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倫：若對他人一無所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

2015年，孫中倫從美國退學，回到中國流浪打工一年，探尋人生的多種可能。他把一路的觀察和思考書寫下來，命名為《回來》。

孫中倫：若對他人一無所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

文 |劉爽爽 吳家瑜

（財新記者 實習記者）

2015年夏天，大三剛剛結束，21歲的孫中倫從美國休學。9月，他從深圳華強北坐上一輛小貨車，來到東莞一家生產電容器的工廠。每天從早八點到晚八點，他要和其他工人一起挑出成品中的殘次品。

此前，他從上海的高中畢業，申請到美國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主修政治經濟哲學和德語。這所成立於19世紀、以高質量的精英本科教育著稱的大學，是世界頂級學府之一。無論中美，在校園裡，同學們會熱烈地討論平等、自由等問題，可畢業後，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做金融，從事以前自己口中「偽善」的行業。從上海到美國，從一個象牙塔到另一個象牙塔，孫中倫越來越懷疑之前所過的生活都是幻景：

「意義消亡的年代裡，舊神死了，新神未立。人被夾在虛空中，左顧右盼，看到的卻全是自我的投影。世界是怎樣的？他人在過怎樣的生活？」

「我想成為怎樣的人？將來要走怎樣的路？……若對身邊人一無所知，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若對世界缺乏經驗和好奇，怎能說自己是智性的？」

「或許答案就在這裡，在人群中，而我無法再視之不見。此刻，此刻就應起身去找它。」

2015年夏天開始，一年的時間裡，孫中倫在東莞做過流水線工人；在大理一家民宿做過店小二；在甘肅定西做過英語老師；在蘇州紫泉寺做過居士；在北京「單讀」編輯部做新媒體編輯；在成都漆器廠做學徒；在湖南郴州一家銀器廠做工。他也曾嘗試成為一名理髮師，以及到東北學「二人轉」，但因這兩個群體相對更封閉，沒能做成。

這是一趟探索外界與發現自我的雙重旅程。他把一路的觀察和思考書寫下來，命名為《回來》，2017年夏天出版。

《回來》

孫中倫 著

理想國 台海出版社

2017年6月

我傾聽，然而無能為力

出發前，父親一直嘆氣：「你會改變主意的。」親戚朋友也叮囑：「你要小心，工廠里很亂，人很複雜。」但孫中倫感受到的卻不同：工友「胡哥」在他進廠第一天就熱情地帶他去買東西，幫他鋪床。

他像查戶口一樣，在待過的每一處，問工友叫什麼，哪年出生，家鄉在哪，有幾個兄弟姐妹，他們過得怎麼樣，為什麼來工廠……工友們一一回答，往往越是不幸者越是坦誠。

王姐從前是文秘，看不起工人，後來年紀大了，自己也成了工人。她有一個暴力的父親，柔順無奈的母親，還有在監獄服刑的弟弟；四川的蔡大姐2007年和丈夫攢了十萬元回家蓋房，結果第二年就地震了；工廠二樓的李師傅原本是村幹部，因為「南水北調」，村子要搬遷，他夾在政府和村民中間兩頭為難。最後村民沒拿到合適的賠償，他在村子裡被人戳脊梁骨，索性到工廠賣苦力，夏天守在固化爐旁搬模具。

孫中倫與東莞工友

圖 孫中倫

歷史於此匯聚。汶川地震、「南水北調」、桂平大水……這些抽象的名詞，化身為他身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孫中倫看來，他們真誠平靜，對自己的命運照單全收，很少嫉妒旁人，一心憑藉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人生活，比大多數他在工廠外面遇到的人都好。

從東莞出來他去了大理，詩人、流浪歌手、遊客，讓這個城市顯得浪漫。但很快他就感到，「輕盈的大理，是一個幻覺。那麼多人還匍匐在貧瘠的大地上，那麼多記憶還躺在黑色的邊緣。如此，這些漫步小巷的曼妙時光，怎能被稱為旅行呢？」

