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黃郛與沈亦云的天津夏夢

沈亦云13歲時由嘉興經上海入讀天津北洋女師範學堂，後隨丈夫黃郛多次寄居天津，與天津淵源極深。1912年冬，黃郛夫婦和新婚的張群夫婦曾在天津短暫居住，等候出洋；1916年袁世凱死後，當北京府院之爭愈演愈烈之際，黃郛和妻子沈亦云再次回到天津，因不喜歡日租界和法租界的鬧雜，最後選擇意租界今民主道的一處洋房寓居，遠離官場，潛心讀書。

天津義大利租界馬可波羅廣場，黃郛和沈亦云在天津的家就在附近

按照沈亦云和黃郛的設想，他們打算長期在天津居住，享受天津相對寧靜的悠閑夏夢生活。黃郛、沈亦云曾言：「淡泊名利並不難，但要把心靜下來卻並不容易。」多年以後，沈亦云稱在天津那幾年讀書生活是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然而，由於時局動蕩及黃郛的特殊身份，這樣安靜的日子經常發生中斷。

在民國歷史上，黃郛是一個極少見的「另類」人物：他既是同盟會的重要成員、辛亥革命的功臣，又擔任過北洋政府的總長、內閣總理；他的夫人沈亦云是袁世凱的門生，而他與孫中山、黃興等人關係密切，與蔣介石、陳其美為拜把子兄弟，卻終生沒有加入國民黨。如果不是因為蔣介石在1927年的崛起，幾次請他處理棘手的中日問題，「賣國」之類的磚頭也不會紛紛砸向這位隱居在海河畔和莫干山的風雲人物。

「我到天津讀書是偶然又偶然之事」

「十三歲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輪到上海，從上海換海船到天津，經過幾千里路，我依然在一無山之城。天津是渤海灣里一個鹽灘。因這次讀書之緣，我後來曾一再卜居於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時間我們過的是閉戶讀書生活。」——沈亦云：《亦云回憶》

沈性真是沈家三姐妹中的老大，生於1894年。13歲以前，沈性真一直住在浙江嘉興城裡，「未出家門百里，沒有見過山。」與她同輩的女子，大多到年長後才讀些書，而小性真因「無意中識幾個字」，跟隨外祖父的老師一起讀書。不久，女子讀書風氣初開，「我到天津讀書是偶然又偶然之事」。

沈氏兄妹合影（左起）沈性元、二姐沈性仁、大姐沈亦云、大姐夫黃郛、二姐夫陶孟和，兄沈怡

沈氏三姊妹合影，右起：沈亦云（沈性真）、沈性仁、沈性元

1906年，天津女師學堂監督（校長）傅增湘前往上海為北洋女師招生，名額40人。沈性真隨外祖父送「八姨」葛敬誠由嘉興前往上海登記報到。雖然還不到入學年齡，但傅增湘卻鼓勵小性真填寫履歷表。寫名字時，因平日經常被同學譏諷「性真」為尼姑名，乃自名為景英。到1908年沈景英在北洋女師畢業時，傅增湘為每個學生贈對聯一副，「題款知我沒有號，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云』二字」。從此沈性真改名為沈亦云。

沈亦云被「意外」錄取後，來不及回家，只得由家人緊急送來一隻箱子、一隻網籃、一個鋪蓋三件行李。動身之前，同學見她穿著白洋紗的男裝長衫，笑問是否還招收男生，13歲的沈亦云連忙將長衫剪去半截，改成過膝短裙，「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1906年7月，沈亦云進入位於天緯路的北洋女師範學堂。對於袁世凱在天津實行的新政，沈亦云稱天津「一時興教育、辦實業，為全國各地之冠」。評價袁則曰：「吾人於歷史對袁項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在北洋總督任內所辦的新政，是不可抹殺的。」沈亦云就讀的北洋女師，正是袁世凱推行北洋新政時所創，「在其任內入學的人，他都視為學生」。因此1913年冬，沈亦云與黃郛北上時，黃郛到北京謁見袁世凱，袁還特意提起沈亦云是他的門生。

1906年夏，天津北洋女師範學堂開學紀念合影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沈亦云和葛敬誠等北洋女師同學在上海組織女子北伐敢死隊，一時引起轟動。滬軍都督陳其美在《申報》贊其「女子之身，有慷慨興師之志；軍歌齊唱，居然巾幗從戎；敵愾同讎，足使裙釵生色」。一天，沈亦云前往都督府辦事，出面接待的是滬軍都督府參謀部長的黃郛。黃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紹興人，與陳其美和蔣介石結為盟兄弟。

黃郛

黃郛對沈亦云一見鍾情，一直追到沈在蘇州就讀的教會學校。自此情書不斷，終於打動了沈家大小姐。不料，當沈亦云帶著黃郛到嘉興拜見父母時，沈父「覺其才太露」，一時躊躇。黃郛回上海後，給沈父寫了一封長信，詳述自己的家世，並承諾：「後半世學問事業，視長者之一諾」。最終，黃郛的誠意感動了沈父。1912年10月下旬，黃與原配吳守誠離婚；同月31日，與沈亦云在上海正式結婚。而婚後，蔣介石尊敬地稱沈「二嫂」，而這個「二嫂」比蔣介石還小了七歲！

