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從「摘帽」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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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在座談會上講話。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從指導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

作者：胡治安

從11號文件，到55號文件，到否定之43號文件，再到回歸之65號文件……後人稱之為「解放了55萬右派的55號文件」，出台過程其實一波三折。

1978年5月3日，我受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凌雲指派，到「摘帽辦」工作。

「摘帽辦」是中央五部為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而成立的辦事機構，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均派員參加。

從那時起，到1981年3月，我在「摘帽辦」工作了3年。這期間，我起草或參與起草了幾個中共中央文件、電報，其他工作還包括編髮工作簡報、處理來信、接待來訪等。

來信來訪集中在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摘帽辦」共處理來信23000多件，接待來訪13000多人次，還到各地調查和聽取彙報，先後在15個省市召開了10多次座談會。那時，我經常手忙腳亂，日夜加班，有時流著眼淚讀完一封封申訴信，有時懷著同情接待來訪「右派」。

這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難忘、也是我思想轉變「進化」最大的時光。

煙台會議

「摘帽辦」是為貫徹「11號文件」而成立的。

1978年春，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由於時任中組部領導拒絕簽名，只好由統戰部、公安部兩部聯署，於4月4日上報中共中央。第二天，報告即獲批准，這就是中發【1978】11號文件。文件下發到中共縣以上黨委。

這個報告是在「兩個凡是」的氣氛下形成的，帶著嚴重的歷史傷痕，雖然提出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又重申了1962年的規定：「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只有個別完全搞錯了的，即完全沒有右派言論和行動的人，才實事求是予以更正。」上報的報告中，還有一句「絕不允許右派分子翻案」。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討論時，刪去了這句話。

1978年5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聯合成立了摘帽工作領導小組。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中宣部副部長廖井丹、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和民政部副部長李金德為小組成員，童小鵬牽頭，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中組部部長鬍耀邦經常關心過問。

領導小組之下，設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俗稱「摘帽辦」)。「摘帽辦」設在中央統戰部，由統戰部四局局長郭彤任辦公室主任，統戰部工作人員劉小萍負責實際工作，五部各派1—2名工作人員參加，還從北京、河南、湖南等省市借調了幾名幹部。鼎盛時，「摘帽辦」共有十幾名工作人員。

6月14日至22日，五部在山東煙台召開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貫徹「11號文件」的《實施方案》。

出席會議的，多是從「牛棚」和監獄中解放出來的「走資派」，對右派多有同情。但是，面對這個禁區，又矛盾重重，心事重重。與會者都認為，搞錯的不是個別，而是一大片。但如何才能既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解決實際問題?還有些人是當年的反右積極分子，此時既有內疚，又有擔心。

因此，會上出現了兩種對立意見。有人主張，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重新審議右派案件；有人主張，不能以現在的政策翻過去的案，應遵照中央以往的規定，只摘帽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會上爭論激烈。

6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長凌雲主持閉幕會議。他原是1961年成立的「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1962年因摘帽面過大，受到過中央批評。有了這一教訓，他就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勸告與會者，不要搞甄別平反。

凌雲講完後，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發言。他引述胡耀

邦在中組部的講話說：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新冤假錯案，也不能因為我們的疏漏，使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長期不得解決。他主張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錯多少改多少，全錯的就全部改正。他的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後來聽「摘帽辦」里的中組部成員講，胡耀邦說：「老楊頭在煙台會議上放了一炮，放得好!」

煙台會議沒有爭出結果，《實施方案》帶回北京，仍處於討論中。

55號文件

胡耀邦見此情況，提議再開一次有關部門領導人會議，重新審議右派問題。

1978年9月，會議在北京民族文化宮8樓舉行。除摘帽領導小組成員楊士傑、廖井丹、童小鵬、凌雲、李金德仍然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烏蘭夫、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公安部長趙蒼璧、民政部長程子華出席，中組部部長鬍耀邦因公請假，由副部長楊士傑代表。

在當時「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氣氛下，幾位重量級人物敞開思想，各抒己見。他們都認為，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問題，上下都沒有阻力。但對平反問題，他們卻疑慮不少，最擔心的是：「如果50多萬右派都改正了，全黨會不會亂了套?」「全都改了，會不會否定反右鬥爭?」

上午休會後，楊士傑找來了一份1963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監委關於甄別平反情況的報告。下午的會議上，他拿出這份報告說，1962年為黨員、幹部695萬人平反，取得了弄清是非、增強團結、促進生產的效果，如今解決50萬人的問題，怎麼會「亂套」呢？部長們都結合本部門實際情況，發言支持胡耀邦、楊士傑的觀點，都認為右派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地解決。

會議決定，立即以五部名義，補充修改《實施方案》，增加了「關於改正問題」一節，規定了「不應劃為右派而劃錯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生活困難的給予補助」「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撤消開除團籍處分」等極為重要的內容。

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78】55號文件，批轉了《實施方案》。後人稱之為「解放55萬人的55號文件」。

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曾致信胡耀邦，認為對右派分子，不應只是摘帽，而要甄別平反。後來，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的一次統戰系統大會上，他為1957年反右擴大化表示歉疚，向受了委屈的朋友深深一鞠躬。

