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路，張愛玲和胡蘭成的歲月靜好在飄絮中
我總覺得，張愛玲本人與小說尤其是與《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氣息反差極大。小說那麼冷靜甚至於冷漠，而作家自己的情感上，卻匆忙以至於草率，並不顧及其他例如胡蘭成的民族大義問題，上海的複雜形勢問題。她就是這麼的，如同一條魚遊動在渾濁的黃浦江里，沒看見什麼大情況，兀自有自己的快活甚至自由。
Sep. 0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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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葉開
上海有那麼多條道路，我寫了二十幾條，終於要寫到常德路了——終於，寫到張愛玲住過的常德路195號常德公寓了。
在這裡，張愛玲度過了自己的少女時代和女子時代。
她和歷史糾結在一起，也和胡蘭成糾結在一起。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的某一天，貴為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的胡蘭成，優雅地拜訪了位於六樓的張愛玲寓所，並在其門縫下，輕輕地塞入了一張字條，道明來意……
不知道為何，這麼寫時，我不由自主地就會想到李安導演的驚世名作《色戒》里圓臉的湯唯，和瘦臉的梁朝偉。雖然至今我仍然不能看完這部色彩繽紛的電影，但是電影開頭時，以老「小花」陳冲領銜的幾個上海女子，操著滬語在打麻將，一通稀里嘩啦的響聲，在靜謐中，非常生動的鏡頭，我仍記憶猶新。這時，插入了湯唯的不太正宗的滬語，如同在夕光中，插入一根法國梧桐樹枝。
好吧，對號入座，易先生就是梁朝偉——不，梁朝偉演的易先生就是胡蘭成。
梁朝偉先生在電影里不苟言笑，甚至把湯唯撲倒在床上時，也是冷著臉。大概他和李安導演都以為做一個汪偽政府的大特務，必須每天板著臉，不苟言笑如同面癱一樣。
如果不對號胡蘭成，我沒什麼意見。如果對號胡蘭成，他可能自己並不這麼認為呢。我覺得，無論胡蘭成歷史如何，他是一個有趣的人，起碼和張愛玲在一起時，應該是有趣的，講黃色笑話時，也笑得打翻茶杯才對。
胡蘭成不僅是浙中大才，文字飄逸，文采飄揚，而且深得中文古意，用詞用句非常容易被人吸收。如「歲月靜好」這句話，至今穿牆裂帛，直透文藝女青年的心田。你敢說，當時沒有安靜和甜蜜的愛玲·張女士對他無限的傾慕嗎？更何況，胡蘭成還是一個「熟男」，他三十八歲時「遇見」二十二歲的張愛玲，經歷不說豐富，而且善於偽裝自己的思想，分散自己的情感。
你們讀張愛玲，常常會覺得她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文筆老到鋒利，如「庖丁解牛」，此女子，見凡人之所未見，思凡人之所未思，真非常人也。
我總覺得，張愛玲本人與小說尤其是與《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氣息反差極大。小說那麼冷靜甚至於冷漠，而作家自己的情感上，卻匆忙以至於草率，並不顧及其他例如胡蘭成的民族大義問題，上海的複雜形勢問題。她就是這麼的，如同一條魚遊動在渾濁的黃浦江里，沒看見什麼大情況，兀自有自己的快活甚至自由。
相反，表面上洒脫，深情，至性的胡蘭成，卻是一個「動若脫兔」的現代修真小說里的真人。你看他在《今生今世》里的自我表達，他果然是「動若脫兔」的，並不會為張愛玲所牽絆。
他到武漢與護士陷入了情感與肉體的糾纏，不顧及同時兼有張愛玲之約。即便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戰敗之後，他隱名埋姓逃亡仍不忘風流與愛意，在紹興老家隱名埋姓逃避國民政府的追捕中與某女子相愛，一起徒步徙往金華，又從金華雇了黃包車經麗水潛入溫州，行走一周才到目的地。
