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的《無恥混蛋》你看過，但你不知道它抄了什麼片
作者：Alexandra Heller-Nicholas
譯者：朱溥儀
校對：Issac
來源：Senses of Cinema
福爾克·施隆多夫的《鐵皮鼓》（1979）改編自君特·格拉斯1959年的小說，即使是從現在的標準來看，這仍是關於二戰最悲慘的德國電影之一。毫無疑問，這種強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影片對性與暴力的特殊描寫。
《鐵皮鼓》（1979）
從弗里茨·朗的代表作《M就是兇手》（1931）到埃里克·侯麥的《O侯爵夫人》（1976），性暴力一直在德國電影中呈現。可以說，《鐵皮鼓》在今天仍舊是最為廣泛認可的新德國電影之一。
《O侯爵夫人》（1976）
據阿里司提戴斯·加澤斯塔所說，這個運動的特點在於集體性關注「因戰後美國佔領而產生的政治社會狀況」，並且這些影片普遍「在激進左派的政治框架下探討性別認同、妄想與幻滅」。
新德國電影時期表現二戰的電影中，尤其詳細地描述了性暴力這一方面，比如賀瑪·桑德斯-勃拉姆斯的《德國，蒼白的母親》（1979），影片講述了一名女性的戰後經歷（包括她被士兵們輪姦）。
《德國，蒼白的母親》（1979）
施隆多夫的第二部長片《愛殺無赦》是一部從這個角度出發的稀奇作品，特別是其中心敘事圍繞著強姦和復仇。雖然它與七八十年代的美國剝削電影有很大聯繫，包括《我唾棄你的墳墓》（梅爾·扎奇，1978）、《魔屋》（韋斯·克雷文，1972）、《猛龍怪客》（邁克爾·溫納，1974）還有《四五口徑女郎》（阿貝爾·費拉拉，1981），這個母題在歐洲藝術電影里的呈現至少可以追溯到英格瑪·伯格曼的獲得奧斯卡大獎的《處女泉》（1960）。
《處女泉》（1960）
施隆多夫的處女作《青年特爾勒斯》廣受好評，之後的《愛殺無赦》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沒能達到前作的高度，儘管電影中出現了現已遺失的滾石樂隊的布賴恩·瓊斯的配樂，儘管被法斯賓德譽為新德國電影十佳之一。
《愛殺無赦》與安東尼奧尼的《放大》都聚焦在漫遊城市的頹廢者們，前者鬆散的敘事結構準確地把握了時代精神。瑪麗（安妮塔·帕里博格飾演）是一名年輕的服務生，在影片的開頭，她在自己的公寓里與喝醉了的前男友漢斯（維爾納·恩克）起了爭執，在他毆打甚至試圖強姦瑪麗後，她開槍殺死了他。
《放大》（1966）
在她驚慌失措、身心受創、迷惘之時，她在工作的咖啡店與岡瑟（漢斯·彼得·哈爾瓦希斯飾）成為了朋友，向他坦誠了自己的罪行，並出錢懇求岡瑟的幫助。在金錢報酬的誘惑下岡瑟答應了，之後他們在瑪麗的公寓里喝咖啡、做愛的同時商量對策。
他們從岡瑟工作的地方借到車後，回家用地毯把漢斯的屍體包住，並與岡瑟的朋友弗里茨（曼弗雷德·菲施貝克）——瑪麗與他也發生了性關係——一同開車去了鄉下，把漢斯的屍體埋在了高速公路的施工現場。
在拜訪了弗里茨的母親後，三人回到了城市。時間飛逝，瑪麗再次開心地在咖啡館工作。在影片的最後，漢斯的屍體被工地的工人發現了。
《放大》（1966）
《愛殺無赦》隨著一系列幾乎不相關的小插曲起起伏伏，影片中大多的情節漫無目的地圍繞著主人公，在打彈珠的店裡消磨時間，購物、聊天、爭吵、開車。
《愛殺無赦》（1967）
《愛殺無赦》有公路片和黑色幽默的元素，與核心的強姦－復仇敘事相互交織，圍繞著瑪麗殺死了試圖強姦自己的男人建構起全片。漢斯-伯恩哈德·穆勒和喬治·萊利斯精明地給本片貼上了「反恐怖片」的標籤，因為「影片在傳統的犯罪片框架下，對於密切遵循類型規則卻展現了矛盾的心態」。
這一點從開頭就很明確：在片頭字幕滾動的時候，瑪麗、岡瑟和弗里茨三個人在高速公路施工現場附近拿著槍開心地互相追逐。穆勒和萊利斯從「反恐怖片」的角度上，視本片為昆汀·塔倫蒂諾《無恥混蛋》的鼻祖，後者和本片一樣採用了受後現代及流行文化影響的方式，來使用引用手段和建立風格。
《愛殺無赦》（1967）
通過《愛殺無赦》與雷德利·斯科特《末路狂花》（1991）的對比，穆勒和萊利斯無意中發現了後者與強姦－復仇電影的必然聯繫。施隆多夫在1990年改編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獲得布克獎的小說《使女的故事》（1985），在片中繼續闡釋了性別權力變動、權力與性別差異，其根源也是《愛殺無赦》的核心。
《使女的故事》（1985）
從某種角度來看，在輕鬆、漫遊的影片氛圍下，開頭粗暴的攻擊和強姦的企圖可能錯誤地被視作剝削性質的、機械的功能性情節，僅僅用來推進敘事。但是這種想法忽略了片頭瑪麗短暫但持續的的主觀閃回，它具有安靜但讓人不安的能量，以及不言而喻的控制力，它用全片看似隨意的時刻不時中斷影片。
雖然她沒有竭盡全力去訴說創傷，但是這段記憶會突然襲來：創傷一直跟隨著她，在她坐車旅行時、消磨時間時、踢球時……
《愛殺無赦》（1967）
這個深層且長期的創傷在她埋葬了漢斯屍體後回到公寓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看到床邊漢斯的相片，她用極尖利的聲音歇斯底里地叫喊，這個動作明顯與周圍發生的一切格格不入。
《愛殺無赦》可以視作表現戰後德國內疚的簡潔直接的寓言故事，但是我們忘記了一個強有力卻又酸楚的事實，瑪麗（包括幫助她處理屍體的弗里茨和岡瑟）在那種處境之下無力對待事實。當他們拚命表現出無憂無慮的城市青年狀態時，他們在道德上、情緒上還有心理上是頹喪的——被無法抵抗的嚴酷境況所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