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經驗和理性醫療選擇——基於高齡孕婦的個案分析

摘要：文章以生育政策調整為社會背景，分析高齡女性決定生育二孩與產前檢查的過程，探討當前城市高齡二孩孕婦對高齡生育風險的認知及其應對孕產醫學化的行動策略。研究發現，高齡女性在醫療服務使用中表現出流動性的主體經驗和理性的醫療選擇策略。面對孕產醫學化的標準和檢查，高齡女性依靠主觀身體經驗調整自己的風險認知，逐漸習得醫學知識從而理性選擇產前檢查。這一過程中，高齡女性學會了使用醫院專業術語，形成了理性的醫療實踐策略，同時也成了網路媒體中的「平民專家」。

一、問題的提出

國內外對孕產婦的研究集中於醫學社會學、醫學人類學和生殖社會學（sociology of reproduction）領域。這些研究主要從女權主義、社會建構論、後結構主義等角度對女性懷孕生產行為進行分析。懷孕生產行為不僅是一種生殖意義上的個人行為，還是一種具有人口再生產性質的社會行為。隨著醫學技術的發展，剖腹產和產前檢查普遍降低了孕產婦死亡率，但與此同時，醫療體制也將女性的懷孕和生產行為納入醫學檢查框架當中，即懷孕和生產的醫學化[1][2]。市場和國家驅動下的生物醫學權力介入到女性的懷孕生產過程，通過特定話語機制對孕產婦進行分類並將其問題化[3]。這類研究都批判性地審視了醫療與社會的關係，將女性視為醫療權力操控監視下的客體，較少談及孕產婦在與醫療體制互動過程中的主體性和行動性。

本文則側重從孕產婦在醫療體制中的行動性出發，關注女性在懷孕產檢過程中的主觀體驗和具體行動。艾米麗·馬丁（Emily Martin）的研究發現，女性在生產過程中通過使用不同於醫生要求的姿勢或者拒絕使用某種醫療措施來抵抗醫療霸權[4]。女性在孕產過程當中也會主動使用選擇的權力。羅賓·洛特（Robin Rott）和卡羅爾·布朗納（Carole H. Browner）沿著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分析路徑，提出了孕產婦在產前檢查的醫療權力關係中表現出由順從到抵抗的譜系分布和流動性的知識體系[5]。國內學者林曉珊深入挖掘孕婦的產檢過程和母職塑造，提出現代醫學健康方案形塑女性的母職體驗，同時醫學凝視將女性懷孕的身體客體化[6]。還有學者關注女性行為的差異性，如蕾娜·拉普（Rayna Rapp）分析了女性使用羊水穿刺的階層、文化背景等差異[7]。這一系列研究越來越重視將孕產婦的實際行動內涵納入到具體社會情境中進行解釋[8](P14)[9][10]。因此，孕婦本身的主體性和具體情境下的行動經驗成為這一系列研究的出發點[11](PP1-2)。洛特和布朗納將孕產婦和醫療檢查的關係置於譜系當中，這雖然改善了孕產婦順從或抵抗醫學權力的二元對立局面，但仍難以呈現出孕產婦選擇醫療檢查的具體行動邏輯。本文延續洛特和布朗納權力譜系的觀點，結合中國的具體情境，分析當前生育政策調整和醫療體制下孕產婦對生育風險的主觀認知及其與醫療體制互動時的具體行動策略。

