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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科學界的性騷擾,我們要堅定的說「不」!

圖片來源 Shreya Gupta

性騷擾的魔爪不僅僅停留在演藝界和政治界,也已經伸向了科學界。但是近期,一些重要組織採取的行動可能會以排山倒海之勢改變這種可恥行為。

作者 Cristine Russell

翻譯 阿金

審校 韓宇 譚坤

如果有人還以為科學家不同於普通人,他們更高貴,更道德,更純潔的話,那麼過去兩年發生的事件,真是為我們狠狠敲響了警鐘。就像在所有其他領域那樣,男性始終主導者權力,科技世界也飽受性騷擾之苦。當然,在理工科(STEM)領域工作的女性對此早已心知肚明。但是,就像在好萊塢,製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那些令人髮指的行為也只是被人私下裡嚼嚼舌根,從來沒有公開討論過那樣。面對教授和研究員對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後或者同事所做的同樣的事情,大部分人也保持了沉默,不僅僅是因為受害者害怕打擊報復,更是因為學術研究機構想要維護自身的良好聲譽,同時還要取悅他們的學術「大腕」

但是,要感謝那些勇於站出來發聲並指出加害者的少數(多半為女性的)科學家們。在這個公開為主導的時代,她們讓人們再不能忽視這些沉默的陰謀。變革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科學的最高階層,迫使全國的學術研究機構採取更透明、更強硬的手段,來打擊這些不堪的行為,改善課堂和工作環境,並鼓勵受害者們勇敢地站出來。

美國國家科學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第一位女主席,地球物理學家 Marcia McNutt 說: 「我曾問過我自己『為什麼這一切直到現在才發生?』這太可怕了,我們竟然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讓所有遭罪的女性能夠毫無疑慮地站出來。」

今年九月,擁有六萬名成員的全美地球物理聯盟(AGU)正式通過了一份長達33頁的「科學誠信和職業道德」政策修正文件。在這份迄今為止對性騷擾行為譴責最強烈的陳述中,首次將此行為定義為學術不端行為,將其與「研究環境中與捏造、偽造篡改和剽竊」等同——AGU 的主席埃里克·戴維森(Eric Davidson),候任主席羅賓·貝爾(Robin Bell) 和前主席瑪格麗特· 萊恩(Margaret Leinen) 在宣讀新政策時如此評論道。 在採訪中補充說:「我們已經開創了新的局面,將這個問題提到了一個新的重要性高度。現在已觸發了連鎖反應,在科學界就這個問題,已經展開了廣泛的討論。」

AGU 也是一個新的聯合研究項目的一員,全國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給這個項目提供為期四年,總共1100萬美金的資金贊助,該項目將性騷擾定義為學術不端,更新了研究倫理學的教學過程。這個項目由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研究員艾麗卡· 馬林-斯皮奧塔(Erika Marín-Spiotta) 領導,將會為地球、空間和環境科學領域提供更有效的培訓材料,此舉可能會成為其它理工領域的示範性樣本。其中還開設受過測試的旁觀者干預講習班,幫助學院領導應對和防止性騷擾。關於現有培訓課程有效性的數據仍然有限,而且許多這樣的課程主要是為了解決法律責任問題而設計。

這些工作是近期為打擊科學界性騷擾所作的種種努力之一,包括對大學和其他科研機構的性騷擾和道德政策進行重要修改,對該問題的嚴重程度做更多研究性記錄,而其中最困難、也是最持久的一個挑戰,就是要在男性主導的研究領域中,為女性創造一個更友好的文化。

其中最傑出的工作是一項為期兩年,由國家科學、工程和醫藥學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開展的研究,為公立和私立學術機構就科學的重要問題提供指導性意見。一個由21人組成的委員會正在考察學術界性騷擾現象對科學、技術和醫療行業中女性事業發展的影響。同時,還委託研究人員對遭受過性騷擾的女性科學家進行詳細採訪,並在全國舉辦一系列研討會。委員會預計在2018年中旬公布一份全面的綜合性報告。

性騷擾的曝光

科學界性騷擾事件的起因,是兩年前針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天文學家傑弗里·馬西(Geoffrey Marcy)的起訴,他在外星球探索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值得授予其諾貝爾獎。2015年10月9日,網路媒體BuzzFeed News的一則報道稱,在一項泄露的為期六個月的大學調查報告中,四名女學生指控馬西在2001年到2010年期間,「多次表現出不當的身體行為,包括不必要的摩挲、親吻和觸摸」。

