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宰相還是做攝政？——論說張居正的權力悲劇

作為明代最傑出的閣臣，張居正真正的悲劇在於：他沒有宰相的名份，然而在責任上，皇帝和六部臣僚都希望他履行宰相的職責；在權力上，皇帝和六部臣僚又都不會給予和擁護他作為宰相應有的權力。所以，為了不變成一隻風箱里兩頭受氣的耗子，張居正不得不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孤注一擲。

葉首輔的牢騷

1609年12月，大明朝唯一的閣臣葉向高心情極度鬱悶，在給萬曆皇帝的奏章里大發牢騷。葉首輔說，朝廷諸臣都紛紛寫摺子歸罪於我，輕的要求我辭職，重的要求我以死謝罪。所有的怨恨，都聚焦在我孱弱的身軀上。我即便是鐵鑄石雕，恐怕也要被銷融掉。如今禍亂還沒有來，天下人就已經將我視為罪魁禍首；一旦發生什麼變故，我恐怕死了也難讓天下人滿意。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釁毒，如今卻讓臣我一個人來承擔，我真是痛徹心扉，冤枉死了。

牢騷看起來不小，不過卻並沒有什麼具體的事件做導火線。千篇一律的日子裡，堂堂葉首輔居然如此大發牢騷，自然得好好聽聽他的理由。葉首輔說：內閣里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皇上和群臣都把我當成唯一的宰相。可是，皇上你希望我完成宰相該完成的工作，但卻不給我宰相的權力。六部大臣們也把那些大事推給我，說那些都是宰相的職責，可是他們又從不擁護我作為宰相的權力。

牢騷發到這裡，需要作一點解釋。內閣是明代特有的產物，極度迷戀集權的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考慮到工作量實在太大，就設了內閣這麼個顧問機構來協助自己。朱元璋留有兩條祖訓，一條是「後世有敢言設丞相者，殺無赦！」；另一條是「六部分理天下事，內閣不得侵」。這兩條祖訓正是葉首輔這頓牢騷的根源。

葉首輔說皇帝讓他做宰相該做的事，又不給他宰相該有的權，其實是萬曆皇帝嚴格遵循祖制不設丞相的結果。六部大臣的矛盾態度，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因為怕擔責任，每逢大事，他們都十分願意推給閣臣，這就等於將閣臣視作了宰相；另一方面，又沒人願意自己手裡的權力被瓜分，朱太祖兩百年前已經說得很明白，處理「天下事」的權力屬於六部，與閣臣完全無關。兩方面一結合，六部大臣們對待葉首輔的態度自然是：有責任，你負！要分權，不給！而倘若出了事，你們就一個勁地彈劾我，指責我；我要出面來處理這些事吧，你們又不聽指揮，生怕我奪了你們的權！如此看來，葉首輔這頓牢騷，實在是發得大大有理。

最後，葉首輔說：「我朝的閣臣們，本來只不過是皇帝的顧問，而不是什麼宰相。中間有那麼一兩個權臣，向上竊取君王的權威，向下侵犯六部的職務，最終都沒得到什麼好下場。」

葉首輔的意思很明白：按照祖制，俺就是個高級顧問，皇上您別拿我當什麼宰相，我也不要宰相的權力；群臣們也不要動不動就說這也是宰相的責任，那也是宰相的責任，俺不分你們的權，俺也從來就不是什麼狗屁宰相。一句話，這頓牢騷的主旨是：俺才不做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的二百五！

從內閣突圍的３種方法

類似葉首輔這樣的牢騷，幾乎大明朝所有的閣臣們都發過，只不過葉首輔仗著萬曆皇帝喜歡自己，而把牢騷公開說出來了，其他人則只敢憋在心裡。對許多人來說，進內閣，好比進地獄。許多閣臣對朝廷表現出不合作態度。萬曆朝的另一位首輔李廷機，在位3年零9個月，辭職信前後寫了120多次，最後竟倉皇棄官而逃。不到十天就要去向皇帝辭一 次職，可見對做閣臣恐懼到了什麼程度。和李廷機相比，葉向高也不遑多讓，入閣還不到5個月，就寫了辭職信，要求退休，結果沒得到萬曆批准；隨後乾脆閉門不出，窩在家裡不去內閣上班，直到驚動太后出面敦請……做了七、八年閣臣，前前後後加起來，辭職信竟多達六七十封。

