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
編者按
陳忠實先生的《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一文，是著名評論家邢小利（也是忠實老師的同事和研究者）最近整理有關忠實老師資料時，在電腦所存文件中找出來的。同題文章，邢小利電腦中存有兩個版本，一個是5600字（簡稱全文），另一個是1370字（簡稱節選），內容是從全文中節選出來的。節選稿發表在201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選刊》特刊第11卷。全文中文版沒有發表過，2009年由中文翻譯成英文，發表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信息中心編輯出版的《中國圖書》（英文版）冬季刊上。據邢小利說，《中國圖書》（英文版）2009年冬季刊在介紹陳忠實先生及其作品的同時，需要配發陳先生一篇創作談，陳先生就寫了這篇文章（全文）。陳先生因為一直習慣用筆寫，不會電腦打字，所寫文稿，部分是由白鹿書院工作人員根據手稿打成電子版文字，陳先生校對無誤後，確定下來的文稿電子版由邢小利發給相關用稿單位或機構，此文就是發送電子版時保存下來的。陳忠實先生在《白鹿原》出版後，談創作體會談的最多最集中的，就是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關於這個話題的論述和談話，散見於陳先生的一些創作談中，而這篇文章，是忠實老師關於這個話題最為集中也較為系統的一次論述，頗具文學價值與檔案性，本刊特將此文中文版發表，並配發著名評論家李建軍先生相關評論，以饗讀者。
從生活體驗到生命體驗
文 ·陳忠實
（《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過去大家談生活體驗的多，談生命體驗的少。我在生活、閱讀和創作過程中，意識到生命體驗對一個作家的創作極為重要。在昆德拉熱遍中國文壇的時候，我讀了米蘭·昆德拉譯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把昆德拉的《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照閱讀，發現這兩部作品在題旨上有相近之處，然而作為小說寫作，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藝術氣象。我從寫作角度探尋其中奧秘，認為前者屬於生活體驗，後者已經進入生命體驗的層面了。從生活體驗進入到生命體驗，對作家來說，如同生命形態蠶繭里的「蠶蛹」羽化成「飛蛾」，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心靈和思想的自由，有了心靈和思想的自由，「蠶蛹」才能羽化成「飛蛾」。「生活體驗」更多地指一種主體的外在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則指生命內在的心理體驗、情感體驗以及思想升華。
意識到生命體驗對作家創作的重要性，在我來說，有一個逐漸體悟的過程。
1985年11月份，我寫成了8萬字的中篇小說《藍袍先生》。這部小說與我此前寫的中短篇小說的主要區別，在於我由一直緊盯著鄉村現實生活變化的眼睛，轉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鄉村，神經也由緊繃的狀態鬆弛下來，由對新的農業政策和鄉村體制在農民世界引發的變化，開始轉移到對人的心理和人的命運的思考，我自以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創作的進步。
我這種創作焦點的轉移，與我的生命體驗和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有關，也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壇的創作動向和文學思潮有關。中國文壇當年出現的「尋根文學」創作及有關理論探討，對我很有啟示。但是我很快發現，「尋根文學」的走向是越「尋」越遠，「尋」到深山老林荒蠻野人那裡去了。我很失望，我認為，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裡，而應該到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尋」民族之根。尋根的方向是對的，但不應該到遠離人們當下生活的地方去尋，而應該到正在生活中的廣大人群中去找。當時興起的「文化心理結構」學說也給我以極為重要的影響，我甚至有一種茅塞頓開悟得天機的竊喜。我理解這種理論對於創作中人物描寫的啟示是，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主要由接受並信奉不疑且堅持遵行的理念為柱樑，達到一種相對穩定乃至超穩定的平衡狀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決定著一個人的思想質地道德判斷和行為選擇，這是性格的內核。