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隨筆》啟示的作文方法/謝端平

一、莫作淺妄書

開卷第一篇為《淺妄書》，篇首指出俗間所傳《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等書皆淺妄可笑。《開元天寶遺事》存在太多謬誤，如：稱姚崇開元初任翰林，實則在武后時即為宰相；稱宰相張嘉貞欲納郭震為婿，實則郭震死後十年，張嘉貞才任宰相；稱張九齡不肯登楊國忠門，實則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才仗勢得官；稱張九齡評蘇頲為「文陣雄師」，實則蘇頲為相時，張九齡還未顯達。閩南莆田一帶學舍刊《遺事》和閩南平學舍刊本《散錄》在當時暴得大名，但洪邁認為均屬淺妄之書，應該予以銷毀。

如今某些作家嗜好杜撰歷史，正如李建軍所批評：「最近十多年，中國影視圈和文學界的一些人，對歷史題材很感興趣，或耗費巨資，拍了大量『某某王朝』的影視，或費力勞神，寫了不少『某某大帝』的小說。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些熱衷於歷史敘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歷史感和批判意識。他們習慣於憑著任性的想像，以虛假而誇張的方式戲說歷史，甚至懷著無限的崇敬和嚮往美化封建帝王，美化落後的生活方式。」這些「某某王朝」和「某某大帝」全都淺妄至極，絕然可笑，也應予以銷毀。

二、矜誇過實不可取

石鼓文最初並不被人注意，到唐代才開始有人稱讚；韋應物認為是周文王時期的鼓，到周宣王時才刻上文字；韓愈則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鼓和文。鼓上所刻的字可見的約465個，從能見的零星詩句，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等來看，與《詩經小雅》中敘寫田獵、獲禽以飲酒作樂的《車攻》《吉日》很相像。韓愈《石鼓歌》極度拔高石鼓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歐陽修撰《石鼓文》提出三點置疑，並稱：「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

將《詩經》三百篇比作星宿，將石鼓文比作日月，韓愈作文也真大膽。《容齋隨筆》卷四《為文矜誇過實》對韓愈進行了批評，認為：「『《二雅》褊迫』之語，猶非所宜言。」《詩經》收錄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公元前1100-600年間）的詩歌305篇，周宣王卒年於公元前782年，期間的詩歌肯定都會進入采詩官的視野。石鼓上的詩歌沒有收入《詩經》，可能是因為文學價值並不為當世所看重，或者影響並不大而被忽略。如果《小雅》只是星星，石鼓文斷然只會是夏夜銀河裡的一點微光，怎麼也算不上日月。

洪邁稱：「文士為文，有矜誇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一個「雖」字，說明還是肯定韓愈之成就的。連大文豪尚且難免矜誇過實，我等小輩作文自當謹慎。時下「捧殺」式文藝批評正是矜誇過實的典型，終究只會在歷史的長河裡留下笑柄。

三、文學愛好者應該學些什麼

前腳離文學門檻還有一段距離的杜溫夫大概覺得自己文才不高八斗，也能用斗來量，遂三次致信給柳宗元。柳宗元未為之延譽，而是在回信《復杜溫夫書》內批評：「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容齋筆記》卷七《孟子書百里奚》分析道：「（《孟子》所用助詞）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為溫夫輩言。」

杜溫夫終究未能寫出什麼名堂，在文學史上沒有留下只言片字。究其原因，還是基本功不紮實，水平還不夠弄懂《孟子》助詞之妙。如今的某些文學愛好者很像杜溫夫，經常拿著習作參加一些研討會、座談會、講座，表面上是請一些名家指正，其實是想求得幾聲讚美或幫助發表。他們往往得不到柳宗元式大師的指點，所以迷津永遠是迷津。因為基礎薄弱，就算有人講解文字之妙，他們也只是雲里霧裡，真的是「難以為溫夫輩言」。

四、絕唱不可和

東坡自稱是第一個追和古人者，在給蘇轍的信中說：「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瘦而實膄，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如今讀蘇東坡詩詞，覺得寫得最好的還真不是「不甚愧淵明」的那部分。王義山《讀東坡和陶詩有感》有詩道：「此門西掖傍丹墀，此正坡仙得意時，不是惠州飯難吃，如何去做和陶詩。」蘇東坡和陶詩是因為仕途遭遇跌落，被先後貶到黃州、穎州、惠州、儋州四地，故筆下的田園色彩沒有陶淵明的那麼天然。

《容齋三筆》卷三《東坡和陶詩》指出，東坡《和陶歸田園居六首》中第六首所和的其實是江淹的《陶征君田居潛》（「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東坡誤以為是陶詩，可見江淹才是第一個追和古人者，且他的和詩出神入化，將東坡這樣的大家也蒙住。不過，江淹比東坡謙虛多了，在詩序中稱：「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在《容齋三筆》卷五《縛雞行》中，洪邁指出杜詩《縛雞行》「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 而朋友李德遠和詩《東西船行》：「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怖『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杜甫末句：「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李德遠詩末句：「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兩者真是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語」之評已給足了朋友面子。