長久以來，懷孕生產在中國社會中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中國傳宗接代的文化觀念使得女性生育成為一種儀式性行為。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女性生育數量首先要滿足國家的政策要求，生育質量則受到醫院的控制。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開始正式實施。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指導司司長楊文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改革完善管理計生服務發布會」上提出，中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對象有9000萬左右，60%是在35歲以上，50%是在40歲以上。醫學上將35歲以上的孕產婦稱之為高齡孕產婦。很多學者預計，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後，高齡孕產婦數量將增多，婦幼健康和優生優育的服務面臨挑戰[12][13][14][15][16]。醫學規定，35歲以上妊娠的女性均為高危產婦。她們在妊娠併發症、唐氏綜合症等方面的發病比率更高，同時也被要求完成更多保證胎兒質量和自身健康的醫學檢查。所以，高齡女性的懷孕過程所受到的醫療干預更加突出，她們在孕產醫學化背景下對高齡生育風險的主觀認知和行動選擇更值得我們關注。國內醫學界已經開始提出應對的醫療措施，然而社會學界對高齡女性孕產行為的關注依然較少。生育政策調整以後，高齡女性如何在醫學化高危年齡標準下做出生育決策？她們對高危妊娠風險的認知如何？在面臨醫療檢查時採取哪些行動策略？本研究共深入訪談了25名高齡孕產婦，長期追蹤研究14名高齡孕產婦的產檢過程。本文的個案分析以1名44歲的高齡女性為主，同時輔之以其他個案，主要從生育決策到產前檢查的整個過程來回應以上問題。這一討論嘗試在中國高齡女性孕產經驗中挖掘醫療權力關係與人們日常生活行動策略的互動機制，展示女性在面臨這一系列權力關係時的行動特徵。

二、高齡生育決策：被延後的二孩生育

D是筆者在訪談中經熟人介紹認識的一名高齡孕產婦。由於對D的追蹤時間較長，觀察和深入訪談較為密集，所以本文將D作為主要個案進行詳細分析。2015年3月至12月，筆者對D分別進行了7次1-2個小時的訪談，同時在南京市G醫院和F社區醫院進行了3次參與觀察。第一次訪談為受訪者流產後，之後6次訪談都是在受訪者二次懷孕成功後完成的。主要訪談地點有被訪者家中、被訪者的工作機構和南京G醫院。

1994年，D本科畢業後進入南京一所大學任教，丈夫在另一所高校工作。1999年，兩人搬到丈夫的教職公寓後生育了第一個孩子，是男孩。在這之後他們雖然有生育二孩的想法，但當時的政策條件並不允許。

那時候絕對沒有想到政策可能會有改變。我生完了一孩之後，那個學校裡面管計劃生育的人，三天兩頭到我們家來。她就怕你沒有上環，要偷著生老二。因為我是沒有上環的，她就問，你用什麼避孕措施啊？其實她是希望你上環的，這樣你想怎麼樣，你也拿不下那個環來。她就不停地問，三天兩頭到我們家來。她實際是擔心我有可能超生，管得特別嚴。如果生二孩，我們夫妻兩個人都要被開除的。

兒子還小的時候，D和丈夫還會開玩笑想再生一個，而D的兒子兩三歲的時候便會說：「政府不允許」。二孩生育對工作可能帶來的直接影響讓兩人逐漸沒有了這個想法。2006年，D辭掉高校教師工作攻讀博士。讀博期間，D發現了自己的創業興趣，遂於2010年博士畢業時開辦了一家培訓機構。招生規模的逐漸擴大讓D擁有了非常可觀的收入。D還招聘了新的工作人員來分擔自己的工作量。2013年11月有了放開政策的說法，D的丈夫一聽到這個消息，便再次萌生了生育二孩的想法。而此時D已經42歲，且工作壓力較大，高齡生育和工作壓力都使得D並不願意生育二孩。

我剛開始是不同意生育二孩的。就是因為我年齡太大了，這麼老了怎麼生呢。我還擔心，如果我再生一個孩子的話，我的事業做不成了。後來我們倆就一直為了這個事情商量、吵架，甚至冷戰也都有的。2014年9月份、10月份的時候我轉變態度了。

經過將近一年的衝突、權衡和商量，D在綜合考慮了年齡、家庭、工作各方面因素後最終決定生育第二個孩子。按照D的話說，「畢竟自己以前是想要的」。2014年10月，D按照計劃做了孕前體檢。到了12月份，D順利懷孕了。

