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婦悲劇之問：我的性命，能交給你嗎？

榆林產婦事件來回反轉，就像翻跟頭。但翻跟頭是表演，從來都是翻給觀眾看的。死者卻已閉上了眼睛。

或者，再也不能閉上眼睛。

重複

圍觀者可能覺得這一幕似曾相識。的確，十年前也曾有一起「丈夫拒不簽字，產婦一屍兩命」事件，丈夫的名字是肖志軍。

簡單回顧。2007年的冬天，肖志軍和妻子李麗雲到醫院看感冒。當時李麗雲已有9個多月的身孕。接診醫生診斷李麗雲感染了重症肺炎。醫生們診斷，肺炎導致產婦的心肺功能嚴重下降，產婦和胎兒都有危險，必須馬上剖腹產。按照規定，進行任何手術前，必須得到患者或家屬的簽字同意。

由於李麗雲陷入昏迷，肖志軍成為唯一有權簽字的人。當醫生將手術單遞給肖志軍時，肖志軍拒簽。醫生兩次對李麗雲進行心肺復甦，肖志軍仍然拒絕，他在手術通知單上寫：堅持用藥治療，堅持不做剖腹手術，後果自負。第三次手術機會喪失後，晚7點20分，李麗雲因為嚴重的呼吸、心肺衰竭而不治身亡。

事後，肖志軍在醫院的走廊徘徊，賴在病房內堅決不走，去醫生辦公室糾纏，大喊：「看看我的孩子還活著么？我的孩子噢！孩子肯定活著啊！我要我孩子啊！」。

這起事件，直接催生了《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六條的出台。

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准，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

有人說，這個條款應該叫李麗雲條款，這是用她和孩子的命換來的。

十年之後，在榆林這起相似的事件中，這個條款廣被提及，但沒有人記得李麗雲——就像這個法條並沒有阻止悲劇再次上演。

但是，人們的記憶里還隱隱約約記得肖志剛。點開新聞，點贊數最多的評論是對把人當做「生育機器」的聲討。

婚姻

無論是簽字也好、告知也好、婆媳關係也好，榆林產婦的縱身一躍，砸開的是人們對婚姻的脆弱感。不，應當說是不信任感。

一項制度是不是運行良好，首先當然要看有多少人會用它。在這方面，婚姻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2016年，全國法院審理離婚案件139.7萬件，民政部門登記離婚346萬對，涉及近500萬個家庭，約1000萬當事人。登記離婚且不說它，在兩年前，訴訟離婚的數字是120萬。飛漲的離婚數量，直接推動了如火如荼的家事審判改革。其原因無非兩點，一是案件太多，需要專門解決，二是案件太多，影響實在不小——所以其實還是離婚者太多。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婚姻家事的法庭里總是熱鬧的。

與此相比，中國全國的結婚數已經經歷了三年下降。2014年，辦理結婚登記1306.7萬對，比上年減少了2.98%。到2015年，結婚登記1224.7萬對，比上年下降6.3%。至2016年，全國共辦理結婚登記1132.88萬對，環比下降了7.5%。

從數據上來說，幾乎每有兩個核心家庭新生，就有一對夫妻關係解體。

這個年頭，結婚越來越難，離婚越來越容易。背後都是一個問題：進入或維持婚姻關係，圖什麼呢？

問題

無論事實如何，榆林事件引發的真正焦慮在於，我的性命，能不能交到一個可能不知什麼時候就不再有關係，甚至會反目成仇的人手上？

這是在極端環境下，由對婚姻的不信任感提出的問題。

實際上這並不稀奇，在生活中我們早就熟悉了它的不同形式。購買二手房，需要夫妻雙方同時現場簽字，拿著身份證、結婚證代簽的簡易方法，被層出不窮的糾紛捅得千瘡百孔；夫妻共同財產不到離婚不能分割的鐵律，也逐漸被敲出了很多例外，因為社會已經見多了一方父母身患重病，另一方卻拒絕出資醫治的奇聞。「家事代理」範圍的不斷限縮，背後只有一句話：雖然是夫妻，我也不想有朝一日「被代表」；也不斷有人提出，在發生繼承時，配偶不應當處於法定的第一順位。

問題的關鍵，並不出在手術的同意制度上。且不說緊急狀態下，醫療機構有最後決定的權利與義務，單說榆林事件中孕婦並沒有喪失神志，甚至她選擇跳樓，更說明在最終一刻仍有決定與行動的能力。

那麼，真正的問題是，如果確實存在家屬因素，是什麼讓她無從決定自己的命運，是什麼讓她如此無力？而不管是否受到家屬阻止，從醫療機構的角度說，有什麼辦法能讓一名在似乎永無休止的疼痛中陷入絕望的產婦，保住繼續前行的勇氣？

當然，這並不是說診療提示告知制度不需要改進。術前委託的後果告知是否充分，受託人的順序或數量是否合理？委託的目的，是要在關鍵時刻，找到最能從委託人利益出發做決定的人。

良好的提示告知與委託制度，固然是為了患者的利益，卻也是醫療機構的福音。畢竟，需要適用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六條時，醫療機構幾乎一定難辭其咎。

雖然希望渺茫，但還是願這起悲劇能解決一個真問題。

最大的悲劇，是在我們還記得時，就重複過去的悲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