罪推定」的。在以往乃至今次醫療事故後，各方竟然常常要求醫院提供自己無過失的證據。那麼，以後所有產房是不是都要裝竊聽器、攝像頭呢？作為病人，你不要隱私了嗎？

無論如何，醫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職業之一。因為這份職業太專業了，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也沒有任何外行有資格對醫生的專業指指點點。即便有些醫生「謀財」，但至少不「害命」。好了，問題回到很多人關心的點——到底誰才有權決定產婦是否可以剖腹產？為什麼神智清晰的產婦無權決定自己剖腹產？而非要等在產房外的家屬來簽名同意呢？其背後，完全是制度問題。

在香港，因為我親身進過兩次產房陪產，所以還是比較清楚香港的這套流程。進產房前，產婦就要簽署所有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規定，如果順產嘗試一段時間後，醫生認為不適合順產，那麼有權對產婦進行剖腹產。另外，醫生基本上拒絕給產婦用無痛分娩，因為無痛分娩有失誤率，麻藥可能造成胎兒智力受損。總之，病人能決定的範圍是有限的，基本上都是由醫生決定。

醫生要面對的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情景。醫生是一份極其需要經驗的工作。在醫療救治中，有些東西指標可以量化，例如葯的用量。但是有的東西是不能量化的，例如病人是否危殆，這是許多綜合因素的複合結果。所以，最前線的判斷必須只能交給醫生。如果不把權力交給醫生，也就無權讓醫生負責。

然而在很多情況下，由誰決定病人可以動手術的權力，就是這樣被無厘頭地推到了一般來說不會有專業醫療知識的病人家屬手上。所有人都出於理性計算，保證自己的責任最小化，從而誰也不需要對這個系統負責，卻誕生了最可悲的結局。還孕育了一個副產品，就是「醫鬧」。

就我在香港的醫療經驗來看，我幾乎見不到香港發生過醫鬧。為什麼會出現醫鬧？朋友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醫鬧成本」太低——鬧不成，幾乎不用付法律責任；而鬧成了，就會獲得相應的好處。近年醫院因為擔心名聲受損，故而非常懼怕醫鬧。

在香港，醫療資源是充分市場化的。醫生相對獨立於醫院。醫生收取的是「醫生費」，醫生費可以自己定價，符合自己身價即可，如果過高，當然就沒病人找你看病——都由市場調節。醫生的收入是不與賣葯掛鉤的，所以香港醫生常常勸病人少吃藥。反觀內地的一些醫院，醫生的很大一筆收入來自開藥、化驗，以至於很多人說內地醫療因此更「市場化」。非也。這種醫療資源配置是遠遠不夠市場化的，收入和賣葯掛鉤，某種程度上是「利益結構」罷了，不是市場運作。僅僅允許「莆田系」這樣的醫療資源部分市場化，或許比完全沒有市場化還要糟糕。醫療資源只有徹底市場化，引入市場競爭，才能變好。

當然，香港的醫療制度同樣存在問題。實際上，你去全世界任何地區問當地老百姓醫療資源好不好，或許都不會有正面答案。為什麼？因為醫療費用是如此昂貴，而人們普遍又認為政府需要為民眾的醫療埋單，所以醫療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推薦本書：《醫學霸權與香港醫療制度》（佘雲楚等合著，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