三、高齡生育的風險認知和焦慮的母職體驗

現代社會的控制方式已經逐漸發生變化。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分析社會系統時就提到過，社會的越軌行為必須得到矯正，醫學則發揮了一定的社會控制功能[17]。蘇珊·格林豪爾（Susan Greenhalgh）認為，現在的研究專家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控制的各種機構，如醫院、學校、法律等[18]。醫院是與懷孕生產最直接相關的社會機構。醫療體制有一套健康的標準，而且通過一系列手段來保證所有人處於標準之內，否則就是病態、不正常的。到了20世紀，醫學管理的現代形式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理性，它拋棄了以往二元的「正常/病態」劃分，通過一系列策略來發現、管理、治療那些被認為是風險較高的個體、群體或地區[19](P83)。高齡孕產婦的生育風險就是這種新型管理方式的情境之一，年齡成為劃分風險的重要標準。所有年齡超過35歲的孕婦孕產保健手冊上都有一個「高危」的標記。生育政策調整以後，每一個決定生育二孩的高齡女性都可能面臨著年齡帶來的「生育風險」問題。高齡產婦的風險到底有多大？醫學上通常將其和適齡孕產婦的生育情況進行比較，發現高齡孕產婦生育力下降，在妊娠併發症、胎兒死亡等發生率方面均高於適齡孕產婦[20][21][22]。醫學上認為，高齡產婦不僅面臨相對較高的孕產婦死亡風險，而且面臨出生缺陷發生風險。因此，針對高齡孕婦的產前檢查和篩查服務尤為重要[15]。

雖然在進行生育決策時D就開始擔心自己「太老了」而不能生，但那時她主要擔心自己的生育能力，並不了解高齡生育的醫學風險。剛懷上二胎時，D也沒有太擔心。雖然年紀大了，但她經常會回想以前的經歷來說服自己高齡生育並沒有那麼「高風險」。例如，記得小時候，父母在一家工廠上班，周圍農村有很多婦女都是40多歲生的。農村的懷孕生產根本沒有什麼保健措施，她也沒發現有什麼「怪胎」，而且很多歐美女性生育年齡也較晚。由此D逐漸降低了自己對高齡的顧慮。

高齡的問題我覺得就是多做產前檢查唄！還有很多醫生朋友會跟我說，有很多畸形啊之類的是檢查不出來的。如果命運真的這麼安排，我也接受。我是成年人，自己做決定，這個風險我是要承擔的。

但不幸的是，懷孕一個多月後，D就意外地流產了。據D分析，可能是由於自己太不當回事，直接去水裡游泳，時間比較長而「著涼」，最終導致孩子流產的。這一刻她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年齡懷上一個健康的寶寶是很不容易的。這次流產的切身體驗讓D直接感受到高齡生育的風險並不像之前想像得那麼遙遠。她當時非常悲觀，覺得自己不再可能會生育二孩，而醫生則建議她隔段時間再試一次。休養4個多月後，她繼續備孕，在2015年6月再次成功懷孕。

從早期參照國外和農村女性的生育年齡到後來她自身的經歷，D對高齡生育的風險認知也發生了轉變。這是D的孕產經驗流動性的一個方面，她的主觀認知隨著自己的身體感受和經歷發生了變化。孕產保健手冊封面上的紅色印章「高危」是其對高齡孕婦的第一印象。流產給她帶來的焦慮讓她開始接受這個「標籤」，認為自己在這個年齡生育風險確實很大，開始擔心流產、胎兒畸形甚至生產困難等一系列問題。因此，D也變得謹慎很多，盡量不錯過任何一項醫療檢查。

懷孕前3個月，D一直有流血現象，她擔心會再次發生先兆流產。後來去醫院檢查醫生才給她排除了這個原因，並且在懷孕42天的時候給D聽了寶寶的胎心。醫療技術將D的懷孕經歷外在化、客觀化，卻也部分地緩解了她焦慮的母職體驗。但D依然認為自己沒有度過「危險期」，擔心胎兒有其他問題。當時只要有時間，她就會跑到醫院去問問醫生「我要不要做什麼檢查」？甚至回娘家過節都去家鄉的醫院檢查了微量元素和骨齡。D講到自己在檢查過程中的焦慮和惶恐：

