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可尚：不是我決定拍什麼故事 生命自然會說故事給我聽

星空演講中第三位登場的是來自台灣的導演沈可尚。相較於侯孝賢、楊德昌這樣的大師，亦或是魏德聖、鈕承澤這類中生代名導，沈可尚導演的名氣不大。入行十幾年的他，作品列表中甚至沒有一部獨立執導的故事長片。然而，他拍攝的紀錄片《遙遠星球的孩子》、《築巢人》、《日日喃喃》卻幫助大眾了解了自閉症兒童、現代社會的親子關係以及癌症患者如何面對死亡的群體和話題。演講中，沈可尚導演用他的人生、從藝經歷告訴我們，一個電影人如何從「小我」出發，繼而尋找到「大我」，他用自己對生命的關懷了解到：「不是我決定拍什麼故事，生命自然會說故事給我聽。」

沈可尚很早就確立了人生的目標——電影。他的畢業短片在國際影展嶄露頭角，外界的一片讚譽下，沈可尚開始計劃個人的長片作品，但他內心清楚：「誠實地說，那個時候我是心虛的。」一位沈可尚非常尊敬的製片人的話讓他意識到，過去幾年他追求的是「怎麼拍一部好電影」，而不是探索「我，想拍什麼電影？」

2003年對沈可尚是一個轉折。他停止了拍攝商業廣告的工作。開始全心投入紀錄片的拍攝。他花了20個月完成紀錄片《賽鴿風雲》，又花了26個月拍攝了訴說台灣百年棒球精神的《野球孩子》。這近50個月當中，有一半時間都處在離家流浪的狀態，和被攝人物相處的時間遠遠超過家人朋友，幾乎花光所有的積蓄，但沈可尚內心卻有一種甘之如飴、踏踏實實的快樂。

2008年，沈可尚因為工作的原因接觸到了自閉症患者，他和團隊決定，不要拍一個作品式的紀錄片，不要管得獎不得獎、票房好不好，而是要扎紮實實、純純粹粹地為教育，拍一個自閉症的紀錄片——《遙遠星球的孩子》。

「我們花了一年，完成了自己覺得最適合的教育紀錄片，但覺得沒講完，我們又再拍，我們一部又一部，一年又一年拍了四年，完成了這一系列的自閉症紀錄片。」

2012年，《遙遠星球的孩子》在北京辦發布會。記者會上，一位近70歲，白髮蒼蒼的女士說，她有三個自閉症的孩子，她這輩子不停地告訴別人怎麼面對自閉症，要怎麼去看待自閉症這件事情。她做這樣子的自閉症教育工作，光口頭說已經做了40年了，她好累好累，她從來沒有想過她在死之前居然有機會因為一部片可以宣傳一種信息，可以告訴所有人先看這部片吧。

沈可尚總結說，紀錄片工作的歷程，把他從一個孤絕的、只追求自己藝術成就的人，扭轉成這樣的心態：「我不只是一個個體，我和我原本不了解的世界，也存在平等的關係的。」沈可尚認為自己很幸運，他的人生有了越來越清晰的立足點：「我越來越相信未來不是我決定拍什麼故事，而是生命自然會說故事給我聽。

演講實錄

現在緊張是很自然的，因為大部分的時候我是躲在攝影機後面的人，今天分享一個我自己的小小歷程，希望今天能夠和各位一起探討我的歷程、我的感受去改變我們的生活。

我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我是在18歲時就非常明白我的人生方向人。我那年大學沒考上，在台北租了一個小房間，幸好那個時候的室友是非常愛電影的人，所以我那個時候唯一的樂趣就是看電影書。從此以後我在幽暗潮濕的黑洞里找了一抹曙光——電影，那個時候我就堅定我要拍電影給別人看。

所以，我突然不感覺孤單了，在22歲那年努力地考大學電影系，那個時候我非常樂於沉浸在正規的電影教育中，也在寒暑假去打工，去理解電影的方方面面，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夠成為一個好的電影導演。

1999年畢業那年，我的畢業短片在台灣電影不景氣的年代有了一點小小的成績，身邊朋友告訴我你應該趕快準備你的下一部長片了，我也很坦然地覺得我應該開始拍我的長片了。但誠實地說那個時候的我是很心虛的。

我的畢業短片是講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帶有個人性的作品，記得有一次在頒獎典禮結束以後，我很尊敬的一位導演問我下一部長片拍什麼，你到底關心這個世界的什麼？那個時候我有點啞口無言，我不知道我真的關心這個世界的什麼。所以那天晚上我意識到一件事情，我好像只在乎我要去完成一部什麼樣的好電影，但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我想拍什麼，講的大白話一點，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我自己是誰。