「我與膺白都不喜歡上海」

「我們選擇北京居家的目的並不想與政府生關係，當時心思甚簡單，流浪生活已久，渴望要一個自由安居的家。我與膺白都不大喜歡上海。我們二人，地方觀念、派系觀念都不重，有志於此，願在北方社會做北方百姓。這點想法，雖然過於天真，後來我們在天津幾年，差不多都做到的。」——沈亦云：《亦云回憶》

1912年冬，黃郛偕新婚夫人沈亦云北上，同行的還有同為新婚的張群、馬育英夫婦。黃郛北上的目的地為北京，卻在天津住了下來。主要原因即在於沈亦云畢業於北洋女師，天津系其舊遊之地，熟悉地方情況，且有許多舊日同學。於是，他們在天津租了三間平房，張群夫婦亦與他們住在一起，等候出洋。

不久，黃郛接到陳其美的電報，提出取消出洋考察的計劃。對此，黃郛不以為然，認為革命黨人宜以真正學問道德報國，不在政權一時得失。為此，黃郛派張群於1913年3月初南下，到上海向陳其美轉達他的意見。不料就在張群準備乘津浦鐵路返津時，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宋教仁遇刺案，黃郛與張群不得不中止出洋計劃，並將已經準備好的行李搬上南下的火車。

1913年，黃郛與夫人沈亦云在天津

1916年袁世凱死後，政局暫時恢復平靜。這年秋天，黃郛夫婦從廣東肇慶回到上海後，決定遷居北方，在北京翠花衚衕租了一個中型四合院住了下來。就在北京府院之爭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黃郛和妻子沈亦云再次回到天津，在租界內找房子住。一日，黃郛和沈亦云前往家住河北的朋友唐少蓮家拜訪時，唐建議他們選擇意租界的房子。而此時因由北京逃難來的人極多，租屋極為困難。慶幸的是，一天沈亦云在意租界看房時，「看到一排出租房屋，兩樓兩底半獨立的小洋房，門前有小小空地，後面廚房，樓上亦有兩間小房」，月租70元，當下沈便與房主訂了一年的合同，搬到了這幢小樓里（今民主道3號）。

據《亦云回憶》記，「我家距老站（即今天津站）甚近，往來京津或往來南北的朋友，很容易來看我們，吃頓便飯或住宿一夜。」雖然房子不是很大，但自打搬進去就很熱鬧，家裡的床不夠用時，甚至連客廳的長餐桌上也睡過客人。這也是他們第一次住進有自來水浴室的房子，「幾件舊傢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舊」。沈亦云特意將兩把從北京添置的兩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套上了黃卡其布套。這黃家的大靠背椅經常接待南來北往及天津的各界名流。

張群說黃郛「生平行事，無不與國事大計有關」。在天津寄居前後的黃郛像一個潛伏在海河岸邊的超脫隱士，閉戶讀書，潛心研究，並標榜「不加入任何團體，不附和任何主義，不聞窗外之事而專心潛研」。實際上，黃郛焉能甘於寂寞。1919年，黃郛出國考察後回到天津，不久入北洋政府張紹曾內閣任外交總長，後又任高凌尉、顏惠慶內閣教育總長。1924年，還一度代理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務，其最大的功績即妥善地處理了溥儀出宮事宜。而每當蔣介石遇到難關時，他都顧及個人命運為盟弟出面「擔丑」。

1925年底，黃家將家由北京再次搬回天津，據《亦云回憶》說，「偶有舊人來津，傳些生活狀況」。1926年11月22日，黃郛正在天津意租界的庭院里散步，忽然收到蔣介石邀其南下的信函：「二兄大鑒：久未會晤，渴望殊深，如有公暇，務乞駕來一敘為盼。弟中正手上。」黃郛沒有馬上回信，沒想到蔣介石在一個多月後，派他們共同的老朋友張群前來天津，並帶來了蔣的第二封信。對此，黃郛「斟酌公誼私交，兩不容己，遂決定南歸」。

1933年，隨著華北局勢趨於緊張，經不住蔣介石的再三邀請，黃郛受命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相當於華北各省市最高行政長官。1935年5月17日，黃郛奉命抵津。5月31日，與日本人談判簽定《塘沽協定》。協議簽訂後，輿論嘩然，公認黃為親日投降派，連妹妹、妹夫也不能理解，認為「大姐平日頗能規過，此次甚偏袒姐丈」。

黃郛、沈亦云夫婦及女兒在白雲山館東頂

對此，黃在致蔣的電稿中有不少「心酸膽裂」、「淚內流」等表述。但他堅持認為，對日本做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黃郛將自己比喻為一個「拆火巷」的人：「日軍進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區遭遇了大火，無論你有怎樣精良完備的消防器材和怎樣勇敢熟練的消防人員，惟一救急的辦法只有拆毀快要燒到的房屋，打出一條空巷，不讓火源再蔓延過來。」在他看來，中日最後不能免於一戰，但中國需要爭取時間。針對全國輿論的抨擊，黃郛自嘲稱：「本人除國家觀念外，絕無政治慾望，世人有不諒之者，惟有付諸一笑耳!」兩年半後，這位「辱國差使」即逝於肝癌。病重期間，日本大使館曾幾次推薦醫生，朋友中也有人勸他請日本醫生診治，他都一概拒絕。

文/徐鳳文

責任編輯：王鵬程

本文源自洋樓人文生活分享家《風物》雜誌夏季刊，轉載請註明出處。您可在先農大院各商家、先農大院展覽館、民園西里各商家、慶王府、五大道各聯盟商家等數十個點位免費取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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