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什麼不禁娼？

美國學者V·布洛和B·布洛在1988年出版的《婦女和賣淫》一書中，將世界各國對待娼妓的措施概括為兩種：一是採取一切手段，杜絕賣淫；二是為了防止性病蔓延，使賣淫合法化並注重管理。但該書作者顯然傾向於後者。他們在書中寫道：「很難斷言對一切形式的賣淫均嚴厲非難的社會，比對賣淫採取一種寬容態度的社會更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中國自古代至民國，對「娼」總體上注重於「疏」而不是「堵」。

恩格斯指出：「賣淫是對專偶制（由婚姻確定的男女關係）的必要補充。」民國及以前的中國，娼妓的合法存在就是婚姻的補充。因為，中國是男權社會，對於男性實行的是「有限的性自由」，前提是不破壞婚姻，否則將受到譴責甚至懲罰。有錢的男人可以妻妾成群，也可以與婢發生性關係，只要事後將她「收房」（納為妾）。但是，不能與任何女性通姦和有「小三」，不管「小三」已婚或未婚。因為，女性的貞潔至為重要，若使「小三」失身而不娶，將影響她以後的婚姻。總之，對作為社會單元的婚姻不構成破壞，是「性自由」的「紅線」。

娼和妓在今天幾乎是同義語，但其原意並不相同。古代以賣身為主的為「娼」，以賣藝為主的為「妓」。所謂「天下才子必風流」。由於很多妓會琴棋書畫，多才多藝，善於交際、情感豐富，因此是士大夫唯一合法尋找的「情人」。士大夫風流倜儻，但往往用情不專。晚唐女詩人魚玄機的《贈鄰女》中的千古絕句「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就是一種由衷的感嘆。國人常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但公正地說，這豈能怨她們？她們若有情，是否很容易感情受傷？

對於社會各階層的男性而言，娼妓是合法宣洩婚前性慾或者婚後剩餘性慾的對象，但不僅如此。如果說社會低層的男人是為了宣洩而「嫖娼」，士大夫等社會上層的男人則是「狎妓」，即不僅獲得生理的滿足，而且獲得心理的愉悅。

不過，娼妓的數量必須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否則與孔孟之道所主張的「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理想社會背道而馳。因此，「逼良為娼」在中國曆朝歷代都屬嚴懲不貸的犯罪行為。

雖然是「疏」，但中國曆朝歷代的「尺度」並不相同。據史書記載，早在春秋時代，齊國宰相管仲即已設「女閭」。此後，「教坊」、「青樓」、「瓦舍」、「勾欄」等，逐漸遍布華夏大地。六朝時代，華夏大地已繁榮「娼」盛。當時的「盛景」，在《玉台新詠》中多有描述。如其中的《潯陽樂》這樣寫道：「雞亭故人去，九里新人還；送一卻迎倆，無有暫時閑。」宋代以後，理學日熾，吏議漸嚴。朝廷明令官吏禁止狎妓，但這一禁令形同空文。據《貴耳集》記載，「道君（宋徽宗）悻李師師家，偶遇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匿於床下。」君和臣在妓女家偶遇，臣慌忙躲到床底下，真是對朝廷「狎妓」禁令的莫大諷刺。到了元代，據《馬可波羅遊記》所述，元朝大都（北京），娼妓約有2.5萬人左右。此數字或不準確，但應該大致不差。明代律令禁止官吏前往青樓或教坊，但允許官吏將妓女招致家中陪酒。明代中葉，據《五雜俎》記載，「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清朝「由順治歷康熙，雖用國家明令法律，消滅了歷代相沿的官妓制度」，但「雍乾以後，娼妓則依然存在」。鴉片戰爭後，上海開埠，「青樓之盛，甲於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江之鯽。」在慈禧修訂《大清律例》，刪除「京師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內容，默認妓院合法存在後，娼妓更一發不可收拾。到了，民國，「娼」海橫流並融入了國家經濟動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娼妓才在法律上被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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