之後，他又來到甘肅定西的初中，教孩子英語。十幾歲時，他讀過作家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了解到上世紀50年代末的那場大饑荒給這塊土地留下的烙印。這烙印從祖輩、父輩一直延續到如今的孩子身上。因為貧窮，很多外來的女人生下孩子就走了；為了生存，本地的大多數父母也要外出務工。孫中倫的學生，很多都是單親或留守兒童。比如欣宇的媽媽，最大的希望是孩子能考上大學，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別和她一樣「瞎苦」。在孫中倫家訪前不久，她挖了兩天樹，掙到一百塊錢，給欣宇買了一輛自行車，但欣宇捨不得騎，每天推著上下學。

成都漆器廠

圖 孫中倫

相比之下，成都漆器廠是一個節奏特別慢的地方。1954年成立的老廠藏在市區，經歷過上世紀的輝煌，曾在「下崗」潮中倒閉，如今在一群老工人的堅持下「不可思議地活著」。在這裡的工作的人，手工刷漆、打磨，日復一日。16歲就在漆器廠做學徒的周師傅，以為廠里的老師傅就是他的未來，哪料學藝未成，又便宜又亮的聚氨酯漆出現了，誰還用成本高昂的手工大漆？他只好離開。之後二十年的工業化浪潮里，他輾轉陝西、雲南、北京、新疆，做過各種各樣的職業。不過孫中倫覺得，周師傅終究是幸運的，前些年從工廠下崗後，他又回到漆器廠做學徒。44歲的學徒，與16歲時一樣雙手長滿漆痱子（皮膚對大漆的過敏反應），他喜歡這個。

更多時候，作為一個隨時可以抽身而去的旁觀者，孫中倫是慚愧的。他在書中寫：「我傾聽，甚至引誘他們說出許多故事，然而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除了附和和推波助瀾，我並不能幫助他們，或者說，幫助並非我的初衷。我走了之後，每個人的生活都要繼續，許多失敗和妥協還要往往複復。」

敘述的目的，無非是想記住他們

這一年的生活大多數時候無聊又枯燥。在東莞，每天上午8點開工，10點他就開始望鍾了。「奄奄一息的時刻」，他就把有趣的事寫下來。

整理這些故事的過程中，執筆者自身的生活經歷也被喚醒編織進去。在定西，一個叫楊麗的小女孩在周記里寫下自己的困惑委屈。她忘不了剛從鄉下來市裡時同學們看她的眼神。「她想大概因為她是留守兒童，才錯過了學習繁文縟節，人情世故；因為她是留守兒童，才格格不入。」這讓孫中倫想起自己從小城轉到上海讀中學時，也曾被同學嘲笑口音，被老師嫌棄家境。這樣的時刻，他和這些講述者不再有差別，「我們都是定西孩子。」

定西

圖 孫中倫

行程最初，孫中倫的理想是要重構敘述。他信仰文字的力量，甚至將之擺在個人生活之上。2016年2月，他來到蘇州紫泉寺做居士，跟著師父誦經，凌晨四點起床去拜山，三步一拜直到山頂。他早就想好了一個故事的雛形，預設了世俗與宗教的衝突，有時會故意問些挑釁的問題：「《金剛經》里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既然如此，要慈悲心幹嘛呢？」「若我們不能理解佛，又怎麼能知道自己所理解的慈悲心與佛無異呢？」

事後回想，這是一段非常失敗的經歷，他「既不虔誠，也很無知」。師父們知道他的目的，卻沒有點破。最後他幾乎落荒而逃。

隨著旅程深入，他對哲學的追求漸漸淡去了。他發現，「我敘述的目的，無非是想記住他們，每一個我遇到的人，甚至自己……在交叉的個人敘述里，一個統治性的宏大敘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個個偶然、豐富卻盤根錯節的故事。」

在寫作的迷宮裡，他也開始直面自己的過去。媽媽因癌症去世不久，爸爸告訴孫中倫，他有一個雙胞胎兄弟，但未能順利出生。他想像，胞兄的靈魂飄在空中，俯瞰他在人間的生活。他用這樣一種方式去審視自己。

全書因此分為兩部分，前面是孫中倫寫給胞兄的七封信，告訴對方自己每份工作的見聞與思考；後面是他以胞兄的口吻寫給自己的七封回信，重新梳理自己的童年少年。

孫中倫的媽媽是學中文的，爸爸學新聞，他們都很喜歡讀書，也很支持他寫作。11歲，孫中倫開始寫博客。爸爸偷偷換名留言：「我是你的忠實讀者。」第二天假裝興奮地告訴他，「你看你的影響力馬上要大了。」媽媽後面擔心他太過偏激以後會遭遇不幸，默默藏起了家裡所有的魯迅和郁達夫，把梁實秋擺上桌面。