絕唱和得不好還可能變成抄襲。黃巢作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過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菊本安祥之物，嗜好血腥者用菊花殺百花。朱元璋從放牛娃成長起來，做過和尚，靠打打殺殺混出個名堂，語文水平自然不能支撐寫出佳作，但為了顯示豪氣和才氣而作詩曰：「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朱詩在當時肯定得到不少掌聲和喝彩，但改朝換代後卻成為笑料。張鳴在《無知者無畏》中譏笑朱元璋寫詩是薛蟠體，菊花詩涉嫌抄襲。

五、比較研究法

中國文學批評源遠流長，很多批評方法已非常成熟，但往往被認為發端自西方，被「泊」來津津樂道。比較批評法在宋代即已經非常盛行，《容齋筆記》卷十五《連昌宮詞》比較元稹的《連昌宮詞》和白居易的《長恨歌》，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兩詩均寫天寶年間有關唐明皇與楊貴妃淫亂誤國之事，洪邁認為《連昌宮詞》優於《長恨歌 》，理由為：「《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宮詞》有監戒規諷之意。」 「（《連昌宮詞》）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雲」。一首詩如果只述寫個人感情，而不上升到普適的情感，斷然算不得上乘。

六、無避諱方能詩歌興盛

《容齋續筆》卷二《唐詩無避諱》稱：「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文中舉出大量例子，如：白居易《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杜甫《兵車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孤》《公孫舞劍器行》、張祜《連昌詞》《元日仗》等三十篇、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

洪邁嘆道：「今之詩人不敢爾也。」事實上，越是不繁榮的時代，越是鉗制言論。北宋後期，間或有文字獄發生，如烏台詩案、車蓋亭詩案皆尋章摘句引申曲解，因言論而致人罪行。洪邁所處時期，經過靖康之難，國家元氣已大傷，文人的言論空間大為縮小。滿清入關後，將文字獄發展到極致。特別是在康乾一個多世紀里，文字獄發生的頻率達到顛峰。從綦彥臣《中國古代言論史》的相關標題即可知滿清製造了怎樣的「盛世」，「第十二章 清代：文字獄的顛峰」，小標題：「康熙：寬容的假象」「雍正：文網的絕對緊縮」「乾隆：瘋狂的常態」。如今電視里康熙、雍正、乾隆從善如流，與老百姓打成一片，還容忍老百姓撒些小野，其實完全是淺妄之作。

至於「國家不幸詩家幸」說法，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痛。在不幸的時代，詩家因為敢於言志而受到打擊甚至歿命，他們怎麼可能幸運呢？百度百科「文革知名人士死亡名單」共列出147人，其中文藝界人士近一半，詩人、作家、評論家近40名，可見在人類文明與反文明的衝突中，文藝家作為「喉結」，最先遭受「割喉」的悲慘命運，又哪來的幸運呢！只有像唐朝那樣經濟發展、政治清明，又言論自由，毫無避諱，方可催生文學的盛世、詩歌的盛世！

七、史漢書法的重複與不重複

《容齋續筆》卷九《史漢書法》指出《史記》《前漢書》所書漢高祖諸將周勃、夏侯嬰、灌嬰、傅寬、酈商等的戰功，採用不同的敘述方法，各為一體，書法不同，毫不重複。「受詔」兩字在《史記灌嬰傳》連用六個，在《漢書》里連用三個，「尤為重複，然讀之不覺細瑣，史筆超撥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奧哉？」《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字封戎奴為從平侯。」而《前漢書》如此寫：「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容齋隨筆》卷一之「文煩簡有當」指出後者少二十三字，但不如《史記》朴贍可喜。

敘述方法不能重複，而行文反覆卻可能成為一種美。如今的文學作品，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方法上總是「濤聲依舊」。詩歌口水化即是寫詩方法匱乏的結果，在毫無新意的喃喃自語里大量複製廉價的抒情。小說克隆故事當然是缺乏技巧的表現，追求新奇趣也掩蓋不了敘述方法的捉襟見肘。而作家們似乎對語言的熱情已銳減，不願意精雕細琢，故令人耳目一新的反覆難得一見。這也許是一種本末倒置。

八、曲筆修史要不得

魏收在魏為太學博士，後入北齊除中書令兼著作郎，性自負而褊狹，為史多憑個人好惡褒貶論述，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因為秉筆未必皆公，他被起了個外號：「驚蛺蝶」。對於一同修史的諸人，不論是否真值得入史，他均飾以美言。而對於夙有怨者，他毫不猶豫地湮沒其善。他對自己的家世也進行一番修正，從西漢時受封為侯的魏無知至他已經七百年，而他自稱為七世祖。古代以三十年為一代，他為了抬高自己，不惜將一代的時間拉長三倍多。

魏收所修之書問題太多，有的家世職位被遺，有的賢者不見記錄，有的賢者被妄毀，因而投訴的人很多，不得不兩次修訂。曲筆之恨尤其深，北齊滅亡後他家被抄，他的墳也被人掘了，屍骨被挖出來。如今某些人率性褒貶，古代聖賢孔子等遭潑糞，千古罪人秦檜等被美化。妄改歷史的罪過不亞於魏收曲筆修史，這些人就不怕被掘墳拋屍么？在文藝批評界，「捧殺」和「棒殺」都是魏收式的舉和按，遭到恥笑也就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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