這一糾紛最終迫使馬西引咎辭職(他本人寫了一封公開信,為自己的行為道歉)。這也導致伯克利分校其他性騷擾事件得以披露,這些都導致了不僅是學校,而且整個加州大學體系領導層的變動,以及要求更積極手段的輿論壓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首位女校長卡洛·T.·克萊斯特( Carol T. Christ) 在一次採訪中說:「在過去的兩年內,我們取得了不小的進步。我們設定了極高的道德標準,對於在辦公地點、課堂和實驗室中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秉持零容忍態度。」

克萊斯特是史密斯女子學院(Smith College)的前院長,她曾任命一位特殊學院顧問,直接向她彙報,專門主持打擊校園性暴力、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的工作。更早些時候,一個由15人組成的大學工作小組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精簡調查過程,更透明的監管手段和問責機制,更完善的培訓方式,以及對受害者更周全的照顧。

馬西案件引起了全國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觸發了輿論對眾多領域中知名男性科學家涉嫌性騷擾案件的廣泛關注,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天文物理學家,芝加哥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華盛頓大學的微生物學家,以及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古人類學家等等。此外,波士頓大學近期一直在調查一份由兩名前研究生提交的正式投訴,指控地質學家戴維·R· 馬錢特(David R. Marchant )20年前對他們進行身體和語言上的侮辱。與此同時,對羅徹斯特大學腦和認知科學系教授T·弗洛里安·耶格(T. Florian Jaeger) 涉嫌「長期的性掠奪行為」的指控,以及該校對原告的報復行為,在媒體輿論和各種抗議活動中不斷發酵,促使學校董事會成立委員會對此事進行獨立而全面的調查。

「科學界的這些轟動性故事讓公眾不斷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不是因為好像以前從來沒有這些事那樣。自馬西事件敗露後,就像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發聲,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對自己工作的機構極其失望。」曾獲得Buzz Feed新聞獎的記者阿茲·古瑞奇(Azeen Ghorayshi)如此說道。最初正是他揭露的馬西事件,自此之後,古瑞奇不懈地揭露了更多的性騷擾事件。

性騷擾普遍存在

為了調查女性科學家的親身經歷,各項研究橫跨了許多領域,從校園到公司,最終確認各種形式的性騷擾確實極為普遍。在一場為期兩天,由國家學術委員會(National Academies』Committee)主辦,關於科學、工程和醫學領域女性工作情況的研討會上,研究人員報告了其調查結果:在接受調查的所有範圍內,有40%到70%的女性在工作或者學習期間,遭受過性騷擾。在不同的研究中,這個數字驚人的接近。

匿名調查中的自我陳述報告加大了確定性騷擾程度的難度。只有一小部分的受害者如實報告了性騷擾,大部分人則羞於承認,或害怕不被相信,或擔心上司報復。

性騷擾通常定義為「不被接受的性冒犯,提出性方面的或本質上與性相關的語言和行為上的要求,因而創造出敵意或侵犯性的工作環境。」當這來自於老闆、院領導或者老師,情況則變得更糟,因為這成為了一種「交易條件」。

在美國,1964年的《民權法案》第七章和1972年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條明文禁止在工作場所的歧視行為,其中也包括性騷擾,如果發生此類事件,則會影響聯邦資助的教育計劃或活動。(而特朗普政府則宣稱要撤回奧巴馬時代的性騷擾準則。)

儘管不是所有個人會提出侵權起訴,但是許多人可能會違反工作場所或學院行為守則。大多數受害者為女性,而加害者則為男性。然而,性騷擾也會涉及到LGBTQ人群,另外,男性也會遭受女性或其他男性的騷擾。同樣的,文化規範或者個人認知也會決定人們是否把某一特定行為劃分為「不受歡迎」還是「充滿敵意」,也就回影響人們對性騷擾的定義。

科學的危險領域

RTI 國際的社會科學家、高級研究員克里斯多夫· 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 說: 「我始終認為,一些「壞鄰居」的存在會催生出性騷擾現象。在一些科研領域中,差距誇張的性別比例就是這個潛在問題的信號。」

