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女性，在王蒙的文字中復活、歸來

1996年盛夏，62歲的王蒙出國訪問，來到瑞士日內瓦湖邊。他在長椅上坐下，看到了一位老婦人的側影。她右手拿著一個飛盤，拋擲出去，一條哈士奇狗快速躍起，叼著盤子飛奔回來。

一人一狗的遊戲，王蒙看了快一個小時，直到老婦人轉過頭，露出一張東方面孔。他心頭一閃，莫名地想起一位故人，一位從未謀面的大姐。

21年後的盛夏，北戴河作協創作之家，83歲的王蒙對《環球人物》記者講起寫作小說《女神》的緣起。他的北京話帶著痰音，沉穩、渾厚，時不時地夾著幾句「門兒也沒有」「也是一絕」「這不開玩笑嗎」的輕鬆，偶爾會停下來抿一口茶水，另起一個話頭。

這樣的腔調，帶著幾分「話當年」的興奮唏噓，也有幾分老調重彈的意興闌珊。他所講述的，不僅是一位女性的傳奇人生，也是一代人從青春到暮年的滄桑歲月。

1956年，陳布文全家合影。前排左起：陳布文、張寥寥、張仃、張大偉，後排左起：張郎郎，陳喬喬。

「女神」的歸來

《女神》發表於2016年《人民文學》11月號，今年又出了單行本。在小說的後記中，王蒙說他的寫作，是還一個久未兌現的陳年老賬，為他念念不忘的「陳姐」，營造一個小小的紀念碑。

60年前，1956年，也是在《人民文學》——當時最輝煌的文學刊物，王蒙發表了他的成名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一年，他22歲。

故事發生在一個區委會，小說的主人公林震從學校調來組織部後，發現這裡充斥著各種類型的官員——萎靡世故的、外強中乾的、腐化墮落的，在與各種權力、腐敗的鬥爭中，這位「新來的青年人」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小說一發表，就引發軒然大波，嚴厲的批評一度佔了上風，王蒙被指責是「用個別現象里的灰色斑點，誇大地織成了黑暗的幔帳」。論爭最終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盛讚小說是一部「反官僚主義」的作品，王蒙有「文才」，是新生力量，要保護。

王蒙

一時間，雲過天青，轉危為安。王蒙由一個無名小卒，躍升為文壇的「新生力量」。在為小說修改召開的座談會上，王蒙的發言謙虛、謹慎，大段背出《反對自由主義》《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原文，體現了一個老黨員的穩重、深沉。

會後，王蒙收到一封信。信中所寫，是對他發言的失望：「你的發言是多麼平和，多麼客觀，又是多麼令人不愉快地老練啊。」他按照所附的電話號碼打過去，聽筒里傳來爽朗的大笑：「王蒙同志呀，現在已經找不到像我這樣多事的人啦，哈哈哈……」

這就是王蒙與其心中「女神」的一「信」之緣、一「（電）話」之緣。

一個月後，形勢急轉直下。王蒙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背石頭、種樹、遷墳、釘馬掌，幹了幾年的體力活。之後，他帶著全家遠走新疆，一去16年。

1979年，王蒙重回北京，成為歸來的英雄，「重放的鮮花」，文學青年的偶像。他被委以重任，從《人民文學》主編到作協書記，從中央委員到文化部部長……芝麻開花節節高，在上世紀80年代，王蒙成了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兒、大腕兒。

「故國八千里，風雨三十年」。經歷了大起大落、大開大闔，當年的那封信、那通電話早已湮沒在歷史煙雲中。直到1996年，在瑞士日內瓦湖邊，看到那位與狗一起玩飛盤的婦人，王蒙「如遭電光石火，心頭一閃」，「沒有任何來由地想起了她」，想起了信中醇厚文雅的行楷，和電話里響亮的哈哈大笑。

早年間，王蒙也曾多方打探，一些老藝術家也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她」是藝術家張仃的夫人。「是我自己較勁。」王蒙說，「我想知道的，是她個人的歸屬、經歷，『某某的夫人』在我的頭腦里沒有感覺，像一個零，也像一個謎。」

