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餘暉：1573—1644

申時行走鋼絲

張居正死後，接任首輔的是山西人張四維，可首相的椅子還沒坐熱，就丁憂回家。快丁憂期滿，重返朝廷時，張四維死在家鄉。二張接連離開中樞後，申時行當了八年的首輔，和他一起在內閣的還有他的蘇州同鄉兼同年、後來接任他做首輔的王錫爵。申是吳縣人，王是太倉人，兩年都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進士，會試時王錫爵是第一名，殿試時申時行是頭名狀元，王錫爵是第二名榜眼。科舉名次入了一甲，官當到首輔，這恐怕是那個時代多數讀書人最高的願望，這兩人都實現了，他們可算是明朝文官制度培養的精英中的精英，既有學問才氣，又有治國能力。

這申時行科場、官場都一帆風順，少年得志的他完全有牛氣衝天的本錢。可恰恰相反的是，和敢為天下先不怕別人議論的楚人張居正相比，這位吳人性格柔和，善於平衡各種矛盾。這樣的人只埋頭辦事，對皇帝、對上司沒有咄咄逼人的威脅感。因此張居正當國時，「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藉蘊不立崖異，居正安之。（《明史·申時行傳》）」在張居正推薦下，萬曆六年申時行入閣。

萬曆帝清算張居正，是申時行做首輔後的第一個考驗。張居正的前車之鑒擺在那裡，申時行當然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維護皇帝的權威，不敢自作主張。批倒批臭張居正是皇帝決定的，申時行只能執行。但申時行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小人，張居正的功勛以及張居正的知遇之恩，他並沒有忘記，想盡一切辦法寫信給具體辦案的官員，希望給張家一些人道主義的關懷，儘管效果不明顯，但在年輕皇帝一定要清算張居正來立威的大環境下，申時行只能做到這一步了，他首先要保護好自己。

中國人喜歡算歷史舊賬，喜歡以人劃線。申時行是張居正提拔的，朝廷官員普遍認為他是張的人。張居正被清算的一條罪狀是鉗制言路，這一下言官們揚眉吐氣了，特別是那些在清算張居正這場鬥爭中立功的言官，更是氣焰囂張。那些曾因奪情上疏而得罪張居正的官員，恨烏及屋，覺得內閣里的申時行、許國、王錫爵以及幾位尚書，都是當年張居正比較欣賞的，不應該再留在重要位置上。那位曾被廷杖的吳中行，上書彈劾申時行等人，還擺好了不怕丟烏紗帽的架勢，說現在這些輔臣還把臣等張居正當年的仇人，看成了敵人。吳中行可是當年反對張居正的英雄人物，他這樣一說博得了輿論的喝彩，申時行的壓力可想而知。

吳中行這類不畏權勢的官員，當然有值得敬重的一面，但這類人的毛病是總覺得自己真理在握，別人都是心存不良的小人。這樣的君子有膽量，說話的調子也很高，可治國不能靠這樣的人。萬曆帝不是糊塗蛋，他一方面下詔挽留吳中行這種反張英雄，來證明清算張居正的正確性；但另一方面他繼續讓申時行等人留在內閣，滿朝大多數高級幹部是張居正當首輔十餘年裡成長起來的，全部驅逐，就靠那些反張鬥士，這政權根本沒法正常運轉。

少壯派的價值

萬曆帝雖然需要申時行這些元老替自己扛活，但他不願意輔臣們的權力太大，儘管申時行小心翼翼擺出一副聽話的小媳婦模樣，但萬曆帝還要不時敲打申時行等人，他被張居正壓抑得太久了。

提拔少壯派，來壓制元老派，往往是皇帝或一把手的慣用手法，萬曆帝也是這麼乾的。

萬曆帝最器重的少壯派御史是李植、江東之、羊可立，這三人在清算張居正、驅逐馮保的政治運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一目的達到後，萬曆帝還需要這些人來造元老們的反，使這些曾受張居正恩惠的大官們噤若寒蟬，對皇帝唯唯諾諾。有了萬歲爺的支持，這些言官們更是鼻孔朝天，不把那些元老放在眼裡。

當年張居正當權時，應天鄉試的主考官高啟愚出的試題照例是四書中的一句：「舜亦以命禹」，到了萬曆十二年（1584），御史丁此呂上疏算歷史舊賬，說這是暗含讓皇帝禪位給張居正的險惡用心——凡是文字獄其實都是無恥文人出的餿主意，皇帝沒這麼敏感。這樣的牽強附會實在太不靠譜了，吏部尚書楊巍駁斥這種謬說。萬曆帝畢竟不是清朝的皇帝，明白這種說法實在聯想太豐富了，下旨訓斥：「言官論列，須審雅正，據實秉公，豈可逞臆造言，誣善亂政。」本來皇帝是讓丁此呂調到京外，但他所器重江東之、李植等人跟進附和丁此呂之說，王士性更是彈劾楊巍阿媚閣臣，阻塞言路。這王士性學問是相當不錯的，寫過一本很有價值的人文地理書《廣志繹》。幾位少壯派言官結成統一戰線，猛烈向元老們開火，皇帝還需要這些言官替自己衝鋒陷陣。於是改變了初衷，留任了丁此呂，而讓丁所彈劾的高啟愚閑住——相當於保留級別卻不管政事。這下，把一幫元老級高級官員惹怒了，他們認為皇帝偏袒這些造反派言官，以首輔申時行、次輔（第一副總理）許國以及吏部尚書楊巍上疏乞休，許國更是指出這幫御史是「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緊接著，戶部尚書、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左都御史、吏部兩位侍郎、工部兩位侍郎，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紛紛上書，挽留申時行，斥責言官。

