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大堡子山盜墓後 不久即在國外發現被盜文物

7月20日，在甘肅省博物館，一位觀眾拍攝法國無償歸還我國的32件流失文物的展覽圖。新華社記者 范培珅 攝

第一財經：你曾到美國美國博物館對追索問題一般抱什麼態度？

段勇：2002年底曾有七國18家著名博物館發表了一個「普世性博物館宣言」，其中十家是美國博物館，如大都會、波士頓、克利夫蘭、芝加哥，基本態度就是認為他們收藏的外國流失文物是有歷史背景的，當時並不違法，他們為保護和宣傳這些文物作了巨大貢獻，現在這些文物與這些博物館已經融為一體分不開了，同時也表示對個別文物可以個案處理。

第一財經：各國收藏中國文物各有什麼不同？這些特點與流失過程有著怎樣的聯繫？

段勇：這些國家共同特點是收藏數量大、種類全，中國最有代表性的瓷器、青銅器、書畫幾乎在每個國家都是主要藏品。不同點在於：英國藏有大量敦煌文書，斯坦因是最早到敦煌的外國探險家。1935年在倫敦舉辦了中國藝術品國際博覽會，這批送上門來的文物也給英國的收藏提供了便利。除青銅器和瓷器，美國國會圖書館也藏有大量中國地方志和古籍善本，許多地方志我們在國內反而找不到了，許多古籍也都是孤本。日本則收藏了大量甲骨、書法。中日文化有共通之處，他們懂得中國文字，也對漢字藝術更感興趣。同時，他們和中國是鄰國，近水樓台先得月。

第一財經：除了中國的博物館之外，美國收藏的中國古代書畫，尤其是宋元書畫數量很多，似乎是各國之中最多的，這是為什麼？

段勇：美國財大氣粗，就像一個強大的漩渦，吸引了大批收藏家。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才誕生了王季遷這樣的大收藏家。另一方面，相比於書畫記載，瓷器、傢具、玉器、青銅器等文物的追蹤更難。因為書畫記載明確，流傳有序，一般都有確定的名字。但清宮檔案對那些器物並沒有一個唯一確定的名字，記錄和實物很難聯繫起來。很多時候，我們只能框定，高等級官窯、高級硬木傢具大都出自宮廷。

第一財經：書中收錄了美、英、法、日、德、瑞典、加拿大等國的公立機構所藏中國文物，還記錄了文物的年代、性狀、大小和作者。目前，中國研究者從海外博物館得到這些材料是否有難度？

段勇：首先要說明，這些資料是中外學者長期收集研究積累的，比如日本學者鈴木敬及其團隊對世界各國收藏中國書畫的資料收集是最全面的，上海大學的陳文平教授也長期致力於研究世界各國收藏的中國文物，積累了大量珍貴資料。我們是在歷代學者成果基礎上繼續前進，在數據和照片方面也得到了中外博物館及其專家學者的支持和幫助。從學術研究角度，一般交流還是比較通暢的，但是對某些敏感文物，像圓明園流失文物，還是存在一些困難和障礙。比如法國楓丹白露中國宮，後來對接待中國人參觀就比較謹慎。

第一財經：2015年，甘肅大堡子山秦墓金飾片終於在被盜20多年後回到甘肅省博物館。你當時作為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參與了與法方的談判。能否談談這個案例對海外文物追索的意義？

段勇：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我也確實願意談談，因為這是一個典型案例，可以從中總結一些經驗。

1990年代初，大堡子山就發生了嚴重的盜掘，當時幾乎是全民上陣挖墓，人擠人。說句玩笑話，那情景就像是在開展農田水利建設。

1994年開始，就有中國學者在國外發現了部分被盜文物的下落。文物追索過程中，建立完整確鑿的證據鏈是十分困難的。中方必須證明文物確實在中國被盜，併流失海外。考古發掘為此提供了證據。2004年，國家文物局對被盜墓地開展了科學考古發掘，有一些收穫，發掘出文物，也採集了樣本。同時，公安機關也對盜掘立案偵查。

2010年，在建立完整證據鏈的前提下，我作為職能部門負責人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授權，正式致函兩家主要收藏大堡子山文物的博物館。其中一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另一家博物館因為正在追索中，暫時不提名字。當時這兩家博物館的態度都不積極，一家沒有回應，一家回函狡辯。後來，我們又再次發函駁斥。

在此之後，國家文物局啟動了制裁，中斷了國內博物館和這兩家博物館的業務往來。這兩家博物館都是以收藏中國文物為主的，和中國博物館的業務往來一向十分密切，每年都有人員交流和項目合作。所以，我們的制裁對他們影響非常大。尤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它們在中國的影響力與過去相比一落千丈。

直到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兩國決定互辦文化年。當時吉美博物館新館長馬卡列烏上任，她原來是盧浮宮的一位部門主任，對流失文物的態度比較明朗。她提出在中法文化年舉辦中國文物展覽的邀請。我們給出的回應是：在談判歸還大堡子山文物的前提下積極支持。

我陪同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一同見了法國官員和專家。我們還特地邀請專家到大堡子山盜掘現場，查看當年盜掘遺留的慘狀。最後，法國政府和吉美博物館決定歸還這批文物。歸還過程中，他們也克服了來自法國許多古董商、官員和媒體的壓力。因為，按照法國的法律，國立博物館的文物屬於國家財產，不能外流。吉美博物館就採用迂迴的方法，將32件文物退還當年的捐贈人，再請兩位捐贈人歸還中國。

吉美博物館把文物還給我們，起到了積極作用。那時，法國人已經了解到中國的追索決心，這批文物很難繼續公開交易，成了燙手山芋。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月後，一位法國著名古董商將他收藏的24件文物以捐贈形式歸還中國。

整個過程中，我們都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首先是中國的學者們及時尋找到文物下落，隨後便開始全面搜集證據。因為交涉的同時，我們要做好訴諸法律的準備。之後，就是提出正式追索，持續施加壓力。最後抓住有利契機，在法方的配合下，促成了文物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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