現在自己對檢查特當回事。以前不當回事，去醫院檢查就胡亂查查，覺得自己不會有任何問題。現在前提就是我會有問題，總想著但願今天不要查出來什麼問題，所以每次都是挺緊張的。現在做的檢查比以前也多了，以前感覺就是量量腹圍、量量體重、抽個血、做做B超，現在項目多得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惶恐比較多吧。

在選擇產前診斷時，D還在網上查詢了高齡女性生育唐氏兒的具體概率，這更加劇了她的焦慮體驗：

我這個年紀要生一個健康孩子是很不容易的，然後我就積累了好多的擔心和焦慮。他們很多人還說，懷上就不容易，甚至有人要去做試管啊什麼的。所以你看懷孕就不容易。前面那麼多的風險，孕期又有那麼多的風險，生的時候人家還說不好生，說難產啊什麼的，跟要過鬼門關似的。別人提起都是覺得我就是年齡大了，容易有不好的卵，容易有發育不正常的情況。然而你知道嗎，有一次上網查，我特別害怕，感到觸目驚心，就是這個唐氏綜合症。它說二十幾歲的孕婦裡面，生出來孩子唐氏的比例就一兩千分之一，三十多歲的時候就是幾百分之一了。然後他們有一個專門的數據就是44歲的人生的孩子裡面1/39有唐氏綜合症。就是三十幾個孩子的裡面就有一個是唐氏綜合症。我現在覺得我的比例就是1/39，我特別害怕。

D主動了解醫院可以做的所有檢查和其他孕婦做過的檢查，希望通過醫學技術及時掌握胎兒的狀態並控制這種風險。當得知身邊有其她孕婦做了NT（頸後透明帶掃描）而自己還沒有做時，她立即託人聯繫做了這項檢查。做NT的時候醫生告訴她，胎盤有點厚，胎盤位置有點低，別的都是好的。為了對胎兒質量進行篩查，D還因為高齡被門診建議去諮詢「產前診斷」。在諮詢過之後，D又做了無創DNA以檢測胎兒的主要遺傳信息。這一系列檢查又讓D轉而擔心起胎盤和遺傳基因問題。從擔心流產、後來持續的出血引發的焦慮，到藉助儀器聽到胎心的偶爾欣慰，轉而對胎盤情況和遺傳基因問題的再次焦慮，D對自己的身體體驗越來越不自信。高齡生育的風險被醫療檢查所具體化，母職體驗的焦慮和醫療檢查的結果緊密相連。

受個人經驗、醫學劃分標準和醫療檢查的影響，D經歷了與以往不同的擔憂焦慮和風險體驗，她對待自己高齡生育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在當前中國的社會情境下，女性的生育年齡被強制劃分為「生育能力強的」「生育風險大的」和「沒有生育能力的」[12]，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生育體驗的不平等，使得某些孕產行為在特定規範下更有價值，而有些孕產行為則價值較低[23](P52)。高齡女性在懷孕之後便被界定為「高危」。生育政策調整後，生育二孩的高齡女性開始了再一次孕產生命的歷程，她們在做出生育決策的那一刻也將自身置於醫療分類的「高危」風險之下。她們的風險認知隨著孕產過程的推進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她們對自己懷孕風險的身體體驗也因為生育歷程的多樣性而有差異。同時，由於她們當中大部分人兩次懷孕間隔時間較長，所以她們大都經歷了比之前懷一胎時更加精細化的產前檢查等醫療監督。訪談中，1位35歲的孕婦Z在做完無創基因檢查後與筆者分享道：「現在的檢查做得太細了，無端地給孕婦增加了很多的心理負擔，但是又不敢不做。有時候感覺被那個數字所左右。現在就是差一點點，心理就焦慮得不得了，因為我們輸不起啊……反正我覺得，第二個比第一個多了一些心理的壓力。」