除了辭職不幹，消極怠工也是從內閣突圍的有效方式。許多閣臣刻意迴避國家大事，一心一意做和事佬。嘉靖年間的首輔徐階，動輒就以「調停國手」而自詡，萬曆朝的另一位首輔申時行，則從入閣的第一天開始，就「下決心當和事佬」。古人常用「伴食宰相」來諷刺無所事事、尸位素餐之人，在明 朝，這一類稱謂集體大爆發，什麼「萬歲閣老」、「劉棉花」、「紙糊三閣老」、「土木偶」、「清客宰相」……這等千奇百怪的綽號，能裝滿好幾籮筐。

第三種從內閣突圍的方式，有點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就是乾脆把自己變成真正的宰相。

仁宣時期的閣臣楊士奇，搞過一種叫作「保舉法」的新政。大致內容是：三品以上的朝臣，以及二司衙門的長官，都可以舉薦自己所知道的人才；這些被舉薦的人才， 用作地方州郡長官的候選人；今後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知府、知州如果有缺額，吏部都要提出來，讓在京三品以上官員來推薦保舉。

自然，比起那些「三品以上官員」來說，諸位內閣大佬們更有權力推薦人才。這條新政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從吏部手裡搶奪官員的任免權。本來按照朱太祖的規定，內閣屬於諮詢機構，而不是辦事機構，無權干涉吏部的官員任免權。但如果內閣想成為真正的宰相，掌握官員任免權，又是最要緊的事情。內閣要擴大、鞏固自己的權力，既需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更需要在百官中形成一個親內閣的勢力網，培植堅實的政治基礎。所以楊士奇才想出了這麼個迂迴的策略。

在與吏部爭奪用人權這個問題上，比楊士奇高明的人大有人在。譬如：許多閣臣選擇了將吏部的最高長官拉入內閣的方式，使吏部與內閣合二為一。其中的代表人物可算高拱。自1569年入閣，高拱就同時 擔任著閣臣和吏部尚書兩職；1571年，高拱升任首輔，內閣的權力與吏部的權力，天衣無縫地合二為一。

明代黨爭極為頻繁，傳統觀念將其歸結為權欲私心，很不客觀。大多數黨爭的實質是內閣與六部之間權力的爭奪戰：內閣想擺脫尷尬，成為真正的宰相，於是向六部索要權力，六部則依據祖制，認為內閣此舉不合法，而奮起抗拒。其結果，則被我們的葉首輔一語道破：「凡是內閣認為正確的，六部及其他部門必然說是錯的；凡是內閣認為不對的，六部及其他部門必然認為是正確的。」明朝滅亡之後，黃宗羲總結教訓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這話說得實在深刻。

張居正的第四種突圍方法

1573 年，也就是萬曆元年，張居正正式成為大明朝的內閣首輔。《明史》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這幾個字來形容張首輔當時的心理狀態。不過想法雖好，做起來卻大有 難度。儘管已經和太后、大太監馮保結成了牢不可破的三角同盟，張首輔的權力貌似很強大，但朱太祖的祖制硬梆梆地擺在那裡，閣臣不能管理實際事物，所有這些 權力，都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群臣們自然就不服；群臣們不服，自然就啥也辦不成。

張首輔，可是個有辦法的人。此刻，他正在寫一封呈遞給皇帝，也就是呈遞給自己的奏摺。摺子里有兩句話很意味深長：第一句是：「月有考，歲有稽，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翻譯成白話，就是說：從此以後，對國家所有的官員，每個月都要做績效考核，年終再做整體考核，合格的留任，不合格的降級或者開除，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國家富強。

