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乾隆進士，牛運震與鄭板橋有啥關係？

牛運震與鄭板橋都是清代乾隆時候的著名人物。兩人都是進士，都官知縣，而且都是政績卓著騰播民口的知縣。但後世對牛的定位是循吏和學者，對鄭的定位是文人和藝術家，後者更易為人所知是當然的，所以現在鄭板橋的知名度很高，幾乎可說婦孺皆知。而知道牛運震的人則相對來說要少得多。

牛運震與鄭板橋都是清代乾隆時候的著名人物。兩人都是進士，都官知縣，而且都是政績卓著騰播民口的知縣。但後世對牛的定位是循吏和學者，對鄭的定位是文人和藝術家，後者更易為人所知是當然的，所以現在鄭板橋的知名度很高，幾乎可說婦孺皆知。而知道牛運震的人則相對來說要少得多。

其實論知名度，在古代未必如此。在古人的意識中，能進入正史，是非常高的榮譽，而且可說是蓋棺定論，牛運震就是進入了《清史稿》的。他進的是《循吏傳》，孫玉庭說他也可以進《儒林傳》，這說明他在從政和做學問即所謂道德文章兩方面，其建樹都達到了頂級水平。而鄭板橋就無此殊榮。鄭板橋的廣被人知在於其書法繪畫的獨創性，以及個人的人格魅力，還有他長期活動於開放繁華的揚州的社會文化環境。牛運震的學術是傳統的甚至是保守的，對社會大眾來說缺乏新奇的看點，他又長期活動於相對封閉文化較落後的甘肅。並且，在他們去世後的二百餘年以來，社會認知和評價的標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總的來說，是隨著社會人文意識的覺醒，人的個性和創造性越來越被重視，而這在鄭板橋身上有充分的體現。所以他身後名聲越來越大。

總之，身後的聲名是很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斤斤計較於知名度是沒有意義的事。筆者在這裡也無意揚牛抑鄭。他們都是於歷史有貢獻有建樹的傑出人物，值得後人永遠的尊敬和研究。

本文想探討的是，作為同一時代的傑出人物，牛運震和鄭板橋曾經有過交集嗎？

牛運震於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生於山東兗州，鄭板橋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生於江蘇興化，鄭板橋比牛運震大13歲。現在就從兩人一生的行蹤來推斷這一點。

興化和兗州分屬兩省，相距千里。他們自幼在各自家鄉讀書，各自在本縣考中秀才，然後到本省省城參加鄉試。鄭板橋是雍正十年（1732）40歲時在南京應考，中式成為舉人。牛運震在雍正七年（1729）24歲時赴濟南考試，卻沒有成功，他是三年後即也是雍正十年以太學生的名義在京師（北京）參加鄉試成為舉人的。

兩人同年中舉，意味著有可能同時參加次年在京舉行的會試。雍正十一年（1733）的會試牛運震參加了，他和舅父楊名宷和好友董淑昌同車赴京，而且三人都中進士，創造了兗州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然而鄭板橋卻沒有去，原因大概是他在《懷舍弟墨》中說的「年來叔父歿，移家僦他宅」——叔父去世，搬家，總之是因家庭中事，使他沒能在中舉後一鼓作氣地參加考試。

鄉試和會試都是三年舉行一次。鄭板橋參加的是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的考試。一次過關，成為進士。

其實，乾隆元年牛運震也去了北京。他不是參加會試，而是因山東巡撫岳濬的推薦，參加博學鴻詞之試。

博學鴻詞科是通常會試之外的選拔人才的考試。在清代只在康熙十八年和乾隆元年舉行過兩次。參加考試者都是由各級行政長官薦舉的特別優秀和著名的人才，其標準和難度遠遠超過一般會試。山東巡撫岳濬在山東省內共舉薦四人：牛運震、劉藻、顏懋倫、耿賢舉。四人中只有劉藻中式，牛運震因「賦長逾格策多古字」而落選。

