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胡適，老舍，溥儀……他們都是什麼關係？

張愛玲說，她母親喜歡老舍的小說，有時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9歲的她聽著，倚在門框上笑。而她自己後來也喜歡上了老舍的小說，看了許多。

——原來張愛玲也喜歡老舍呢。多不相干的兩個人，連文學研究都很少把他們湊到一起，即便有，也是對立的關係，一個雅，一個俗，一個高冷，一個親民。而事實上，張愛玲竟是讀了很多老舍小說的，受過他一些影響也說不定。

後來看近代史，也發現了有趣的故事：1922年，清宮裡剛裝上電話，17歲的皇帝溥儀對這新鮮玩意很著迷，又不知該給誰打，窮極無聊之下，順著電話簿一位一位撥，就撥到了也剛剛裝上電話的胡適那裡。胡適接了電話，溥儀也不知道說啥，就說「你有空到宮裡來，讓我瞅瞅」。胡適倒認真，認為是溥儀對他的召見，一番準備後進了宮。倆人談了二十分鐘，溥儀叫胡適「先生」，胡適叫溥儀「皇上」。回來後，胡適形容溥儀是「有個性」的少年，還給他寫了詩「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這事有點奇怪，分別代表著「舊封建」和「新民主」的兩個人，居然還有那麼點小交情。

又讀書，發現原來胡適和張愛玲也有故事：胡適的父親到四十歲仍是個鬱郁不得志的秀才，還是多虧了張愛玲爺爺張佩綸的一封推薦函，才得以走上光明仕途，使全家人的命運隨之轉折。而張愛玲則小小年紀就讀了《胡適文存》，還「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胡適的書。後來張愛玲出版了《秧歌》，就把此書寄給遠在美國的胡適，並附信「我讀過您寫的《醒世姻緣傳》與《海上花列傳》的考證，印象非常深。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胡適把這封信貼在了日記里，並稱，這本書他前後看了兩遍，「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算是最好的了」。隨後胡適又給張愛玲回了長信，表達了滿滿的喜悅和佩服。後來張愛玲去美國，10月到，11月就去拜訪了也在美國的胡適，先是友人陪著同去，在胡適回訪後，她便獨自去拜訪，在胡適的書房，聽他講過去的故事。可惜幾年後，胡適回了台灣，兩人便再未相見。張愛玲曾寫過她與胡適的最後一別：「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後來有學者說，可以感到他們之間，隱隱約約的有一些什麼火苗在搖曳。只是那火苗終是熄掉了。

但故事還沒完哦。回到老舍這裡。1962年，一位作家去拜訪老舍，問他最近在寫些什麼，滿族出身的老舍笑著說：「我正在當『奴才』，給我們的『皇帝』潤色稿子呢!」原來，老舍正在為中國末代皇帝溥儀潤色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這本署名溥儀的書，背後其實凝結著老舍的不少心血。有細心人曾指出，不知為何，溥儀的自傳里有股子京味兒，其實那是我們的老舍在說話。

如果繼續往外拉扯的話，其實老舍還給胡適寫過信，內容謙遜又懇切，稱「我讀過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國語講習會聽過先生的講演，可是先生不認識我。」「我剛寫成一部小說，想求先生給看一看。」可惜當時胡適正忙於在英國開會、做研究，根本無暇回復。而據老舍的好友梁實秋回憶：「胡適先生對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

再說下去可能就沒個完了。

世界真像個大糯米團，人和人以各種方式粘連在一起，而我們常常只看到表面的一層，不知在那之後，還有條條通幽的曲徑，打開之後，別有洞天。你以為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人，其實一竿子就打著了。而正是藏在背後這些不為人熟知的一層層聯繫，才拼合起了一個人真實完整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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