2016年，王蒙曲里拐彎地打聽到，「她」是藝術家張郎郎的母親。「我把張郎郎夫婦請到家中吃飯，聊天時才知道，1957年和我通電話時，37歲的她，已經是一名家庭婦女，『張仃的夫人』確實是她唯一的身份。更使我驚奇的是，她曾經是延安青年，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後擔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最終卻選擇退職回家，買菜做飯，養育子女，簡直是革命隊伍里絕無僅有的人物。」

他將種種感觸，通通寫進了小說《女神》。時隔60年，陳布文——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女性，在王蒙的文字中復活、歸來。

最文化的家庭主婦

1920年，陳布文生於江蘇常州的農村，自小寫得一筆好字。16歲時，她給林語堂主編的《論語》《人間世》投稿，字體雖然秀麗，但寫作風格卻幽默老辣，被編輯們誤以為是位中年男性作者。

1937年，陳布文逃婚，從家鄉來到蘇州，和青年畫家張仃相識，結為伴侶。第二年，他們雙雙到達延安，開始了革命+文藝的不凡人生。

張仃、陳布文夫婦。

在延安，張仃是特立獨行的人物。他身穿皮夾克，腳蹬長筒皮靴，與詩人塞克、歌唱家杜矢甲，並稱延安的「三大怪人」。三人湊到一起，活脫脫一個波希米亞小群體。他曾經舉辦過一次漫畫展，畫的大多是作家、藝術家的頭像。他也給妻子畫了一幅：一個有著五官的紅紅的西紅柿，兩邊加了兩條小辮。

20多歲，陳布文隨軍去了東北，在《東北日報》當記者，一桿毛筆、一個墨盒就是她在戰爭年代的武器。很快，她就因書寫的迅速、漂亮而名聲遠揚。新中國成立後，她進入中南海，成為周恩來的機要秘書。

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天之驕子，竟會在32歲選擇離開，先是在大學教書，一年半後又離開講台，還原為白丁——家庭主婦。

「我不清楚她告別政治的原因。她是6個孩子的母親，需要輔佐丈夫、照顧家庭，這是最現實的考慮。也許，她厭倦了『高處不勝寒』、加班加點的匆忙日子。在她的小說《假日》里，就透露了對工作壓倒生活的不滿。」王蒙說。

「退職回家」後的陳布文，成了家裡的「伙頭軍」，每天面對著白菜豆腐，紐扣拉鎖，尿布床單，雞毛蒜皮。她愛上了京劇，「有事無事喜歡坐在沙發上練習手指，一個人扮演所有的角色……但就是不准我們聽她的自演自唱」。兒子張郎郎回憶道。

張郎郎生於延安，長於北京。少年時愛好寫詩，模仿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駭世驚俗地剃了個光頭，穿件俄式軍棉衣，腰裡勒一根電線，每天早晨在圖書館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馬的詩。1960年，張郎郎和同學組成詩歌沙龍，定期在家裡活動，交流詩作、繪畫，閱讀當時的「內部參考書」。

張仃、陳布文夫婦。

「家庭主婦」陳布文，也是沙龍的參與者與指導者。「母親常常告訴我，藝術家就是叫花子，問我是否甘心如此……在話語中，她對官僚習氣的蔑視，直言不諱，我從小就耳濡目染。」

1962年底或1963年初，先鋒詩歌社團「太陽縱隊」宣告成立。成員包括張郎郎、巫鴻、郭路生（即食指）等。1966年「文革」爆發，張郎郎被公安部通緝。逃跑前夜，他在友人王東白筆記本的扉頁上匆匆寫下四個大字：「相信未來」，1968年食指正是以此為題，寫下了名滿天下的代表作。

「在大風大浪中，陳布文始終保持著從容、鎮靜，這是她最不平凡的一點。」得知兒子被判死刑後，她沒有掉一滴眼淚，從早晨坐到晚上，一言不發，直至黃昏，一個朋友趕來，告訴她周總理的批示，保住了張郎郎的命，她才深深地嘆出一口氣。「文革」中，張仃被「紅衛兵」揪鬥毆打，她沖向前去，大喊大叫，聲色俱厲，大講井岡山、遵義與延安的故事，居然從氣勢上壓倒了對方。