在「生物醫學化」（biomedicalization）中，醫生訴諸不明確的、非確診性的言語，使用高風險、低風險分類以及基因等專業話語，拋棄了以往正常和不正常的直接分類[24]。醫生不會要求D必須做某項檢查，只是說D的風險較高。他們使用專業術語進行溝通，對於一些不具備專業醫療知識的人群，難免造成不理解。後來，D的產前檢查逐漸規律起來，按照醫院的要求，從一個月一次直到孕晚期的一周一次。經過多次的產前檢查和網路論壇諮詢，D在網路上學習相關的醫學術語和醫學知識，或者在專業醫學應用軟體上提問並等候相關醫生解答，她開始越來越理性地分析產檢結果與自己胎兒健康狀況的真實聯繫。她了解了高齡孕產風險的相關知識，減少了之前母職體驗中的過度焦慮，並重新認識了生活中關於高齡生育的常識性經驗和自己的身體體驗。由此，D形成了自己的行動策略——知識理性和生活經驗結合基礎之上的醫療選擇策略。

四、醫學化的產前檢查與高齡女性行動策略

格林豪爾的生育動態觀點（fertility dynamics）將生育行為視為一個隨著時間變遷不斷豐富自身內涵的過程性內容，既關注其當前的結果，也關注其所經歷的歷史[8](P261)。這種動態分析的觀點在D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D從最初在醫療服務中的順從和積极參与，到後來的理性反思與合理拒絕，整個實踐過程與她的高齡生育風險認知一樣，在孕產的特定生命歷程中豐富了自身的內涵，處於一種流動變化的狀態。那麼她在面對這些醫學檢查時具有何種行動策略？她的行動策略又是如何展開的？

（一）市場化、醫學化下的醫療流程

D懷二胎流產後曾立即去醫院進行檢查。A醫院的大夫要求D務必清宮，而且需要住院3天觀察情況。據大夫介紹，當時只有新裝修的高級病房可以住。D猶豫不決，認為沒有必要住院，而且新裝修的病房味道很大。大夫見狀，和D說：「那你命還要不要了？」並一氣之下離開，不再和D溝通。D清宮的事就此不了了之。後來，她換到S醫院就診，S醫院讓她回家觀察，不用住院。最終她聽從S醫院的建議，在家休養一段時間後便康復了。醫療體制中的不同診斷結果給孕婦帶來了困擾，也讓D發現，實際就醫過程中並不需要完全「遵醫」。而D此時也覺得「醫院裡面現在形成產業了，都挺壞的」。從市場角度考慮，醫院要求D住在高級病房增進其經濟效益，這是孕產醫療市場化的一個方面。兩家醫院的差異性診斷使得D不再完全信任醫院的診斷結果。

醫療體制間的制度不對稱則「考驗」了她的計算能力。D在建大卡的時候發現，在省醫院要做的檢查有很多和社區醫院所做的檢查是重複的，而這些檢查其實沒有必要在短期內做兩次。D拿出自己檢查的單子，一一給我說明。光發票就有3米長，回去後她仔細核對了裡面的內容。

Torch 8項、血常規、肝功能、艾滋病檢查，這些以前在社區醫院全做過。2個月後在S醫院（三甲醫院）還要求所有項目全部重新做。這種B超單子，我回去就發現重複的嘛！就像弓形蟲、HIV，我兩個月不可能再得的，沒有就是沒有。我最後考慮了一下，反正我不在國內生，到了美國不會區別三甲還是社區醫院的檢查結果，所以有沒有三甲醫院的結果是無所謂的。我就把這些單子重新開了一遍，這是剩下的，退了那個幾米長的。建小卡規定你要用醫保、生育險，就必須要到社區醫院去做各種檢查，建大卡的時候到大醫院。但是現在大醫院就是不認社區醫院的檢查單。要不然社區醫院的項目不要查，建大卡就到大醫院去查，這樣避免重複檢查，就少抽11管血。慘痛的經驗和教訓！