鴻博之試是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參加者在此之前陸續進京。據《高宗實錄》，這年二月就已有一百餘人抵京，新登基不久的乾隆帝還曾指示戶部發放給他們膏火銀兩。

鄭板橋參加的會試是在三月舉行的，所以叫春闈。以當時的交通情況，外省士子都是提前很久就進京，在會館住下，等候考試，這也是士子之間交往的機會。而我們不知道牛運震是何時進京的，但他與鄭板橋如果曾有過接觸的話，乾隆元年在北京就是第一個有可能的時段。

鄭板橋中進士後便南歸，到乾隆六年（1741）赴京師和乾隆七年（1742）為山東范縣令之前，這幾年他大部分在揚州。而牛運震是在乾隆三年（1738）赴京謁選，掣籤得甘肅秦安令，接著赴任到了大西北，一待十年。所以，這段時間兩人天南地北，不大可能有接觸的機會。

牛運震被罷官返鄉是乾隆十五年（1750）。他於六月二十日動身，約兩個月到家。本年冬還曾從家裡到京師去了一次，次年春返兗。此後在家課農教子，著書立說，到乾隆十九年（1754）春又應聘赴山西晉陽主講三立書院，年底返兗。二十年（1755）三月又赴山西蒲州主講河東書院，年底返兗。此後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卒於故里，除了短期到濟南、曹縣等外，一直在兗州。鄭板橋在乾隆七年起在山東做官，先在范縣，十一年（1746）調濰縣，十八年（1753）被罷官後離開山東回到江南。此後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病逝，似未曾再回山東。綜上所述，在乾隆十五年到十八年這兩三年里，牛鄭兩人都在山東，這是又一個有交集的可能性時段。鄭板橋任職的范縣屬東昌府，與兗州府相鄰。《鄭板橋集》有《家兗州太守贈茶》七絕一首，注「諱方坤」。據《兗州府志》，鄭方坤任兗州知府是乾隆十三年到十九年。牛運震的《空山堂文集》中則有為鄭方坤編撰的《五代詩話》一書作的序文。

另外，鄭方坤的哥哥鄭方城與牛運震是同年進士，方城之子鄭錦從牛運震讀書，曾請牛為自己的母親作過壽序。這就是說，牛運震家居時與兗州知府鄭方坤有過接觸。鄭板橋在任濰縣令時，也有可能到過兗州，兗州知府鄭方坤是福建長樂人，鄭板橋是江蘇興化人，未必敘得上同譜，但在官場上認為是同宗很正常。所以鄭板橋到兗州來，知府鄭方坤接待贈送茶葉也很正常。牛運震和鄭方坤的關係已如上述，所以以其為介，兩人有可能相識甚至訂交。

另外，鄭板橋曾為曲阜顏懋僑的詩集《蕉園集》作序，時為乾隆十年（1745）。顏懋僑是牛運震極要好的朋友，又有姻親關係，牛運震也為《蕉園集》作了序，卻是乾隆十七年（1752）顏懋僑去世以後。可見顏懋僑是牛運震和鄭板橋共同的朋友。所以顏懋僑也有可能成為兩人接觸的中介。

還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盧見曾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1690—1768），字澹園，號雅雨，德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他有詩名，愛才好客，一時稱為海內宗匠。在揚州時他搞紅橋修禊活動，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參與其事。盧見曾編的《國朝山左詩鈔》一書，在卷五十五收有牛運震詩二首。盧介紹牛氏生平，說自己因張完質舍人的介紹而對牛氏「心儀」，十餘年後才得以「相見於揚州官舍。叩其所學，乃益嘆舍人之不吾欺也。真谷才高學富，其上下千古，辨若懸河，而折衷至細。獨稱詩與余不同。然持論具有根柢……」看起來牛運震確曾去揚州與盧見曾見過面，兩人還侃侃談學論詩。而眾所周知，鄭板橋在揚州也是他盧見曾的座上客之一。這樣，就又有了一個牛鄭相會的機會。