這個新規矩，後來被稱作「考成法」，實際上就是一套針對官員們的績效考核制度。第二句話才是重點：「撫案官有延誤者，該部舉之；各部院有容隱者，科臣舉之；六科有容隱欺弊者，臣等舉之」。也翻譯成白話：地方官績效不達標，中央各部來檢舉；中央各部績效不達標，六科監察機關來檢舉；監察機關績效不達標，臣我來檢舉！

對張首輔來說，「考成法」有一箭雙鵰的好處。除了可以提高官員的辦事效率之外，最重要的是讓張居正得以一舉囊括對百官們考核升遷的權力。形成了內閣控制六科，六科監察六部，六部考察地方機構這樣一棵權力樹。把對所有官員的考核權抓在手裡，內閣雖仍然不是宰相，但卻要比宰相的權力還大。當然，六部群臣們不會看不透這一點。在看到這份摺子的第一時間，他們就作出了反擊，彈劾的奏摺接二連三地飛到了張首輔的辦公桌上。

要做事，首先要有做事的權力。對此，張首輔深信不疑。更何況，自己已經完全規避掉了太祖皇帝的祖制。所以，張首輔對異議者採取了了鐵血政策：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和那些尋求成為真宰相的前輩閣臣們有所不同，張首輔根本就不在乎能不能成為宰相。他搞出來這個考成法，目的是要直接操控百官，成為大明朝的獨裁者。對此，張首輔本人也從不諱言，他不止一次對自己的下屬說過：「我非相，乃攝也。」張首輔要做的，不是宰相，而是代替皇帝執政的「攝政者」。這是明代第四種從內閣突圍的方法，數百年里，只有張居正一個人試驗過。

如此突圍的下場

張首輔的突圍，成功了。按照朱太祖的規定，閣臣只是顧問，對一切政事，既沒有決策權，更沒有行政權；對大小官吏也沒有任免權；六部直接受皇帝領導，內閣無權干涉。但對張居正執政的時代，史書憤憤不平地寫道：「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萬曆前期，一切大政方針都出自張首輔，張首輔的權力延伸到了大明朝的各個角落。誰要攻擊張首輔，誰就是對當朝皇帝的蔑視和觸犯，是「竦動幼主，陰間左右」，是對張首輔一片忠心報國的褻瀆，誰就會遭到貶黜。

甚至於張首輔還直接肆無忌憚地要求言官們「毋議及冢宰」，不許他們議論、彈劾自己。

沒有哪個宰相敢提這樣的要求，但張首輔從沒將自己看成宰相。一些阿諛奉承之徒給他送了副黃金製作的對聯，上面寫道：「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太岳」是張居正的號。「太岳相公」和「大明天子」相提並論，自然很有僭越的嫌疑，張居正卻毫不為意，安然收下了對聯。

萬曆十年，張居正患重病，久治不愈。朝中大臣，自六部尚書到閑散小官，無不為他齋戒祈禱。這些人紛紛放下本職工作，去佛寺道場為張居正祈福，然後再把祈福的表章送進張府；各地封疆大吏也紛紛效仿，一時間舉國若狂。後來萬曆皇帝病重，也沒見到這麼大的祈福排場。

自然，張居正也不是沒有想到過不做宰相，而作攝政的後果。但他所面對的，是一道單項選擇題，沒有通融的可能——想要「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首先需要獲得權 力；想要獲得權力，要麼像高拱他們那樣成為真宰相，要麼就成為「攝政」；朱太祖的祖制白紙黑字，閣臣變宰相的路顯然走不通，高拱就是教訓，只能陷入無休無 止的權力鬥爭之中。留給張居正的，只有「攝政」這一條路，如果他真想有所作為的話，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張居正自己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他這番選擇的最佳註解：「念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它，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稍有建立」。可以推想，如果沒有朱元璋不準後世子孫設立宰相、以及內閣不許干涉「天下事」的祖訓，張居正完全可以像王安石那樣，以一名宰相的身份，名正言順地進行改革，而不必面臨這種兩難的境地：要麼做「攝政」，成就改革，禍及身家；要麼做閣臣，放棄改革，保全妻孥。張居正選擇了前者，所以在他去世之後，太倉里的糧食可供國家十年之用，可自己的十幾口家人卻被鎖在被查封的宅子里，活活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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