D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分析了醫院之間制度的銜接不暢，同時也理性提出了如何避免這種重複檢查。重複檢查或者手術住院的要求都給D一種直觀感受：醫院中很多項目都是為了盈利，而不是從服務對象的角度出發。37歲的訪談對象T在A醫院挂號時發現，醫院會在建大卡時給孕婦直接買好10次產檢的號，而T認為並不是所有孕婦都需要10次產檢號，有的孕婦可能會中途離開，有的孕婦可能不會來10次。但是當T就此事詢問醫生時，醫生的回復則是「大家都是這樣的」。聽到這樣的回復，T感到很氣惱，和筆者抱怨現在醫院過於流程化，節約了醫院的時間，但是並沒有從孕婦的角度出發，對於一些孕婦來說，這部分錢其實並不是必要的。

D也認為，醫療化的流程只關心醫學檢查的結果，而對孕產婦的感受則缺乏應有的關注，醫患之間在知識上是不對等的，患者在醫生的專業知識面前缺乏話語權。

現在醫生關註定量比較多，看數據，而不問孕婦的感受，不關注孕婦的主觀感受。我前前後後做產前檢查應該花了至少兩萬塊錢，包括很多重複的檢查，如艾滋病、肝炎，還有Torch檢查等等。這些疾病根本就不需要重複檢查的，但是醫院就是要求所有病人按照這個流程重新檢查。

在這種醫學化、市場化的醫療體制當中，D一方面針對同一癥狀找多家醫院綜合不同醫生的說法，另一方面積極搜集網路上的信息，了解每一項「醫療用語」的實際意涵，掌握與醫生對話的專業話語權。

（二）高齡孕產婦的理性醫療選擇

在整個產前檢查過程中，D通過自己的實踐，學習醫學專業知識，認識到市場化和醫學化下醫院的運作邏輯，並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應對方法。

在做胎兒篩選檢查時，D被告知，胎兒的透明隔腔偏小，球狀胎盤，而且胎盤位置在子宮後壁下段。主任醫師建議D諮詢產科專家門診，看是否需要做一個核磁共振。D十分擔憂，不知道透明隔腔偏小到底是什麼意思、胎兒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在專家門診候診時，D與筆者一起用百度搜索了「胎兒透明隔腔偏小」「胎兒透明隔腔」「胎兒透明隔腔正常值」等幾個內容，看過之後D稍微安心了一些。她說「有苗不愁長」，總會長起來的，但是總歸不是隔腔偏大，偏小還是會發育的。然後D拿出這次B超檢查結果，圖表中有一些點，紅色點為當前標識點，藍紅綠線分別代表95個百分點、50個百分點和5個百分點，D的標識點都在50%左右。她說：「這些醫生都是按照一個正態分布來看的，高齡生育本身就已經處於正態分布的邊緣。所以很多時候都是異常值，我現在也看得比較明白了，並沒有那麼多問題。」專家醫師說，她可以考慮暫時不做核磁共振，等到12月份再來做一個高危超聲。然後專家醫師和她解釋這個值就是一個指標，並不一定代表什麼，所以胎兒如果正常發育的話，還是會改善的。D和專家醫師分享了自己對於正態分布和比例的理解。很大程度上，醫生的專業語言世界確實很難和常人的日常生活情境聯繫在一起，但是D學習了相關醫學知識，盡量理解醫生的術語並且與之交流，從而在醫患權力關係中獲得了更大的主動性。