面對這樣的尷尬，我有好幾年的時間投入在了廣告的拍攝，避開電影的拍攝。拍廣告有好多的好處：它是一個光鮮靚麗的行業，它可以磨鍊你的技術，你看到的東西都是漂亮的，最重要的是它有很好的經濟收入。像我一個從來沒有想過買車子買房子的人開始想像我是不是也可以有這樣的人生，慢慢地，拍電影的夢似乎在現實生活當中離我越來越遠。

2003年的時候我接通了一部電話，這是重要的轉折點，有一個製片人打電話說：可尚，我們要拍攝一個紀錄片，你要不要來看看？那個時候我的第一想法是拍攝紀錄片好窮，二是我又沒有拍攝過紀錄片。但是基於禮貌我還是去參加了，在會上有一個電影公司的同仁說了她和她爸爸的故事。她和她爸爸感情非常好，但是她爸爸是養鴿子、比賽鴿子的人，她始終沒有辦法靠近她爸爸，這無形之間成為了女兒和父親之間一堵牆。女兒想借拍攝紀錄片去理解爸爸的職業，去理解爸爸究竟在想什麼。

我聽了有點觸動，我第一次意識到拍片和真實的生命是連接得非常緊密的。我跟著她去拍了幾次調查，我發現拍紀錄片雖然辛苦，雖然沒有根本沒辦法預測，拍的角度都是陌生的，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你開始與陌生的，你不了解的世界產生緊密的情感互動。

所以所有內在的互動、所有情感的互動都是最樸實的，其實這就是電影真正核心的意義。所以2003年到2007年的時間我決定暫時不要拍廣告了，我決定好好地拍紀錄片，所以我花了20個月的時間拍了《賽鴿風雲》，這部片講述了在台灣沒有人談的文化。接下來我又花了26天的時間去拍一部片叫《野球孩子》的紀錄片，通過孩子的成長看到孩子面對棒球運動是怎麼思考的，以及人際之間的關係、和小孩兒跟大人之間的尷尬。細細地觀察這些人的生命歷程和拍廣告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其實是流浪的，是離家的，我和被訪者相處的時間遠遠高於我和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而且把所有的積蓄幾乎都花光了，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有一種甘之如飴，非常踏實的快樂。我發現世界上有很多人急著想要透過一部片去理解她的父親，同樣也有很多很多父親想透過這部片告訴他身邊的人。《野球孩子》在瑞士播映的時候記得有一位美國的媽媽找我，她說這次回美國以後不會再限制他的孩子打棒球了，她以為她的孩子去打棒球沒有天分，她看了這部片之後理解孩子是在團體間互相協助、互相幫忙。

這些回饋都讓我覺得拍紀錄片可以改變真實生命的很多層面，我自己最甘之如飴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不斷地在反覆梳理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拍，為什麼不要那樣拍，為什麼用這個觀點說這個角色，為什麼不用那個觀點。

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到底關心什麼、我想什麼，就比較接近我慢慢知道我是誰。一旦知道自己的特色，以後做的事情就會有所依靠。紀錄片工作者身份獲利最大的真的是我自己，我從一個應該去拍好電影的外在心念，開始轉化成我想好好地拍一個人，拍一個我關心的題材。從「我應該」轉變成「我想要」是對自己是很明顯的成長。

2008年的時候我開始當了新手爸爸，每天都過得非常非常雀躍。每天想著女兒將來變成什麼樣的人，將來應該過得比我豐富幾百倍的人生，是非常幸福的一陣子。那陣子因為工作的關係去醫院的早療中心拜訪了一位治療師，那裡有很多孩子都是2、3歲，在我看來很可愛，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來早療中心，治療員跟我說他們是自閉兒童，我完全看不出來，我以為自閉症都是數學天才、畫畫天才，不愛跟人說話，這些可愛的孩子在我面前到底跟自閉症有什麼關聯呢？