胡蘭成化名於一所學校里擔任教師，竟然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與北京名人梁漱溟通信，談及文化建設種種大計。直到工作隊開進了他的人生，這才發現，時代已變，無論如何化名是躲不過去了，又買船潛往日本。
風流倜儻的胡蘭成是「熊瞎子掰苞米」，經過了那麼多好女子身邊，過去了就過去了。例如這位從紹興到金華到麗水到溫州的熟女，他也是經過就經過了，隻身逃亡日本而置之不顧——誰也不知道，留下的這些女子，今後遭遇到底如何。
只知道，據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講述，張愛玲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投降之後，仍然定期寄錢到溫州給胡蘭成使用。那時張愛玲在上海文壇如日中天，粉絲無數，且還改編電影，各種熱鬧。胡蘭成與新歡坦然地用著張愛玲的錢，而且，也是更加坦然地在某個時候，接待了悄悄遠道而來的張愛玲。
當時交通條件困難，從上海到溫州，非常不易。也許，正是這個時候，張愛玲才真的死了心。到後來，胡蘭成出版《今生今世》寄到當時住在香港的張愛玲那裡，張愛玲仍然隻字未回。
胡蘭成去日本，也沒有閑著，與前七十六號大特工吳四寶的妻子佘愛珍又「陷入愛河」，並於一九五四年結婚。
佘愛珍厲害非凡，是上海灘真正的大姐大，兩任丈夫都是梟雄，一武一文。
胡蘭成也厲害，上海灘最犀利的兩個女生，一個才高八斗，一個威震上海，都是他的紅粉俏佳人。
張愛玲一九三九年搬進位於赫德路上愛丁頓公寓，即如今的常德路常德公寓，與姑姑張茂淵住在501室。後去香港讀書，不到二年時間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侵入香港。一九四二年初張愛玲回到上海，仍和姑姑張茂淵住在愛丁頓公寓，不過這次搬到了六樓605室。
為何要強調常德公寓原名愛丁頓公寓呢？你們可以悠然暢想一下：如果叫常德公寓，名字就太樸實了，不符合前法租界的那種文藝氣息。如果你是一個新世代的上海文藝女青年，一定要用「愛丁頓公寓」，一定要用「赫德路」，一定要用「歲月靜好」，一定要讀「今生今世」。至於植物，一定要叫「法國梧桐」，不要叫「懸鈴木」，水泥也一定要叫「水門汀」，並且，決絕一點，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要把那其實很難吃的清湯光麵條叫做「陽春麵」，並帶著甜蜜的微笑，跟人家說起「外婆的味道」。這些詞，是分開你和「外地人」的重要標誌，你看上海的作家都是一口一個小籠包地使用這些高頻詞的。習慣與否，也是區分你文藝與否。
常德公寓一個立於一九九四年的牌匾，那話是當時滬上聞人余秋雨先生寫的，娓娓道來於字裡行間，看起來很像小時候親眼見過張愛玲女士拎著小包來來往往。
我覺得彷彿也親眼目睹了張愛玲女士在赫德路愛丁頓公寓六樓眺望時光流逝的那副刀削般的表情——同時，她看待人情世故，也是刀削般的。雖然看文章和作家本人不一定都能對號，但是張愛玲本人，我認定，大概看她的小說和她的散文感覺很不一樣。
我對張愛玲的小說，一直愛不起來，可能不夠小資的緣故。但是，我喜歡看她的散文。張愛玲的散文不再冷峻，不再刀削。她是將一把挂面撒在熱湯里，看著麵條散開，飄動。
我讀過張愛玲一篇散文，寫了氣味，談到香水，其中最有趣的是說自己喜歡聞汽車的尾氣。
哎呀，我就從這裡找到了自己喜歡的那一個版本的張愛玲了。不是胡蘭成版的張愛玲，不是夏志清版的張愛玲，也不是毛尖版的張愛玲。
這個張愛玲，還是有些俏皮的。
你能想像，一個穿著旗袍的瘦削女子，以一副冷峻的表情來聞汽車尾氣么？我覺得冷麵的張愛玲有些俏皮隱藏在旗袍裡面。
說老實話，我作為一個老牌文青，實在受不了常德路、武康路這種路名了。
愛丁頓公寓也常常被一些文學青年誤寫為愛丁堡公寓，並且括弧後面寫上了英文Edingburgh以示博學。
真的叫愛丁頓公寓，我也是查來的，見政府所立匾額里如此這般道來，並非生而知之者。
該公寓竣工於一九三六年，建造商為義大利籍律師兼地產商人拉烏爾·菲斯，房屋結構很注重個人空間的分割和隱私保護。張愛玲和姑姑的房間各在一端，中間隔著廚房，兩人的卧室都有獨立的衛生間，平時可以互不干擾。