以上考察了牛運震和鄭板橋的生平中有可能交集的機會。當然這說的都只是可能性。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兩人有過接觸的任何文字記錄，兩人的文集中及同時代人的著作中都沒有。並且，以上所敘機會中，盧見曾那一條也很可疑，因為在乾隆二十二年，牛運震自己的文章以及他死後父親為作的「行狀」，都沒有提到他曾去揚州，更沒有他與盧見曾交往的記載。《揚州畫舫錄》一書記述參與紅橋修禊的文士很多，其中也沒有牛運震的名字。所以盧見曾的這條記載，只能算是孤證。盧見曾是大官僚，他這書的編撰主要是門客的工作，被後人指出的錯誤不少，那段紀載也許出自門客的手筆。

我們應該知道，牛運震和鄭板橋雖然都有文集傳世，但他們生平中的所有交往也不可能都會反映在詩文中。即使兩人曾交往並有文字因緣，這文字也有可能因某種原因沒被流傳下來。所以在沒有新材料發現的情況下，目前只能說這兩位歷史人物也許有可能有過交集。

但是，鄭板橋與牛運震堂弟牛行震有過交集卻是千真萬確的。

牛行震，字聲羽，他是牛運震的叔父牛夢英的兒子。在牛運震堂兄弟六人中，他年齡最小，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比排行第三的牛運震小9歲。行震的親哥哥元震，排行第四，與三哥關係甚深，卻於乾隆四年去世，令時在甘肅的牛運震十分悲痛，寫了三首七律八首七絕回憶他。所以牛運震對叔父唯一尚存的幼子行震，一定是特別鍾愛一往情深的。

《牛氏大宗譜》記行震是監生，牛運震《叔父眉村公墓志銘》記行震是太學生，兩者其實一樣，都是指京師國子監（太學）的在讀生員（秀才）。當然並不一定真的到京師去就讀，只是具有了此種資格，可以到京參加順天府鄉試。如前所述，牛運震就是以太學生身份考試中舉的。

《兗州文史資料》介紹過鄭板橋的一副對聯，文雲「君子易做，小人難為」。款署「聲羽賢契屬，友人鄭燮書」。是鄭板橋書贈牛行震的。

《鄭板橋集》中有七言古詩《御史沈椒園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書院並作雜劇侑神令歲時歌舞以祀》。題目中的沈椒園即沈廷芳，曾任山東按察使。從詩中有「揮毫蘸墨作碑版，百金一字尤堅工。板橋居士讀不厭，卧看三日鋪秋茸」的描寫看，鄭板橋確是曾在兗州看到了那修少陵書院的碑的。傅抱石《鄭板橋年表》系此詩於乾隆十二年，如果不誤，則其時牛運震尚在甘肅。鄭板橋即使和牛運震沒有過直接聯繫，但牛運震是早他一科的進士，又曾被薦參加鴻博之試，鄭板橋對他的聲望是一定久聞的。鄭板橋到兗州來，有可能見到牛運震的叔父牛夢英。牛夢英長於鄭板橋兩歲，是致仕的知縣，而且也喜歡書法繪畫。從現存資料看，鄭板橋和牛夢英似沒有直接接觸，牛夢英的兒子行震卻有機會向他求了墨寶，所以有了這副對聯。署款稱行震賢契，是長輩的口氣，也透露出他和牛夢英曾有過從。

聯語雖只8個字，卻飽含著作者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慨。君子和小人兩詞在古漢語里有多種含義，例如有時指身份地位，有時指道德品質。前者如《詩經?谷風之什?大東》：「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孔穎達《詩經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引其道，小人則供其役。」又，《春秋左傳?襄公九年》：「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後者如《論語?憲問》：「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又，《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鄭板橋這副聯語里的君子，無疑是指社會地位而非道德評價。這裡以君子和小人對舉，前者指的是諸如官宦權要，非富即貴，後者則指普通百姓，芸芸眾生。君子易做，是因為上層社會地位優越，掌握著豐富的資源和話語權。小人難為，是說處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終生辛勞，難謀溫飽，還往往動輒獲咎。 這個對聯所反映的他對下層小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的作品中是一以貫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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