當他的文化心理結構受到社會多種事象的衝擊，堅守或被顛覆，能否達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層的痛苦，乃至毀滅。我自喜歡上文學創作，就知道現實主義至為神聖的創作目標，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從寫第一篇小說就實踐著典型性格人物的創作，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都在作著這種努力。我已經寫過幾十個短篇小說和七八部中篇小說，卻沒有一個人物能被讀者記住，自然說不上典型了。我曾經想過，中國古代幾部經典小說塑造的張飛、諸葛亮、曹操、賈寶玉、王熙鳳、林黛玉、孫悟空、豬八戒等典型性格，把中國人的性格類型概括完了，很難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來。我也想到新文學，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約只有阿Q和孔乙己。在接受了「文化心理結構」說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塑造《白鹿原》人物的新途徑，我重新把正在醞釀著的幾個重要人物從文化心理結構上再解析過濾一回，達到一種心理內質的準確把握，尤其是白嘉軒和朱先生，還有孝文和黑娃，他們堅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對社會種種衝擊和家庭意料不及的變異，堅守或被顛覆，顛覆後的平衡和平衡後的再顛覆，其中的痛苦和歡樂，就是我要準確把脈的心靈流程的軌跡。甚至，為了實現從這條途徑刻劃人物的目的，我給自己規定了一條限制，不寫人物的外貌肖相，看看能否達到寫活人物的目的。
陳忠實著《白鹿原》
寫作《白鹿原》之前，我在農村已經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相信我對鄉村生活的熟悉和儲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我以為差別的，是在對鄉村社會生活的理解和開掘的深度上，還有藝術表現的能力。柳青、王汶石這兩位作家，是我的文學前輩，也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寫農村題材獲得全國聲譽且影響甚大的兩位作家。這兩位作家對渭河平原鄉村生活的描寫，不僅在創作上，甚至在純粹欣賞的詩意享受上，許多年來都讓我沉醉。這兩位作家對我整個創作的影響，幾乎是潛意識的。我的早期小說，有人說過像柳青的風格，也有人說沾著王汶石的些許韻味。我想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當年聽到時還頗為欣慰。但是到了1985年，當我比較自覺地回顧包括檢討以往寫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須擺脫柳青和王汶石。大樹底下好乘涼，大樹下也不長草。要「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就需要一種脫胎換骨的剝離。1983年春夏之交，妻子兒女的戶藉轉入城市，我把村裡原來分給妻子兒女的土地交回村委會，自己沒有住進城市，反從原來供職的區文化館所在的灞橋鎮搬回地理位置甚為偏僻的老家。我想找一個清靜甚至冷僻的環境，讀書思考，尤其是需要冷下心來，回嚼我親身經歷的生活。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這個寫作環境的選擇，無疑最適宜我的回嚼。我後來回憶原下老屋十年的寫作生活，生出一個剝離的詞，取代回嚼，覺得剝離一詞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過程。
自1985年秋天寫作中篇小說《藍袍先生》引髮長篇小說創作慾念，到最後完成刪簡和具像，足足用了兩年半時間。我把最後完成基本構思說成刪簡和具像，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構思過程中的特殊體驗。兩年多的時間裡，除了讀書除了不去不行的會議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務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寫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後的白鹿原上，還有和白鹿原隔滻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鳳棲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銅人原。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預感到這原上有不盡的蘊藏值得去追尋。