這些少壯派言官可不是好惹的，明太祖當初用小官監督大官的監察制度，很有威力，李植糾集一幫言官，上疏說這些大臣挽留宰輔是樹黨。大臣和言官分成兩派，互相攻訐，朝局亂了起來。

也許文官集團內部有一定的分裂和衝突，是皇帝願意看到的事情，皇帝並沒有立刻採取措施平息這種局面。因為曾治理黃河取得罕見政績的刑部尚書潘季馴上疏為張居正說了兩句公道話，李植揣測皇帝不高興，上疏彈劾潘季馴，潘被削職為民。萬曆帝為了獎賞這些敢於衝鋒的言官，親自下詔給吏部，提拔李植為太僕寺少卿（正四品），江東之為光祿寺少卿（正五品），羊可立為尚寶司少卿（從五品），在此之前，他們都只是七品御史。受到皇帝犒賞的少壯派，這下攻擊彈劾那些元老的積極性更高了。以為自己以筆為刀，橫掃千軍，沒有他們扳不倒的元老。

申時行等一幫元老們，久歷宦海，經驗老到，他們知道這些少壯派有皇帝的支持，氣焰囂張不可正面接招。就像《水滸傳》中林沖和洪教頭比武一樣，不管洪教頭如何張牙舞爪，氣勢洶洶，林沖以靜制動，尋找對方的破綻。

前文曾說道，親政後的萬曆帝擺出一副要有所作為的樣子，萬曆十三年（1585）春夏之交華北大旱，皇帝步行到天壇，冒著酷暑求雨。按照董仲舒等人倡導的天人感應之說，凡有大旱等天災，往往是上天對執政者示警，警告天子朝政出現了問題，那麼不是從皇帝自身找原因，就是從臣僚身上找原因。御史中間也有看人看不慣李植等人趾高氣揚的樣子，江西道獄史蔡系周上疏彈劾李植，說「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他把大旱的原因歸結為李植等人的亂政，以及原刑部尚書被冤枉。而且還把李植得意洋洋給眾官吹牛皮的話講給皇帝聽。李植說皇帝呼他為兒子，對他如何如何寵愛等等。在同事面前公開誇耀一把手和自己親密關係，現在也是很犯忌的事情，皇帝知道了當然會不舒服。將旱災和姦臣聯繫起來，也是瞎扯，可李植等人彈劾別的官員也是這樣牽扯唯恐不及，真是可憐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另一位御史孫愈賢跟著上疏，贊同蔡系周的觀點。李植等人當然要回擊，羊可立上疏攻擊蔡、孫兩御史是張居正、馮保的餘黨。一時間，朝廷又是互相攻訐，唾沫遍地，申時行這些元老當然支持蔡御史等人。

皇帝看完雙方的奏摺，很生氣，說朕正為旱災憂慮，各位怎麼就如此爭吵不休？便出來和稀泥，給都察院一個手札，讓都察院管好御史，說「諫官務存國家大體，何得以私滅公，挑激事端，淆亂國是。」皇帝不好正式下詔譴責彈劾李植的蔡系周等人，因為御史就是干這活的，他重用的李植等人在當御史時彈劾別人比這過分得多，總不能雙重標準太明顯。同時在羊可里的奏疏上御批，說馮保、張居正的案子是朕獨斷的，早就結案了，不能借奸黨攻訐。看起來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實質上是讓大臣們不要繼續爭論下去，因為李植幾人在朝臣中是少數，再爭論下去會吃虧的。

少壯派一旦得志，不會見好就收。李植等人並沒有看到皇帝的和稀泥是在保護他們，樹欲靜而風不止。幾天後，京城流傳一份揭帖，說大學士許國授意蔡希周、孫愈賢攻擊李植等人。朝中許多人懷疑這張大字報是李植等人寫的，刑科給事中劉尚志上書，影射李植等正得聖眷的少壯派，說有一些人想將萬曆十年前，和張居正共事的人都說成是同黨，希望全部趕走才罷休。這說到了問題的實質，萬曆帝對所有當年在張居正手下干過的大臣都不信任，但全部趕走又沒這個氣魄，政權還得靠老練的文臣來維持運轉。

皇帝假裝讓錦衣衛去偵緝寫大字報的人，但這只是故意擺出來的姿態。幾位不滿少壯派的御史繼續上疏為潘季馴鳴冤叫屈，萬曆將這些人罰俸，可還是遏制不住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勢頭，皇帝很惱火。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監製 李勇 責編 姜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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