在政治運動爆炸火熱的時代，陳布文安穩度劫。1985年12月，她因病逝世。彌留之際，她對家人說，想去一趟日內瓦，再看看周總理開會的地方。

31年後，王蒙來到日內瓦，為她獻上了無比尊崇的贊語：「你是最文化的家庭婦女，最革命的母親，最慈祥的老革命，最會做家務的女作家與從不臭美、不知何為裝腔作勢的教授。」

「碩果僅存」的女性主義男作家

生於1934年的王蒙，被朋友們戲稱為中國「碩果僅存的、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男作家」。他對女性的認識、描摹，帶著鮮明的「王蒙印記」——首先是平等，然後是理解。

在自傳中，王蒙描寫了自己的父親，一個綽號「王爾巴哈」的哲學家，喝咖啡，愛藝術，崇拜科學，更是游泳愛好者，有些神經質和情緒化。在他的印象里，父母之間總是充滿紛爭，甚至大打出手。母親的陣營還有姥姥、二姨兩個女人，有一回，二姨順手抄起一鍋沸騰的綠豆湯，向父親潑去。而當3個女人一起沖向他時，這個男人的最後一招竟然是：脫下褲子。

因為父親的揮霍、放縱，王蒙對女性有深切的同情。「我受『五四』精神的影響，從小就讀魯迅、巴金、茅盾、冰心的作品，知道女性解放對於現代國家的意義。民國時有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黨綱中刪去了『男女平權』的內容，她怒不可遏，衝到主席台就給了宋教仁一耳光。剛解放的時候，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郭蘭英唱的《婦女自由歌》：『舊社會，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萬丈深；井底下壓著咱們老百姓，婦女在最底層。』革命最大的號召力，就是給予『翻身』的希望。」王蒙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青年時代的王蒙，每天讀詩和寫詩，大段背誦契訶夫戲劇《櫻桃園》與《萬尼亞舅舅》中的台詞，讀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動輒失魂落魄到深夜，用五角錢一張的炭質唱片聽柴可夫斯基和司美塔那的音樂。那時的他，筆下浸染著革命的熱忱與文學的浪漫，尤其是書中那些年輕女性：《青春萬歲》里的女中學生鄭波、王薔雲，活潑真誠，投身於革命事業，呼喚自由平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里的趙慧文，與林震一樣，不甘於在平凡瑣事中沉淪，他們互通心曲，一起聽音樂、煮荸薺，欣賞油畫和春夜的槐花香氣。

年輕時的王蒙（右）與維吾爾族農民在一起。

1963年，王蒙全家來到新疆，在此紮根16年。

在這裡，王蒙褪去了「小資產階級」最後一點多愁善感，他學會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與當地群眾打成一片，一起吃著饢餅、喝著奶茶，一起在戈壁灘的皓月下放聲高歌，一起在麥場上勞動，一起吃著哈密瓜天南地北地聊天……在這一時期創作的《這邊風景》里，王蒙塑造了雪林姑麗、愛彌拉克孜等美麗、溫婉、柔弱而堅強的女性形象，也描寫了瑪麗汗、帕夏汗等婦人的狠毒、顢頇、狂野和恣肆。在「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王蒙的描寫，抵達了令人驚嘆的複雜、深邃與美好。

從《蝴蝶》到《活動變人形》，從《青狐》到《奇葩奇葩處處哀》，從封建時代到革命時代，從改革時代到市場時代，王蒙筆下的一個個女性，也疊印著他個人的命運沉浮。而在現實生活中，對他影響最深的女性，莫過於妻子崔瑞芳。

王蒙與妻子崔瑞芳的結婚照。拍攝於1957年。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戀，一見鍾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她曾穿著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裡勞動的王蒙，不惜與一切對丈夫不好的親人決裂；當王蒙在電話里說起要去新疆時，她立刻就同意了，兩人帶著3個孩子和全部家當，再加上兩條游在黃桃罐頭瓶里的金魚，風風火火地登上西去的火車……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79歲。告別遺體時，王蒙在靈柩前失聲痛哭，幾近癱軟。在場之人，無不動容。