吸大煙的姑姑可以不干擾愛冥思苦想的張愛玲，反之，張愛玲在高高的六樓上眺望遠處的哈同花園（原址為今上海友誼會堂）上的人群聚會；還可以看近一點的「靜安寺車棧」里電車的進進出出，寫一篇文章如《公寓生活記趣》：
我們的公寓鄰近電車廠，可是我始終沒弄清楚電車是幾點鐘回家。『電車回家』這句子彷彿不很合適——大家公認電車為沒有靈魂的機械，而『回家』兩個字有著無數的情感洋溢的聯繫。但是你沒看見過電車進廠的特殊情形罷？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刷洗他們。車裡燈點得雪亮。專做下班的售票員的生意的小販們曼聲兜售著麵包。有時候，電車全進了廠了，單剩下一輛，神秘地，像被遺棄了似的，停在街心。從上面望下去，只見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著白肚皮。
你看著散文的句法和形態，跳躍著歡快和愉悅，斷非她在《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的味道。
我先坦白從寬：其實，我沒有讀完過張愛玲的小說。
你們知道嗎？寫上海，談到上海文藝界，繞不過張愛玲。起碼是，寫上海的文學，繞不過張愛玲。
但這只是一種說法，張愛玲成名於法租界，幸福於法租界，在她的名聲達到巔峰時，一場轟轟烈烈的「秧歌」以及新社會背景下作家圈那些毫無顧忌地向她伸去的咸豬手，把她嚇出了原形，同時也驚出了智慧。她忽然決定，悄悄地離開上海遠赴香港。
據說，在某個車站兩車交回時，忘了是不是廣州了，張愛玲碰見了一個朋友剛剛從香港返回內地，兩人相見，分外驚訝。
那是一九五二年，一切風暴都在醞釀中，但回來的朋友還不知道風暴是什麼。至於離開的張愛玲，則已經在安徽北部經歷過一陣驚心動魄的「秧歌」，以至於立即決定南下了。
常德路195號的常德公寓，張愛玲實際上只是連續住了五年，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七年，然而，她在這裡寫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小說。
成名要早，張愛玲這麼說。
她在舊上海的高高公寓里，過著早早成名的生活。
張愛玲的文壇領路人周瘦鵑曾說：「……我如約帶了樣本獨自去那公寓。乘了電梯直上六層樓，由張女士招待到一間潔而精的小客廳，見了她的姑母。這一個茶會中，並無別客，只有她們姑侄倆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紅茶、點是甜咸具備的西點，十分精美，連茶杯和點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後來成為張愛玲姑夫的李開第則曾談到：「我常去那裡看她們。一次，我在公寓門口遇到愛玲，愛玲說，姑姑叫我給伊去買臭豆腐。那個時候，張愛玲已經蠻紅了。」
張愛玲本人也感嘆過：「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閑言閑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
以上引用，都是抄的，證明了張愛玲的那時的外在紅火和內心寂寞。
不過，那是那個時代的愛丁頓公寓，在舊時代的上海，它的確是高聳的，寬闊的，視野無限。
現在的常德公寓，夾雜在一大片高樓大廈中，顯得都有些猥瑣了。
大樓底下是一個賣咖啡的書店或者賣書的咖啡店。
好多年前，《東方早報》還在紅火的時候，當時的編輯張明揚兄約我和復旦王宏圖兄一起，在常德路195號聚一聚。當時我也不知道是張愛玲舊居所在，因為我實在也不怎麼關心張愛玲。
我其實不太習慣喝咖啡，但是農民進城，不得不裝，怕對不住本地人的老朋友宏圖他們。
後來，「上海書評」的主編陸灝兄也來，大家一起閑聊，才知道這裡是張愛玲的舊居公寓。具體不記得聊什麼了，大概是組稿約稿的意思。那時我籍籍無名，紅火的專欄約稿，理應感激涕零才對，但我這廣東雷州半島土著農民的臭脾氣，就是不懂得長袖善舞，逢場作戲，迎風而上什麼的，以致沒有結出什麼「奇葩異果」來。而「上海書評」那種帶著濃重的英譯Edingburgh強調的文風，不中不洋的寫得很流利，我終於還是喜歡不上，沒有「上路」。
