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氣財具精的萬曆皇帝是如何一步步搞砸整個大明朝的？

明神宗朱翊鈞生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隆慶二年(1568年)二月被冊封為太子，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即皇帝位，次年改年號為萬曆。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病逝，葬在定陵，謚號為「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

神宗即位時年僅9歲，在位前期，主要任務是系統學習帝王之學，國家大權則掌握在生母慈聖太后、司禮監太監馮保和內閣首輔張居正的手裡。這時，明朝已建立200餘年。永樂初年，為彌補太祖廢除宰相制留下的權力空隙，成祖設立內閣，內閣有大學士若干人，彼此地位相同。明中期以後，內閣中以首輔地位最尊。神宗統治時，內閣地位高於六部，內閣首輔成為無名卻有實的宰相，因此張居正是當時明朝外廷的最高官員。而司禮監作為內廷與外廷之間的橋樑，這時也成為內廷的最高權力機構，司禮監太監馮保自然成為內廷的實權人物 。

神宗初期，國家的權力是這樣運轉的：慈聖太后通過馮保，把指示傳給神宗，神宗傳給張居正，然後神宗把張居正的票擬，按照馮保的建議寫成硃批，由張居正在外廷負責實施。為了明朝的統治興旺發達，慈聖太后、馮保和張居正三人，彼此頗為信任。在慈聖太后和馮保的大力支持下，張居正在外廷大刀闊斧地實行改革，先是整肅朝綱，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鈺政；然後修治黃河，清丈全國土地；接著改革賦役制度，實行「一條鞭法」，整飭武備。因此，張居正去世之前的萬曆前10年，國家欣欣向榮，是明朝中葉以來 的黃金時期。

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和他在朝中的不可一世，使他樹立了大批政敵。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張居正一死，這些政敵們便發起了猛烈的「清算風」，紛紛參奏張居正，揭發他結黨營私、奢侈淫逸、口是心非。一向對張居正敬重、信賴的神宗和慈聖太后呆住了。尤其是神宗，精神上受到了無情的打擊，他痛感皇帝的人格受到愚弄，天子的威嚴遭到侵犯，因此親自領導了一場長達兩年的清算張居正運動。張居正生前的一切榮耀被剝奪，親信全部遭清洗，家產被抄沒，兩個兒子被送到煙瘴之地充軍，只剩下年邁的母親在苦度殘日。馮保也發配到南京奉御，不久死在南京。這次清算，神宗和慈聖太后痛快地發泄了私憤，可是個人的痛快帶來的卻是國家的噩運，它結束了隆慶、萬曆初年的改革，使明朝進入不可挽回的衰敗時代 。

清算張居正運動結束後，又接連發生了「立太子」事件、「爭國本」風波、宮中「梃擊案」等激烈鬥爭。神宗與朝臣們的數次鬥爭，表明了明朝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的矛盾已到了白熱化的地步。神宗與眾大臣之間的關係已是君不君、臣不臣，神宗無力駕馭群臣，群臣也無法用儒家傳統的為君之道約束神宗。這種君臣之間彼此隔閡、互不信任的不正常關係，使神宗的雄心大志化為泡影，對朝政失去信心。自萬曆二十年(1592年)起，他龜縮宮中不再視朝，把大量的精力都發泄在掠奪民脂民膏上，不僅大量侵吞土地，而且派礦監稅使對工商業進行無情掠奪，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民變。

面對皇帝的怠政和斂財，朝中大臣分化成兩個陣營，一部分內閣大學士和高層官員跟在皇帝後面，貪贓枉法，中飽私囊；另一部分政治上受排擠卻追求正義的中下層官員，面對日益加劇的政治危機，強烈要求改良政治，重整朝綱。這兩部分人各自結成黨派，互相攻訐，形成以浙黨和東林黨為主的黨派之爭。神宗與浙黨臭味相投，「志同道合」，因此對東林黨 殘酷鎮壓；東林黨則不畏犧牲，前赴後繼，始終堅持鬥爭。

正當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如火如荼、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熱之時，女真部落在努爾哈赤的領導下，崛起於明朝東北部，並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脫離明朝獨立，建立「 大金」政權，與明王朝中央政府分庭對抗，嚴重威脅著明朝的統治。因此，明朝這艘大船在 神宗統治期間，已是千瘡百孔，瀕於沉沒的邊緣。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這位明朝在位最久、最為懶惰、最為貪婪的酒色財氣四毒俱精的皇帝，終於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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