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是新占星術士？

經濟學家是新占星術士

文：Peter G. Klein / 譯：禪心雲起

當諾蘭宣傳他上一部電影《星際穿越》時，不經意評論道：「以經濟學為例，這個領域（與物理學不同），有真實的、物質的東西，卻無法做出任何準確預測。預測總出岔子。」這個說法比大多數學院派經濟學家所願承認的要更接近真相。

近來，列文諾維茨（Alan Jay Levinovitz）拋出挑釁，把經濟學指為「新占星術」。他指出：「調查表明，經濟學家認為，他們的學科是社會科學當中最科學的。」可不幸的是，「現實世界的歷史描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那就是，數學模型偽裝成科學，而公眾誤以為優美方程式也在經驗上準確，從而滿含熱情，輕率相信了它們。」

列文諾維茨繼續評論，事實上

「有據可查，經濟學沒能預測到2008年危機。例如，就在經濟衰退前五年，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告訴美國經濟學會，「宏觀經濟學（…）功成名就：防止衰退的核心問題已告解決」。短期預測也並未有所起色——例如，2014年4月，對67位經濟學家的一項調查，得到100％共識：未來6個月利率會上升。結果恰恰相反，利率下跌。還跌得很慘。」

當然，經濟數學模型的其他失敗案例比比皆是。在經濟衰退最嚴峻時期，克里斯蒂娜·羅默（註：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組合模型，得出結論說，如果沒有經濟刺激法案，失業率可能高達8.8％。可失業率隨著政策刺激突破了10％。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慘痛失敗，是另一起活生生的案例：這家公司完全以數學模型為基礎。事實上，丹尼爾·卡尼曼（註：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應邀評估了28位不同顧問的投資成果，得出「相關性僅0.01」的結論。沃倫·巴菲特目前在為期十年的100萬美元賭局中，力壓對沖基金Protégé Partners。（巴菲特選擇了一家投資於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指數基金）。金融業和經濟學緊密聯繫，一同罹患這種數學自負症。

回到列文諾維茨所考癥結，那些用神秘而精巧的數學方程構建而成的高度複雜模型，如果基礎前提為假，就百無一用。就算建起再奢華不過的大廈，可如果把它矗立在沙丘之上，那也是羸弱不堪的「紙牌屋」。

想想將地球置於正中的托勒密宇宙模型。古希臘人注意到，星辰會在天空中移動，接著停下來，向後移動，接著再次前進。為求解決這道難題，克勞迪·托勒密（註：約公元90年～168年，希臘數學家和哲學家）組合出一個「環中帶環」的巧妙模型。每顆星辰不僅沿給定軌道繞地運動，而且還繞第一條軌道上移動的某個點維持著第二條軌道，這樣從地球上看，星辰有時就會倒退。

地心說宇宙模型是個了不起的數學成就，可令人嘆息的是，基礎前提完全錯誤，一切都白費力氣。

列文諾維茨運用占星術的例子，解釋道：

「舉一個極端例子，伊萬傑琳·亞當斯是20世紀初成就非凡的占星家。她的客戶包括保誠保險總裁、紐約證券交易所兩位總裁、鋼鐵大亨查爾斯·施瓦布和銀行家J.P.摩根。要了解金融巨頭為什麼要向亞當斯諮詢行情市況，關鍵謹記，占星學曾是一門技術學科，需要大量天文數據，掌握專門數學公式。事實上，『占星術士』（astrologer）在牛津英語詞典的第二含義就是『數學家』。」

幾世紀以來，繪製星圖一直是數學家的工作。人們廣泛相信天上星象是凡間事務的良好指南，從而推動和資助這項事業。最好的占星術需要最好的天文學，而最好的天文學要由數學家來從事——正是這類人的權威，對金融銀行家構成吸引力。

當亞當斯最終在1914年因占星禁令而被捕時，「正是她的數學造詣最終讓她免於責罰。」這絕不是西方才有的現象。作者引用另一例，中國古代的李淳風，他的數學成就同樣讓人驚嘆。無論原因為何，李淳風的星象數學模型，被認為「關乎善治，茲事體大」。

顯然這是荒謬的，可古代中國人還是靡費「天文巨資來使星象數學模型精益求精」。相較而言，我們今天為經濟學所費之貲還要遠遠不止。

有趣的是，列文諾維茨引用了幾位著名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其中包括保羅·羅默（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他批評「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數學濫用」和一貫正確者保羅·克魯格曼（註：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儘管如此，克魯格曼有大體正確的觀察：「我認為，經濟學專業誤入歧途，因為經濟學家這個群體誤把驚人數學蘊含之美當成真理。」

但是，依靠數學來掩蓋經濟學理論的根本缺陷，聽起來完全符合哈耶克好多年前所警告的「假裝有知識」。

從那時起，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將經濟學納入一個基於建模和實證檢驗的科學學科。他們向世人保證，運用大量數據和優化調整的數學模型，就可以集中計劃經濟、消除商業周期、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他們大錯特錯。

令人驚訝的是，列文諾維茨沒用「計量經濟學」——這是讀他的文章時，我腦中首先閃過的詞。對於他所描述的數學傲慢，計量經濟學方法可能是絕佳例證。可當你剝開這套數學偽裝時，其內部推理的缺陷一目了然。羅伯特·墨菲表明：

「股票價格走勢的計量經濟學方法，類似於氣象學家尋找各種大氣條件測量值之間的相關性。例如，他可能會發現任何一天的溫度是次日溫度一個非常好的預測因子。但沒有氣象學家會相信，溫度計頭一天的讀數有可能導致第二天的讀數；他知道相關性是由於這個事實，即真正成因——例如地球相對於它繞日軌道平面的角度——隔天沒有太大變化。」

不幸的是，計量經濟學中並沒有強調因果關係和相關性之間的區別。這些經濟學家忠實致力於實證方法，實際對此不加區分。雖然計量經濟學的先驅，興許理解為什麼要做出某些假設，並且可以提供諸如「理性預期」等先驗理由，但他們的學生往往落入數學技術的黑洞，看不到經濟現象的真實原因。

但更根本在於，正如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肖斯塔克所說：「在自然科學中，實驗室試驗可以隔離各種因素及其運動。而在經濟學這門學科中，沒有半點相似之處。而運用計量經濟學及其模型是幻想生成一個能夠進行可控試驗的實驗室。」

結論是：經濟預測通常是錯的。

列文諾維茨認為，學院派經濟學的核心存在「利益衝突」。他贊同地引用一句經濟學家的格言：「這個職業的利益，在於用一種外行甚至某些經濟學家不得其門而入的語言進行分析。我們要做的就是壟斷這種專業知識。」此外，「（…）這賦予我們力量。」

然而，結論不止於此。這不僅關係經濟學家不能做出準確預測，或對沖基金不能「勝過市場」（即取得超出市場平均水平的業績）。如果經濟學無法為官僚提供有效指導和控制經濟的能力，那麼最好選擇就是把這個職能回歸給市場。這也不僅涉及「數學濫用」賦予經濟學家「權力」。好歹是「數學濫用」首先妝點了門面，才證明大批經濟學家有資格擁有他們的工作。

列文諾維茨似乎沒有充分把握他所贊成觀點的全部結果：經濟模型大多無用，無法以任何確定性預測未來，那麼，集中指導經濟，實質上就像「盲人瞎馬」一樣。經濟模型是不可行的，結果無非更加證明「假裝有知識」。而且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知識，而是更加謙卑——不知為不知，明白對指導市場而言，「賢能」官僚不是最好——市場參與者本身才是最好的。

https://mises.org/blog/economists-are-new-astrolo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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