我可能寫過一兩篇書評，也可能寫過幾篇散文，就這麼在成名的半途中退卻，草草收場。
「上海書評」一度很有影響，滬上老中青三代文學青年都喜歡，我卻不愛看——大概除了香港翻譯家劉紹銘先生等少數幾個人，我看了還能入心，其他甚至如「大散文家」董橋先生的文字，都覺得太「喬裝致」了。我認為是我自己的問題，品嘗不了過分精緻優雅亮麗婉約的文風。
說到這裡，覺得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上海文藝界流行起了一種扭捏作態的精緻語言，好像要接骨到三十年代的意思。打碎了張愛玲、胡蘭成和魯迅，雜糅在一起，再加點新近出土的上海灘文風，便造成了一派風氣。甚至，我記得在靜安寺南京西路背後的某條路上，還曾經開過一家「三十年代」飯店。
這類在險中求的語言趣味，前輩大家論起成就，莫過於郁達夫先生。
一九二八年，郁達夫與王映霞經歷過轟轟烈烈的愛情之後，從杭州返回上海，租借在常德路八十一弄「嘉禾里」，在這裡一直住到一九三三年移居杭州。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年齡差，跟胡蘭成與張愛玲的年齡差很相似，甚至，兩個浙江人、富陽的郁達夫和紹興的胡蘭成，連長相都有些相似，連文風都有些相似。只不過，胡蘭成沒有上過大學，沒有留過洋，更執著於文字的氣息；而郁達夫，更為放縱。不是「沉淪」的那种放縱，而是連短篇小說《遲桂花》，也是暗含著猛烈的「放縱」。這個力量，是喜歡「綿里藏針」的胡蘭成所沒有的。
而「性格決定命運」，郁達夫總是轟轟烈烈的，連愛王映霞和恨王映霞，都是那麼地兇猛，以至於最終鴛鴦分離於南洋。
赫德路的舊「靜安車棧」，後來長期是一個上海市第三汽車公司（記得是這樣）的所在地，我以前住在華東師大後門很遠的金沙江路盡頭的建德花園時，仗著自己年輕，每次上班都騎自行車來。不細說，過武寧路橋後，沿著武寧路往南，再過靜安寺的話，有幾條路可走，而我通常選擇走常德路過延安路高架，到巨鹿路。那時候，常看到無軌電車在這第三汽車公司進進出出。
自然，不再是張愛玲在愛丁頓公寓看到的那個景象，而是更加忙亂，更加悶熱，更加的塵土飛揚。
後來第三汽車公司原址拆掉，建起了嘉里中心一期二期，另一邊背靠背是香格里拉大酒店，門開在銅仁路那一邊。這裡，已經是高樓林立，不再安靜了。
我某年夏天騎車下武寧路橋，忽然肚子痛，連忙停車鑽進路邊的某個大廈找廁所，未遂，繼續頭暈，又進了旁邊的郵局，趴在填寫單子的台上，暈厥過去了，而不知人事。那時，根本不知道這是很危險的「中暑」。
這裡省略幾千字。
那之後，不太敢騎自行車了，有了心病。覺得我這麼有才華的一個青年農民，還沒有創造出《傾城之戀》就中暑倒下，太不浪漫了。
那次暈厥的時候，已經有了小女，不算青年了。
我覺得，家庭還是一種很大的責任，不知道胡蘭成先生如何能做到如此的洒脫，如同蛇蛻皮一樣輕鬆。
忽然想到，沒有看到胡蘭成先生寫他的孩子，是沒有孩子嗎？查了一下資料，並非無子女，而是有六個子女，長子自殺。
他的小兒子胡紀元一九五九年畢業於上海電機製造技術專科學校，後來分配到四川德陽東方電機廠，退休後選擇回到自己生地南京居住。
只有最熟悉我的人才知道，我曾在上海電機製造技術專科學校基礎部教語文三年，後來混不下去，考研究生回到母校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讀書，才離開。
我只在那裡呆了三年，誰也不知道胡蘭成的小兒子胡紀元也在那裡讀過書，而且，自然是前輩中的前輩了。
人生真是奇怪，會以各種匪夷所思的線條，把你編織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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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 開
出品｜頭號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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