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細節》 -船上的世界
朝貢貿易
布羅代爾曾說，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出口，一個是草原，另一個是海洋。「西域」和「南海」，自古就是中國對外溝通的兩個主方向。
中國在漢朝時，就已經擁有了今日的海岸線，2000多年基本沒有太大改變。相比陸地關係，海洋更為開放和流動，更具有多樣性和多重性。從日本海、南中國海到印度洋，這片海洋其實並不太大，最多一個月之內，就能利用季風來往各國；因此各國之間既互相獨立，又可以互相影響，而中華帝國無疑是區域內不可爭議的主導者，但「主導」並不意味著統治。在東方傳統中，海洋是共有的，所有人都有權使用。將海洋看成陸地的延伸，並將海洋像陸地那樣劃分，這完全是西方殖民運動的結果。
為了征服一些海洋民族，蒙元帝國初期的海軍戰艦曾經達到極其龐大的18000艘。在中國被蒙古人征服的過程中，日本、越南、朝鮮和爪哇等這些人口只有中國人幾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時遭到蒙古海軍的蹂躪。這些勇敢的民族小國展開不屈不撓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將「殺韃」二字刺在自己身上。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一種寧死不屈的精神激勵下，這些被中國自古鄙視的蕞爾小國竟然趕走了兇殘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東亞帝國的夢想折戟沉沙。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無疑增加了大漢民族主義者的屈辱感。
歷史如同一個飛去來器。百年輪迴，報應回到了蒙古人頭上，還有與蒙古人同樣優越的色目人。朱沐英攻陷雲南後，對蒙古人展開同樣血腥的大屠殺，甚至更加羞辱地一次性閹割了3萬多色目人。這些被閹者有的成為新帝國皇室的太監，其中有一個後來名滿天下，他就是馬三寶。朱棣認為馬姓不能登三寶殿，因此賜姓「鄭」，並改名為和，居四品，欽封「三保太監」。
如果說蒙元帝國是馬上得天下，那麼明帝國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軍事集團從鄱陽湖水戰中崛起，然後以舟船之利的南京為基地，發起北伐，最終完成統一。明初洪武時期，因張士誠、方國珍等軍閥勢力與朱元璋爭奪天下失敗後，「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是為明代鎖海之始。
幾乎佔據整個亞洲的蒙古帝國崩潰以後，連接歐亞東西的水陸貿易遭到嚴重打擊，陸路貿易完全中斷。明帝國的反商業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來發達的海外貿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國」感到顏面無光的是，傳統的朝貢貿易也近乎斷絕。
朱元璋所創的「奉天承運皇帝」，將華夏帝王定義為上天的代表。中國統治者相信自己承擔著天下秩序的神聖責任。與這種地緣政治格局相適應的，就是所謂「萬邦來朝」的華夷秩序。在孤立封閉的東方世界體系中，中華帝國是唯一的、沒有競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朱元璋認為，「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中央帝國對藩屬的承認，反過來也是藩屬對中央權力的承認。朝貢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證帝國漫長的邊疆和平與秩序。
從政治角度來說，朝貢體系與其是一種變相的貿易體系，不如說是一種變相的擴張和統治，正如布羅代爾所說，「進行傳播、擴散、贈與，這就是進行統治。」說白了，朝貢就是通過「傳播、擴散和贈與」的方式來進行統治。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沒有用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待貿易和朝貢。」
作為歷史上維持東亞秩序的重要方式，朝貢模式是以宗主權為核心的區域性關係，是一種政治經濟文化的混合體系。甚至可以說，這是東方特色的，西方世界似乎並沒有類似的模式。馬戛爾尼發現，「帝國與外國的任何一項貿易都不是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對後者的仁慈與恩賜。」應當承認，慷慨的朝貢貿易並非一種經濟行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義和文化意義。「慷慨顯然就是一種強加的債務」，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就指出，很多原始部落酋長也非常慷慨，這種慷慨對他人往往構成一種約束和權力。比起戰爭威脅來，金錢利誘同樣有效。
在「請進來」的同時，還嫌不滿足的中央帝國進一步「走出去」，去邀請更多的友邦，來朝貢我天朝上邦。對於很多沒有路費，沒有交通條件的友邦，帝國就主動派出使臣「賞賜」友邦。這就是鄭和的政治使命。他的官方身份是帝國四品高級使節——「三寶太監」。
下期預告：《歷史的細節》三寶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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