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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以後與魏晉書風——「八法」確立,新體楷書問世

清代梁巘在《評書帖》中說:「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對中國書法藝術的時代風貌及其繼承和發展關係作了高度的歸納和概括。當然,在對書家書法作品的評論中,向來很少從韻、法、意、態等某一方面去評論。因為這四者對一個書家來說,是互相聯繫、關係密切而又不可分割的;而梁巘從時代風格、作者社會生活、情趣等方面,以韻、法、意、態四個方面進行歸納和概括,當然亦無不可。劉熙載說:「書雖學於古人,實取諸性而自足者也。」「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藝概·書概》一切藝術創作,無不在一定程度上顯示著時代特色和作者的個性,書法藝術尤其如此。

魏黃初殘碑

草楷均從漢隸演進而來,至魏晉趨於成熟。此時書家以被譽為書聖的二王父子著稱。晉以後的歷代書家,無不宗法當代而上追二王,其影響、至今猶然。這一時期書法作品的特點是,其用筆方法因楷書的成熟而更加明白確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八法」,雖然至隋僧智永方臻完備,但明確分工學說由此開始,發展到陳隋才更加成熟完備。「八法」的確立,對書法批評的標準起到了確立和鞏固的作用。

魏姚伯多碑

兩晉時期,書體已向真、行、草發展,在此期間,東漢張芝和魏鍾繇起了重要的過渡作用。張芝手跡,在初唐李世民已說:「無復余以」,傳為鍾繇所書的碑刻,也「古而不今」(李世民語)。北朝王惜也說:「晉世以來,攻書者都以行書著名,若鍾元常善『行狎書』,爾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唐張懷瞰書斷》)這說明鍾、張是先於羲之行草書的代表人物,二王則從當時要求的簡略出發,損益原來真草的隸意,完成了流美靜逸的行草書。可以說是羲之開其端,獻之變其格。近代鄭為說:「父親的特點是俊逸,兒子是遒麗。俊逸的筆致緊斂內撅,遒麗的筆法恣肆外拓,俊逸道麗改變了東晉以前的古拙。」(鄭為《論中國書法藝術》)這個看法,頗有見地,而這樣俊逸遒麗,風規自遠的風格,正表現了晉人書法所崇尚的韻。

王獻之《中秋帖》

在東晉,玄學和佛、道思潮,逐步衝破儒家思想堤防,擺脫了儒家的束縛,出現了嶄新面貌,右軍一變古拙之風,在鍾繇楷書基礎上,推陳出新,形成了秀媚流暢的新體楷書。同時,在繼承的基礎上另闢蹊徑,創造了筆調自然流暢,瀟洒活潑,易於書寫和辨認的行書。王羲之以歡快清新的思緒,優美流暢的文詞,寫下了流傳千古的《蘭亭序》。

晉王閩之磚文墓誌

其他如《黃庭經》、《樂毅論》,情思不同,神態各異;「書為心畫」,誠中形外。右軍作書極注意氣韻,渾然天成,字、行、篇統一,將三者熔鑄於同一藝術格調之中;重視整體協調,而不計較點畫得失。以形寫神、氣韻生動,作為美學原理和藝術原則,在晉代出現,決非偶然,它與魏晉玄學對思辯智慧的要求相一致,也體現了這一時代精神,即魏晉風度。這一美學原理,對以後的中國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瘞鶴銘》是著名摩崖刻石。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但黃庭堅謂王羲之書.黃伯思謂陶弘景書。因著者不詳,產生年代亦議論紛紜;但神態洒脫,飄飄欲仙,恐非六朝人的筆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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