在等待高危超聲檢查的這段時間，D通過自己在網上查到的文章、網路上醫生的回答、手機應用軟體上的討論等，了解到「透明隔腔層較小」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她還從一篇博士論文中發現，這只是一個預測指標，而且它預測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證實，但是在醫學中暫時選擇它來預測胎兒的胼胝體發育情況。1個月以後，D來到G醫院進行高危超聲檢查。主任醫師認為胎兒的透明隔腔依然屬於偏小的，測量值為2.6毫米，並推薦她看專家後做核磁共振。經過深思熟慮，D決定不做核磁共振，她給出了幾個理由：一是她覺得胎兒已經在長了，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二是她自己在網上查到相關論文，發現有人說2-9是正常值，所以目前已經正常了。三是她馬上要出國生產了，結果來不及拿了。四是一個親戚按照醫生的要求來做核磁共振，但是並沒有發現異常。五是上次檢查時大夫也說過了，核磁共振就是「嗡」的一下，有震動，如果胎兒位置不對的話，可能也不能觀測到具體的情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D決定不做了。

孕婦利用網路媒體上的醫學知識自己解讀產檢結果報告，並且找到理性說服自己的證據，在和醫生溝通過程中達到一種權力的平衡。也正是這種在產檢過程中積累的知識幫助D逐漸認識到高齡生育的風險，不斷感受自己的身體體驗，最後採取了一種理性的醫療選擇行動策略。但在理性的醫療選擇背後，D流露出一種沒辦法表達自己主觀經驗的無奈。女性在哪裡可以說自己的經驗？和朋友、和家人可以；在當下的網路論壇、即時通訊軟體（微信、QQ等）上可以——很多孕婦通過這種方式記錄自己的懷孕和生產。但是現實中的醫療體制似乎很難去關注每一個個體的主觀體驗。普通民眾的再技能化和生活政治安排已經造成現代醫療和平民之間出現了一種「批判性距離」（critical distance）[25]。這種批判性距離對當前的醫患關係有直接影響。而網路論壇似乎給孕婦提供了另一種話語空間。孕婦群體內部的話語支持給她們賦予了更多的醫學選擇權力。在D加入的網路群組中，她會給焦慮擔憂的孕婦以實際經驗的參考和問題解答，而且還將醫學知識問答軟體推薦給群里的孕婦。這種實踐和經驗後的理性獲得既使D感到主動選擇的權力，還使她感到將這種理性知識及行動策略傳遞給其他孕婦的力量。

在群里，她們不知道NT是什麼，是幹嘛的。有人也不知道HCG是什麼，孕酮是什麼。之後有人覺得我知道的比較多，就開始單獨找我聊。有一個人三十來歲了，問我什麼是NT，然後我就跟她講了，她很擔心的。我建議她不要做NT了，直接做無創基因檢測就可以了，因為我就是做了兩個，其實根本沒必要的。我感覺我了解這些化驗的具體檢查就不再害怕了。

在多次檢查後，D逐漸在實踐中獲得了理性選擇的能力，從最初對高齡生育風險的擔心轉變為後來的理性分析和冷靜應對。這種理性的醫療選擇策略則包括積極在網路上學習醫療知識、使用專業話語與醫生溝通和利用同類孕婦群體的網路支持。對比生育一胎的經驗，二胎的生育讓D主動習得了更多醫學知識，也使得她對醫療選擇有了更理性的考量。D的生育經驗從最初備孕到後來結束產檢發生了諸多變化，並非像以往研究所展示的反抗或順從，也不是二者譜繫上的特定折中點，而是具有一種隨著懷孕進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流動性。D的醫學風險認知和主觀體驗都是流動的，而非一成不變。也正是藉此，本文將D的生育經驗稱之為「流動性經驗」。D的二孩孕產經歷讓其採用多種方式來豐富自己的醫學專業知識，增加理解醫學專業術語的能力，從而更理性地認識自己的身體和醫療體制，在懷孕產檢後期展示出醫療選擇的理性化，並將自己發展成為一個網路群組中的「平民專家」（lay expertise）。

五、小結與討論

在本文的個案分析中，我們呈現了城市高齡孕婦在醫學化產前檢查中的個人行動力（agency）。她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權力客體，而是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和主動性。這種行動力基於一種實踐的智慧，同時也包括自己在生活經驗和產檢過程中不斷習得的醫學知識。