總有長輩擔心他過剛易折，勸他包容、忍讓。但他覺得，自己「已經是比較犬儒的人了，我希望自己能夠更有立場一點，或者更加不冷漠」。

如今，他已完成波莫納的學業，即將前往劍橋大學攻讀人類學碩士學位。未來從事什麼工作？他還沒考慮過，但想繼續寫東西。

江陰老家的祖宅木頭橫樑已經腐爛，老屋在塌陷。他談起自己的歷史老師，專業是中古基督史。在這位老師的個人網站上，他看到過一個非常詳盡客觀的口述史，以歷史學家的口吻講述自己家族在美國遷移、發展的歷史。

孫中倫特別受觸動，「我希望能夠做他這樣的事情。」

成都漆器廠

圖 孫中倫

城市中產看似選擇多樣，實際非常貧乏

財新記者：你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對從鄉村到城市的成長痛苦，能體會到什麼程度？

孫中倫：我個人確實從小沒有為茶米油鹽發過愁，沒有碰到過我遇到的那些人遇到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危機。

但初中從江陰轉到上海上學，那段時間我很明顯感覺到自己是大環境里的局外人。轉學第二天碰到考試，我遲交了試卷，化學老師對我說，「不要把你們那兒的壞風氣帶到我們這裡來」。他通過否定你的背景否定你。那時，我也會問為什麼自己不生在大城市，不生在富貴之家？這和我遇到的那些人是一樣的，我們都是時代進步的列車後面拋下的棄兒，雖然我的程度輕得多。人生經歷雖然千差萬別，但不意味著我們在心靈上不能相互理解。

我現在更能接受自己各種各樣的生活狀態。我後面也寫到，城市布爾喬亞階層（中產階層）看似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生活，但實際上，他們的選擇非常貧乏。你會發現很多人選擇的生活驚人地一致，就是要去保住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

財新記者：你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孫中倫：對個體來說可能是很好的選擇，但如果每個人都做同樣一件事情，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我不認同每個人都要選擇一樣的道路。

財新記者：會不會是現實讓每個人的試錯成本太高了？

孫中倫：那你想，是農村孩子還是城市孩子的試錯成本更高？我想大概是農村的孩子。

現在中國社會不同階層割裂太嚴重，人們不太關心他人的生活。他人的苦難只存在於微信朋友圈的輕鬆籌，到最後這些真切的痛苦就變成了噱頭和數據。

城市孩子本來應該是更有社會責任感的群體，因為他有更好的資源，接受了更好的人文教育。但我看到的反而是，很多農村出來的年輕人更願意追隨自己的理想，更願意為社會做些事。難道城市人不覺得這世上有苦難？我覺得，基本上，每個人都知道身邊在發生什麼，但試錯成本更高的人反而願意去改變它。試錯成本更低的人，通常都做出非常同質化的選擇。

財新記者：如果有人看了這本書，也想去休學一年去做些原本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你覺得怎麼樣？

孫中倫：每個人都會問我這樣的問題，比如你認為你的經歷可以被複制嗎？你認為做這些對申請國外名校有幫助嗎？也有很多批評直言我動機不純，好像在做一件博眼球的事，要炒作自己。

我做這件事情主要是為了自己，是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去做這樣一件事情。我有一個黑人同學早就定居西雅圖，但在大四最後一學期休學，回到非洲和祖輩一起蓋房子。我覺得很了不起。

如果有人看了《回來》願意這麼做，我會很開心。在我之前，何偉（編註：Peter Hessler，原《紐約客》駐北京記者，著有《江城》《尋路中國》等）也這麼做過，我或多或少受他影響。現在中國社會不同階層割裂太嚴重，人們不太關心他人的生活。他人的苦難只存在於微信朋友圈的輕鬆籌，到最後這些真切的痛苦就變成了噱頭和數據。如果有人真的願意做這樣一件事情，去具體了解他人的生活，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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