根據研究調查,和對科學家、研究生以及科研教育工作者的訪問記錄,下列場所是存在潛在性騷擾風險的「危險地帶」:野外考察;偏遠的科研基地,例如天文台;封閉或者小型的實驗室;出差和學術會議;醫療培訓;以及以男性為主的研究領域。

雙重危險:近期公布的一份網路問卷調查顯示,有色人種女性面臨著「工作場所不安全」的高風險。將近20%的有色人種女性和12%的白色人種女性科學家承認她們不會去參加一些專業性活動,因為她們沒有安全感。

野外考察:一項野外學術考察問卷調查報道,在人類學、考古學和生命科學野外考察基地實習的學生或實習生,遭受到性騷擾的比例相當高。在收到的666份有效回復中,有三分之二的受調查者,大部分為美國女性,承認經歷過性騷擾,聽到過不恰當的或者性暗示的話語,或者關於人體美感和性別差異認知的玩笑。超過20%的人報道遭受過性侵犯。學員們特別容易受到高級管理人員或科學家的騷擾。

醫療培訓和實踐:在醫學領域裡,女性工作者受到性騷擾的比例要遠高於男性工作者。2015年,在澳大利亞醫學雜誌上刊登了一項研究調查,發現在醫療培訓和實踐領域,遭受過性騷擾的人口比例從25%上升到75%。

女性人數稀少的科研領域:華盛頓大學發表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一項研究表明,在一些科研領域,諸如計算機科學、工程學和物理學,過大的性別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男性文化標誌著女性的歸屬感要低於男性。」

出公差和學術會議:學術會議上的隨意氣氛,尤其是大型學術會議上,瀰漫著酒精的社交活動中,對在校學生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年輕研究員來說,也是另一個高危區域。

更多的難題

下一步的挑戰是如何超越華麗的辭藻和個人案例,實施更有效的策略來打擊性騷擾,保護科研女性的前途發展和性別平等。在打擊性騷擾的戰鬥前線,存在著各方面難以應付的問題,包括公共宣傳手段、懲治手段、監管力度、案件公開透明度以及防禦和舉報機制等等。科學界如何給出滿意的答案,才是成功解決性騷擾問題的關鍵。

· 公共宣傳和懲戒手段是否具有威懾力量?

· 科學界的種種努力能否扭轉傳統文化觀念,從而真正做到對性騷擾的零容忍?

· 是否應該出台相應規範,對於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強制性報告聯邦科學基金機構?

· 對於違反上述第九條例的科研機構,諸如國家科學基金會等的聯邦科學基金機構是否會採取更強硬的懲治手段,包括停止基金贊助等?

· 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可否增加性騷然案件的公開度,讓那些有性騷擾醜聞的求職者在未來僱主面前無所遁形?

· 是否開發更優的培訓課程來強化性騷擾的防禦和報告機制?

· 大學教育機構能否極大地改善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性騷擾投訴系統?

· 是否會有女性科學家擔任領導職務,來積極改善並加強打擊、預防和處理職場中的性騷擾事件?

· 能否制定更多家庭友好型政策,讓女性在學術或商業上取得更高的職位?

· 能否從根本上創造對女性更為友好的環境,幫助更多的女性留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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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女性科學家通過不懈的努力,來減少科學界的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現象,但是對於緩慢的改變速度已身心俱疲。一位20多歲的耶魯大學物理系研究生說:「當你看到你要攀登的高峰越來越陡峭,你很容易灰心喪氣。」也有人說:「這是個循環。我們需要更多的女性參與其中,但是為此我們也需要創建更好的環境。」

同樣來自於耶魯大學,也是 AAS 前主席的梅格·厄里(Meg Urry)評論說:「我內心還是樂觀的。一方面,各項舉措確實取得了迅猛進展。但是也很明顯,我們做得還不夠。」但是,隨著該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就會有更多人為改變性騷擾政策而加入到行動當中。

在21世紀,國家需要更多元化的理工科勞動力,加速打擊性騷擾變得尤為緊迫。為此,是時候需要將終結性別歧視和性騷擾這一信息迅速而廣泛地傳遞出去,讓媒體更加關注,讓公眾向學術機構或個人施加壓力,為全球科學界的明天,創建一個對女性和少數族裔更友好的氛圍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onfronting-sexual-harassment-i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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