高齡女性在整個孕產過程中的體驗表現出流動性特徵。這一流動性是隨著高齡女性逐漸認識、應對自己的高齡生育風險完成的。生育政策調整後，在夫妻雙方協調生育二孩的過程中，女性根據自己的生育經驗和生活知識形成了對高齡生育風險的初步認識。她對高齡風險的認知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孕產生命歷程而不斷豐富其內涵。本文中個案對高齡風險認知的流動性從最初的拒絕到順利懷孕後的放鬆，再到流產後的緊張及後來再次懷孕時求助於產檢來緩解焦慮。主觀認知的每種變化都與她的身體體驗和醫療分類管理密切相關。而醫學上對高齡生育的界定標準和醫學化流程通常容易忽略孕產婦自身經歷和主觀體驗的多元性和流動性。

懷孕初期，高齡女性試圖通過醫學手段緩解自己焦慮的母職體驗。隨後在與醫生互動和產前檢查過程中，學習相關醫學術語和解釋，將醫學檢查結果和胎兒健康的關係逐漸理清，並逐漸對醫療體制產生了「批判性距離」。她通過知識積累發現醫院的正態化判斷標準，認識到醫院檢查指標的非確診性，最終根據自己在實踐和知識中積累的理性來分析並選擇適合自己的醫療服務。這種流動性的經驗構成了她在孕晚期理性選擇醫療檢查的基礎。最終，她不僅積累了孕產專業知識，還成為同類群體中的「平民專家」，並試圖在網路媒體中將這種「理性醫療選擇」策略傳遞給其他孕婦。

因此，孕產婦在國家、市場和醫療權力中間，以自己的實踐經驗為基礎積累醫學知識，成為一個積極的行動者。她不僅認識到學界通常所批判的醫學化、市場化等問題，還通過網路媒體影響其他孕產婦的行動。在當前社會中，網路媒體內孕婦的主體經驗分享可能會成為和醫學專業權力對話的領域，因為它給孕產婦提供一種可以言說自身主體經驗並分享行動策略的空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在國家市場權力和醫療體制當中並非權力的絕對客體或者一元化的抵抗者與順從者，而更是具有隨孕產這一特殊生命歷程中的身體和知識變化所流動的主觀體驗和行動策略。而且，隨著女性孕產經驗的豐富和主動的知識積累，她們能夠成為積極的行動者，理性選擇醫療檢查、對待醫生的診療建議。這給我們重塑女性主體性和行動性提供了一種可能面向。

生育政策調整後生育二孩的高齡孕產婦都已具有一次孕產經驗，這一政策無疑改變了中國這些女性的生命歷程，讓她們帶著「高危」的標籤再次完成懷孕和生產。以前的孕產經驗和生育史、所積累的孕產知識以及此次懷孕的醫療風險管理和干預都使這些女性有了不同於其他群體的身體體驗。這種中國情境下的生育體驗和西方的高齡生育或者以往的高齡初產婦生育都存在一定差異。流動性經驗讓我們更關注在女性這一特殊生命歷程中的歷時性和多元性，理性醫療選擇則是孕產婦行動策略的一個可能路徑。當然，本文的個案具有其特殊性。D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和經濟條件較好都給她提供了行動的能力和物質基礎。在實際生活當中，並不是每一個女性都具備應對國家、市場和醫療權力的能力和資源[26]。之後的研究仍需關注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以進行豐富的討論和比較。這種多元的擴展性研究將使我們看到更為完整和豐富的女性孕產行為圖景。以往生育政策服務保健較少從女性主體經驗的角度考慮，更多地用宏觀生育指標來衡量女性生育問題，忽視了女性本身的需求[27][28][29]。她們在國家生育政策、醫療體制中的切身經驗和行動策略應該得到更廣泛的關注。

注釋：略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邱濟芳（1989-），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醫學社會學、性別研究、家庭社會學。

本文選自《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1期第2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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