我在這個原上追尋了兩年多。我曾經深切地感知到穿透這道太過沉重的原的軟弱和平庸，深知這會直接制約體驗的深淺，更會制約至關重要的獨特體驗的發生。我在反覆回嚼這道原的過程中，尤其著意只屬於我的獨自體驗的產生，得益於幾本非文學書藉的認真閱讀，我終於獲得了可以抵達這部小說人物能夠安身立命境地的途徑，我也同時獲得進行這次安身立命意義的長篇小說寫作的自信，探究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湧起來。自我感覺是完成了至關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種轉折。此前是追尋和聚攏的過程，由真實的生活情節和細節誘發的想像產生的虛構，聚攏充塞在我的心中，取捨的猶疑難決和分寸的把握不定形成的焦灼，到這種突破和轉折發生時發生了轉折，開始進入刪簡過程。刪簡的過程完成得比較順利，整個白鹿原很快刪簡到只具像為一個白嘉軒。
我首先面對的是白嘉軒。我的意識已經明確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準這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不僅影響其餘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態的把握，而且直接影響到業已意識到的這部長篇小說內容的進一步開掘。我在企圖解析白嘉軒的文化心理結構的頗為困擾的時候，記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從藍田抄來的《鄉約》。就在那一刻，竟然發生一種興奮里的悸顫，這個《鄉約》里的條文，不僅編織成白嘉軒的心理結構形態，也是截止到上世紀初，活在白鹿原這塊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撐的框架。小說《白鹿原》里的白嘉軒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約就是在這時候融合一體了。解構透視出白嘉軒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態，有一種豁然開朗的興奮和痛快。白嘉軒和《白鹿原》里各個人物的種種衝突，頓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節著墨的輕重，也很自然地顯示出來了；不少此前醞釀過程中甚為得意的生動情節，此時發現遊離在白嘉軒心理衝突之外，只好忍痛放棄了。我的意識很集中也就單純到近乎簡單，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後一位族長，依他堅守著的《鄉約》所構建的心理結構和性格，面臨著來自多種勢力的挑戰，經濟實力相當卻違背《鄉約》精神的鹿子霖，是潛在的對手；依著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著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軒的心理判斷絕對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覺反判的兆鵬和他的女兒白靈，他卻徒嘆奈何，這是他那種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強勢，唯一難以呈現自信的對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徹底墮落徹底逸出，對他傷害最重，卻撞不亂他的心理秩序……這樣，我獲得了刪簡結果——白嘉軒就是白鹿原。一個人撐著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軒。一道原具像為一個人。
1986年到1987年構思《白鹿原》的兩年里，新時期文藝的發展真可謂百花齊放。同這種五彩繽紛的文學景觀不大協調的事卻悄然出現，出書有點難了。作家們正忙著追求新的文學流派和別緻的寫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業已經完成了一次體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計劃經濟，改為商品運作的市場經濟體制了。你寫的小說得有人讀，你出的書得有人買。這是我當時一個認識。這種心理壓迫的直接效應，使我很快確定這部小說的規模。在構思的近兩年時間裡，就規模而言，雖然尚未完全確定，卻一直偏重於寫成上下兩部。我是就已經醞釀著的較多的人物和他們較為複雜的人生故事，需得上下兩部才能完成，每部大約30到40萬字。唯一猶豫未決的因素，是我的閱讀習慣不喜歡多部規模的小說，這是長期形成的不大說得清道理的閱讀習性。我既然有這樣的閱讀習性，自然也不想弄出上下部或多部這樣規模的小說，卻想到這部小說的內容和人物，一部很難裝得下。當市場經濟的無情而冷硬的杠子橫到眼前的時候，我很快就做出決斷，只寫一部，不超過40萬字。只所以能發生這種斷然決定，主要是對這本書未來市場的考慮，如果有幸順利出版，讀者買一本比買兩本會省一半鈔票，銷量當會好些。
