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的陶淵明
記得一位作家大致說過：生於清，當見雪芹；生於明，當見李贄；生於宋，當見東坡；生於唐，當見太白；生於魏晉，當見阮籍。生於漢，當見太史公；生於周，當見莊子。世間面目可憎之人多，欲與交遊者，二三子矣！
生於晉，當見阮籍嗎？當然不錯。那麼嵇康呢？似乎也不俗。但我覺得，相較於阮籍和嵇康，陶淵明或許才應該是首選。清代鍾秀說：「後人云晉人一味狂放，秀謂陶公所以異於晉人者，全在有人我一體之量。」與魏晉其他人相比較，張煒在他的《陶淵明的遺產》一書中說：「陶淵明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哀傷，還有更多的自省，所以在自保的過程中大多採取自我安慰的方法。他不談玄也不入佛，不佯狂，不憤怒衝撞，不過於頹廢，不食散不鬧怪，尤其是不「入伙」。這一切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陶淵明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哀傷，還有更多的自省，所以在自保的過程中大多採取自我安慰的方法。他不談玄也不入佛，不佯狂，不憤怒衝撞，不過於頹廢，不食散不鬧怪，尤其是不『入伙』。這一切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原本想把此文的題目叫做「任真才認真」，又覺得是「認真才任真」，再一細想，於陶淵明而言，「任真」與「認真」該是互為因果才是。
我們平常理解的陶淵明因為「不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憤而辭官，這是何等快意何等解氣。如果我們把陶淵明的出仕與辭官理解為純粹追求自由，聽憑個人感覺行事，那麼就未免簡單化了。受祖父陶侃（有說不一定是，其實這並不重要，從陶淵明的詩文里可以感受到他對自己的影響之深）影響的陶淵明早年就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要想有所作為，還要看有沒有那個政治環境。東晉政局動蕩，陶淵明傾向桓玄，而結果是劉裕得了勢，再加之各種政治壁壘，「胡為乎惶惶欲何之」大致概括了他此段時期的心情。文青雲在《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里說：「隱逸是一個堅守原則的人在不利環境下有可能達到的最大成功，是崇高道德理想在一個嚴酷難耐的現實中的權宜安頓。」其實，陶淵明的仕而隱、隱而仕，終究又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
陶侃對陶淵明的影響從思想到生活是方方面面的，陶侃也一度是陶淵明最大的偶像和精神支柱。而另一個人，對陶淵明的影響同樣也是很深刻的，就是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李長之在《陶淵明傳論》里分析孟嘉「有當時所謂的名士風流，也有後來人所稱為的魏晉風度，這種風流或風度是當時士大夫的一種架子和應付人事的方式，這是在封建貴族階級里所欣賞的一種『人格美』。同時也是現實社會所需要的一種做人的方法」。「高貴和鎮靜，就是所謂魏晉風度的內涵。孟嘉在這一方面是夠得上的。就是這種貴族階級所具有的生活態度和習慣，也影響了陶淵明，雖然陶淵明本人還不夠貴族階級。」
在這麼兩個人的熏陶下，再加上陶淵明個人不斷修身養性，所以，陶淵明的人生修養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層面，「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以至於在後世備受推崇。唐人鄭谷說：「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宋人蘇東坡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詩。」現代韓國學人車柱環先生也說：「環雖不能無愧於淵明之人德，亦竊愛其詩。」日本學人一海知義說陶淵明是「一個複雜而難解的詩人形象」。
陶淵明有一組五言詩——《飲酒二十首》。木心先生感嘆：「有時，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淵明。」費勇先生說他木心的話改為「有時，人生真不如陶淵明那一杯酒。」費勇先生在他的著作《人生真不如陶淵明那一杯酒》中寫道：「陶淵明用他一生的行動，告訴我們如何找到通向寧靜生活的道路；告訴我們熱愛什麼都不如熱愛生活，追求什麼都不如追求個人的自由；告訴我們，如果向外能夠時時領略自然的美，不忘我們只是大自然里的一個因子、一片葉子，向內能夠時時保有人的深情，那麼，不論窮或富，都可以度過美好的一生。」
費先生又說：「我們大多數人依賴某種體制承擔自己，或者依賴某種信仰承擔自己。而像陶淵明那樣的人，有非凡的勇氣自己承擔自己。」
《歸去來兮辭》打開陶淵明的世界的一把重要的鑰匙，梁啟超先生說：「淵明這篇文，把他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照寫出來，一毫掩飾也沒有，這樣的人，才是『真人』；這樣的文藝，才是『真文藝』。」在袁行霈、羅宗強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卷）如此評價：「陶淵明的『歸去來兮』似乎又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情趣、一種心理狀態的抉擇，而是一種人生境界，是他對生存價值和生命意義的終極追求。」
認真的陶淵明才是「任真」的陶淵明，才是可愛可親可歌可貴的陶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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