那天結束出來以後，我碰到裡面的一位媽媽，她牽著她的小孩兒在等車，她就問我「你是幹嘛的？」我說「我是拍紀錄片」。「你想拍自閉症的紀錄片嗎？」我還沒有回答，她就告訴我你不要拍，很多人說要拍結果就要挑成功特例出來拍，根本沒有幫助。如果你真的想拍自閉症還是別拍了，你不知道怎麼拍。那天晚上我回去想了很久，覺得這個母親的絕望和我有很大的偏差，我想我是不是不知道什麼是自閉症，所以我和我的團隊開始對自閉症有了觀察，我發現自閉症和其他疾病不太一樣，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相同的自閉症者。我們對自閉症的無知、不理解是非常非常地超乎我想像的。我那個時候一直想我小學當班長的時候，班上常常有一個不太合群的同學，我記得有一次在班上要做大隊接力的時候，因為他非常容易大驚小怪，我還把他拉到樓梯間里怒斥他，我想到太多太多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看到那到喃喃自語的孩子，看到那些看起來覺得很奇怪的人。這些影象讓我一直覺得我不懂自閉症，如果我不懂一定是沒有人教我，沒有人告訴我他們是自閉症。

這個讓我有點緊張，尤其我當時是個新手爸爸，我覺得如果我們這一代再不去了解，不去做點什麼，下一代更不可能了解什麼是自閉症。所以我們整個團隊開始討論一定要開始嘗試拍一個不是作品集的紀錄片，不管它得不得獎、有沒有票房，我們要專心拍一個自閉症紀錄片。

面對這些不好懂的角色，面對因為孩子的特質自己也封閉起來的父母親，會有非常複雜的心情。相處下來了解到，同情心真的不是特別重要，你很願意花時間去陪伴他們，和他們共度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用這樣的信念，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慢慢和他們平等。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做了一個最適合的紀錄片，但覺得不夠，沒講完我們又再拍，我們一部又一部，一年又一年拍了四年，完成了這一系列的自閉症紀錄片。

我記得結束那天我回頭看到工作室的白板上寫著「以自閉症者為師」，自閉症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才能明白這些與生俱來的特質怎麼來的。我們並不了解他們，我們應該了解他們。2012年的時候在北京有個發布會，那天有一個近70歲白髮蒼蒼的女士，她那天哭得很傷心，我以為她是被片子里的某些情節感動了。後來記者訪問地時候她告訴我們說，她有三個有自閉症的孩子，她這一輩子不停地在告訴別人怎麼面對自閉症，要怎麼去看待自閉症這件事情。她做自閉症的教育工作，光口頭說已經做了40年了，她好累好累，她從來沒有想過她在死之前居然有機會因為一部片可以宣傳一種信息、可以告訴所有人（了解自閉症）先看這部片吧。

那天我非常非常觸動，我會覺得這部片讓一個70歲的老太太似乎有一個稍微喘氣的機會。在回台灣的飛機上，我在想這4年來我獲得了什麼。我兩個女兒已經到上幼兒園的年紀了，我沒有懷疑過她們，沒有要求過她們，我所有事情都是持平地告訴她們，所有事情都是持平地聆聽，最核心的本質就是，我要非常尊重每一個人獨一無二的特質。這個事情是我原本會的嗎？當然不是，是自閉症教會我的事，是我和自閉症孩子相處我所獲得的利益。

講到這邊已經說了今天主要講的事情，當我們做一件覺得幫助他人的事情或者理解他人的事情，我們以為我們在幫助他人，實際上不是，實際上被幫助的是我們自己。我自己來講，我原本是一個非常單一的個體，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藝術追求，我是一個個體。但是整個拍紀錄片的過程中，讓我慢慢理解到我和我不理解的世界是平等的，我和我不了解的陌生人是平等的，我不再是「我」這個個體，我開始變成很多很多「我們」的交集，當心中感受到很多我們是交集的時候我不孤單，而且心中充滿了很多的友誼。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立足點，所以2002年開始拍另外一部片叫做《築巢人》，它是講一個人在面對無可逃脫的親子關係當中要怎麼面對，怎麼生存下去，怎麼體會其中複雜的愛的一部片。

我慢慢理解到我喜歡拍這樣的紀錄片，我喜歡拍這個世界的亮面和暗面，我喜歡細細地凝視這些暗面，因為拍攝這些歷史的進程教會了我非常多的事情，生命可以很複雜的但也可以是很簡單的，生命可以很困難，但也可以是容易，生命可以非常殘酷、悲傷，但身在其中又有幸福感。

從1999年畢業到現在，我依然沒有拍出我自己的第一部故事長片，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說我是徹底失敗。但是我越來越相信未來不是我決定要說什麼，而是生命的歷程自然會說故事給我聽，要和更多的「我們」繼續把生命當中窸窸窣窣的感動、發現、渴望拍出來給更多人看。

在座各位都是工作者，但是我認為我們都有一個可能性，如果我們試著理解和我們不一樣的每一個個體，我們就不會繼續對一些事情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於是我們都更平等地用我們的心情來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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