我便重新審視一個個業已醞釀著的人物，重新審視和取捨每個重要人物的每一個重大情節和細節。即使如此，我仍然覺得40萬的字數很難裝得下已經難以再做捨棄的內容。這樣，我便把自己逼到語言方式這條途徑上來。採用敘述語言，也幾乎就在此時作出決斷。在我的語言感受和意識里，僅就篇幅而言，敘述語言比之描寫語言，是可以成倍節省字數和篇幅的。同樣出於以往寫作的語言感覺，敘述語言較之白描語言，難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要做到通體不鬆懈更不露陷兒的形象化敘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實踐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計到這是非同一般的難事。然而，我已經確定要用敘述語言來表述已經意識和體驗到的那一段歷史生活內容，或者說必須尋找到和那一段鄉村歷史生活內容最相稱的語言方式，即敘述，而且必須是形象化的敘述。從我的寫作實踐看，儘管能充分感知這種敘述語言的難度，心頭漲起的卻是一種尋找新的語言形態的新感覺，甚至貼切地預感到這種敘述語言的成色，將直接影響乃至決定著內容呈現的成色。這次由小說規模引發的語言選擇，很快就擺脫了最初為縮短小說篇幅的誘因，變為對這部小說語言形態這一嚴峻課題的思考與探索。
我是由描寫語言開始小說寫作的，生動和準確的描寫成為那個時期的語言追求，這大約在我熱衷短篇小說寫作的時段。這個時候對語言似乎沒有太明顯的刻意追求，完全憑著對要寫人物的某種感覺去寫作，是一種含糊盲目的盡興式寫作，我對小說語言的自覺，發生在隨後的中篇小說寫作的時候，說來不單純是語言自覺，而是由對小說創作新的理解引發的。我在中篇小說寫作開始，意識到以人物結構小說，從此前的故事結構里擺脫出來。我發現一個很簡單也很直白的問題，面對不同的寫作對象，性格和心理形態差異很大的人物，很難用同一種色調的語言去寫他們，包括他們各自不同的生活氛圍和社會氛圍，必須找到一種適宜表述不同人物的相應的語言形態。尤其是在寫鄉村知識分子的《藍袍先生》和鄉村農家院里兩代人生活的《四妹子》，僅語言而言，差異是很大的。我自己回看這幾部中篇小說，每一部都有相應的語言選擇，各不相同。那個時候對語言的這種探索，也依賴著我的閱讀感受，我發現，有的作家的主要作品，基本保持著一種語言結構形態和語言色調，形成一種固定的語言風格，讀者不看署名就能感到這是誰的文字。另有一類作家的小說作品，語言差異很大，譬如魯迅，《阿Q正傳》和《祝福》的語言形態是截然不同的，還有《狂人日記》《葯》《在酒樓上》，無論篇幅或大或小，每一部和每一篇都呈現著獨有的語言形態。從純粹的寫作實踐上來理解，我推想魯迅肯定也面臨過語言選擇的事，用寫阿Q的語言無法寫祥林嫂，用寫祥林嫂的語言也寫不成酒樓上的男女。很顯然，作家面臨不同質地的寫作對象，選擇最恰當的語言形式，才可能把自己體驗到的生活內容，完成一次最充分也最富有個性化的獨特表述。
我這次對語言的探求，就是由描寫語言向敘述語言過渡。對敘述語言的喜愛和傾倒,也是由閱讀中充分感受其魅力而發生的。一句凝練的形象準確的敘述，如果換成白描語言把它展開描寫，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內在的純粹的文字魅力卻不存在了。再一點是敘述語言的內在張力和彈性，不僅是一個外在的語言形態，而是作家對他的人物的透徹理解和掌握，獲得了一種言說和表達的自由，才可能有敘述的準確和形象，才能恣意縱橫而不遊離各個人物的氣脈，也才能使作者的語言智慧得以展示，充分飽滿而又不過不及，廢話就不可能落到某個人物身上。我深切體會到敘述語言的難度，尤其很難用敘述語言從頭至尾把一部幾萬字的小說寫下來，總有幾處露出描寫的餡兒來。為了一種新的語言形態——形象化敘述——的追求，我寫了幾個短篇小說進行實驗，為的是加深對這種語言的體會和把握。我又為純粹的敘述里加入人物對話，意在把握對話的必要性，並對對話的內容再三斟酌和錘鍊，以個性化的有內蘊的對話語言，給大段連接大段的敘述里增添一些變化，避免大段敘述語言閱讀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累。經過這些準備，我開始草擬《白鹿原》。因為《白鹿原》的人物和主要情節已經基本確定，草擬過程中的感覺挺不錯，也是以敘述的形態展示著，主要把握著作者敘事主體的角度，形成敘述語言的架構和形態，尚不能顧及語言的細部，也顧不及字詞的推敲。
草擬稿進行得超出預料的順暢。到1989年元月，超過40萬字的草擬稿完成了。1988年4月動筆，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兩個月的停筆，實際寫作時間只有8個月，這大約是我自專業創作以來寫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這年過了一個好春節，心頭的鼓舞和踏實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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