後來，王蒙又遇到了新的愛情。他不願意自己的感情被娛樂化，乾脆用寫文章、上電視的方式告訴讀者，他再婚了。

83歲的「高齡少年」

在小說《女神》中，王蒙解釋了在他心目中，何為「女神」：歷經坎坷，同時又純真地執著於理想信念的女性，方稱得上「女神」二字。

純真、執著、理想，也是王蒙人生的關鍵詞。作協主席鐵凝說王蒙是「高齡少年」，因為他對生活中各種事永遠都充滿興趣。

《環球人物》記者採訪王蒙時，他正在北戴河的作協創作之家。從1999年起，每年盛夏，他都會來到這裡，在海濱待上一個月，上午寫作，下午游泳，晚上散步，回去後上上網、聽聽歌，從柴可夫斯基、蕭邦到蔣大為、李谷一，從古琴、洞簫到周璇、鄧麗君……「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產主義！」這幾年，北戴河游泳場以年齡為由，規勸他不要游泳，他還是堅持下海，劈波斬浪。

20多年前，王蒙就學會了用電腦寫作。那時他正在寫「季節」系列，以「四部曲」（《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講述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對他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不是身外之物。

然而，他身外的世界，卻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它寫出來的時候，社會的關注早已經是別樣了。市場、公司、股票、購房、購車、懲治貪官、買斷工齡、打工仔、托福、高考、三陪、足浴、醫療改革、黃金周旅遊……」

在一些批評家眼裡，王蒙過時了，老套了，現在的時代是新人的舞台。對於這些評論，王蒙並不太在意。「他屬於某個時代，但絕不甘於被同代人所局限。他喜歡和年輕人相處，他的思緒不斷突破時空的限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當王朔異軍突起，卻遭到猛烈抨擊時，王蒙寫了一篇聲援文章《躲避崇高》，其中有這樣一句：「他（指王朔）的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條河，流著流著成了渾湯子』，頭半句似乎有點文雅，後半句卻毫不客氣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萬歲』的浪漫與自戀。」

這種拿自己當靶子「開涮」的勇氣，讓王蒙與王朔一起被綁在了靶子上。「我評價王朔是『微言小義，入木三厘』，他不可能像史鐵生一樣，對人生有沉甸甸的思考。他寫得淺，但幽默中有對人生的嘲諷和揶揄，那是另一套生活的感受。」

2013年，王蒙在電影院看了電影《小時代》。他更是震驚於這代人的勇氣，「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我們這代人，從小聽到的都是『大時代』，竟然還能在時代前面加『小』字？」

「有大時代就有小時代，時代有雄偉的一面，當然也有瑣碎的一面。」王蒙說，「『革命』很浪漫，是狂飆突進，是翻天覆地。但是，我們不能世世代代過著游擊隊的生活，像切·格瓦拉一樣，為了理想一次次遠離現實。我們要和平，要建設，要小康，要過日子；這樣一來，又難免會走向世俗、庸俗乃至低俗。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人生，永遠在發展，永遠無止境，永遠有遺憾。」

83歲的王蒙一直保持著生命的熱力。「他唱歌，豪情萬丈，唱俄羅斯歌曲，聲震屋宇，將我震得耳鳴了好半天。他『以睡為綱』，讓許多失眠者羨慕嫉妒恨。他效率奇高，有一次我失眠，早晨5點給他發e-mail，咚的一下立即收到回復，嚇了我一大跳。」郜元寶向記者說道。

耄耋之年的王蒙是《鏘鏘三人行》《圓桌派》這類新銳談話節目的常客，在其間笑論人生，揮灑自如。他談女權問題、談大齡剩女、談兩性責任，在年輕人的話語場中，他的發言毫無違和感。

就在4個月前，王蒙站上了《朗讀者》的舞台，讀了《明年我將衰老》的一段，獻給已故的妻子和3個孩子。「我仍然是一條笨魚，一塊木片，一隻傻游的鱉。我還活著，我還游著，想著，凍著。活著就是生命的慢漲。」

是耄耋抒懷，也是青春狂歌。正如他所說，「學習到老，成長到死，困惑少一點了，不是由於沒有困惑，而是由於對什麼事更耐心，更從容，更善於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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