乍暖還寒

一個被禁錮了20多年的鐵案一旦打開，在起初的幾個月里，並未如想像中那樣熱鬧非凡。黨內抵觸情緒不時流露，被錯劃為右派的人則徘徊觀望，雖喜猶懼，踟躕不前。有人認為改正右派搞過頭了，政策太「右」了，甚至有人指責「摘帽辦」吃共產黨的飯，為國民黨辦事。

11月，人民日報社發表社論《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討論時，有的部長提出，文章的重點要放在摘帽上，要在安定團結上下工夫，不要過多地講改正這類不利於安定團結的話。但《人民日報》仍然堅持了原來的論述。

直到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局勢才起了變化。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將人們從「兩個凡是」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公安部機關率先全部改正了63名右派分子。這一消息由《人民日報》、新華社發出，震動全國。隨後，中央黨校和最高法院等單位的右派也全部獲得改正，消息見諸報端。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和氣魄》，稱：「凡確實被錯划了的，則是改正的問題，不是摘帽子的問題。劃錯了多少，就改正多少，決不應劃框框、定調子和按什麼比例。……共產黨人是靠實事求是吃飯的，我們應當有敢于堅持真理，敢於修正錯誤的無產階級氣魄。」

由此，複查改正工作全面展開。

1979年，南京林學院教授周慧明（左）、南京師範學院教授高覺敷（中）、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家袁翰青，在改正了錯劃右派後，參加九三學社第三屆全國社員代表大會。圖/新華

2月，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了改正右派工作經驗交流會，中央國家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領導出席。中組部部長宋任窮(胡耀邦已調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瀾濤發表講話。

劉瀾濤在講話中特彆強調：「實事求是地改正錯劃右派，處理好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具有重大意義：有利於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有利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有利於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健全法制;有利於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促進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

宋任窮和劉瀾濤的講話中，都反覆聲明：無論哪一級組織或哪一個人批準定案的，凡是錯了的都要改正。

公安部、中央黨校、北京大學、河南永城等單位先後介紹了改正右派的工作經驗，會議開得很有成效。隨後，各省、市、自治區也召開了類似會議。

由此，右派改正工作進展加快。到1979年5月，全國改正了49萬餘人，有21萬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但1979年的政治氣候，尚是乍暖還寒。

6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中發[1979]43號文件，規定錯劃右派改正後，「在農村的原則上不回城市」。這與「55號文件」發生了衝突，使應該落實政策的20餘萬人的問題不能解決。許多地方的右派改正工作又陷於停頓，有些地方的「摘帽辦」甚至要「關門打烊」。

童小鵬對此非常著急，也很生氣，指名道姓地批評相關領導。在童小鵬等人的指示、支持下，「摘帽辦」向中央整理報送了各地對「43號文件」的強烈反映。同時，又向中央報送了《關於繼續貫徹執行中發[1978]55號文件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實際上否定了「43號文件」的相關規定。這一報告以中發 [1979]65號文件之名下發全國，使這項工作又走上正軌。

「55萬」的來源

1979年，我出差安徽無為，為改正右派問題召開座談會。幾十個獲得改正的人，痛訴劃為右派的冤屈和改正後的喜悅，會上哭聲、笑聲匯成一片，人人情緒激越。會上，縣委統戰部部長說：反右時，我是副縣長，對各位的情況都很了解，很同情，但不敢說話，對不起大家，說著站起來，深深鞠了一躬。

晚上，我正整理材料時，忽然闖進來一人，倒地便拜，口呼「中央來的青天大老爺」，嚇了我一大跳。忙扶起來一看，是一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四十來歲男子。他說，縣裡的右派幾乎都改了，就他沒有改。他因為批評了縣委領導，成了「反黨」的鐵案。第二天，我向縣委反映了他的情況，後來他也獲得了改正。

到1980年底，全國改正了54萬餘人的右派問題，占原劃右派總數的98%，尚有1萬餘人在複查中。隨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也得到了改正。

現在都說右派分子是55萬，其實這是概數。

關於右派的總數，反右結束時說是全國劃定了右派30萬，1958年12月統計時為430305人，1961年說是45萬，到1978年4月「11號文件」下達時，仍說是45萬。

1981年6月報送中共中央的《關於處理反右派鬥爭遺留問題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記載，全國右派人數為553434人，占當時全國幹部總數的5.7%。

這個數字是比較可靠的。給右派分子落實政策、安排工作，需要申領「勞動指標」(戶口、糧油等關係)。各地各部門向「摘帽辦」報送數字，由我們核實匯總後向國家計委報送。

上世紀80年代初，胡喬木為了寫一篇文章，打電話問我：到底划了多少右派?我如實報告，右派分子55萬，其他如「中右分子」216000人、 「反社會主義分子」19萬人。此外，各地還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孬分子」……他打斷我說：我問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帶水。我說，那就是55萬。他說，以後對外一律說55萬，統一口徑。

此後，55萬就成為定論。

我至今認為，突破右派改正禁區，與當時中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記得有一次看一個思想解放運動的展覽，第一件展品就是「55號文件」，當時真是激動不已。

我認為，對它的意義，現在的認識尚不充分。相信歷史將會作出公正的結論：這是三中全會前後思想解放運動中的第一錘——第一個有重大意義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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