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前半生：奔波和「捕風」

《沈從文的前半生》張新穎 著

沈從文的奔波和「捕風」

張新穎

一、武漢大學

一九三〇年四月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楊振聲為國立青島大學校長，之前拖延的籌備工作就此走上正軌。六月，楊振聲到上海延攬教師，北京《現代評論》時期結識的這位朋友向沈從文發出了邀請，並於八月寄來了路費。沈從文從中公辭職後，一個去處，即是青島，但學校能否按期開學，還是個問題，如果「開不成學，就不知道走什麼路好了！」（18；99）所以同時也另做打算，給朋友寫信打聽：「若青島十月無法開課，我或來北平住，不知有可以生活事業不？」（18；102）

胡適、徐志摩推薦沈從文去武漢大學，從陳西瀅六月給胡適的信來看，這事頗為不易：「從文事我早已提過幾次，他們總以為他是一個創作家，看的書太少，恐怕教書教不好。……我極希望我們能聘從文，因為我們這裡的中國文學系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是考據家，個個都連語體文都不看的」[1]。最終，陳西瀅的努力還是促成了武大聘請沈從文；給的職稱只是助教，由這一點來看，這個聘請當然有些勉強。

沈從文從上海動身，九月十六日到達武昌。而他未能前去報到的青島大學，九月二十一日即告正式成立並開學。

九月十八日，沈從文致信胡適：

初到此地印象特壞，想不到中國內地如此嚇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樣子，各處有贓物如死鼠大便之類，各處是兵（又黑又瘦又臟），學校則如一團防局，看來一切皆非常可憐。住處還是一同事讓出，壞到比中公外邊飯館還不如，每天到學校去應當冒險經過一段有各樣臭氣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頃便成了黑色。到了這裡，才知道中國是這樣子可怕。

我到了三天，吃飯地方還不能解決，但時昭潭先生到得更久，還無辦法，大教授因為一間最小的宿舍，還吵過架！……

……

到此借了些錢到手，舍妹方面已寄了點錢去，學費可繳一半，其餘或等一會都可繳齊。……

我住處還得我每天用呼吸溫暖它，使霉氣去掉……

我在此一個禮拜三小時，教在中公一類的課……（18；104-105）

沈從文教的課，還是新文學和習作。武漢大學印行了他以新詩發展為內容的講義《新文學研究》，鉛印線裝，前列「現代中國詩集目錄」，然後編選分類引例為參考材料，後半部分是六篇文章，分別論汪靜之、徐志摩、聞一多、焦菊隱、劉半農、朱湘的詩。十一月初，他把這個講義寄了一份給王際真：「那個講義若是你用他教書倒很好，因為關於論中國新詩的，我做得比他們公平一點。」（18；114）

同時來任教的還有孫大雨，來之前即與沈從文在上海相識，來後兩人常常一起上小飯館。孫大雨比沈從文少三歲，但留美歸來，待遇自是不同。沈從文給王際真的信里說：「大雨是大教授，我低兩級，是助教。因這卑微名分，到這官辦學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別人要我教書，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學生的要求。學生即或歡迎我，學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麼都看不起的。我到什麼地方總有受恩的樣子，所以很容易生氣，多疑，見任何人我都想罵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毆自己。」（18；111）「大雨在此做他的詩，還快樂，因為他會快樂。我是不會快樂，所以永遠是陰暗的、灰色的。」（18；116）

他「不會快樂」，因為還沒有從戀愛的挫傷中恢復，對那個「穿布衣，黑臉，平常的女人」的無望的愛，讓他「覺得生存沒有味道」（18；111-112）；還因為，他在這裡教書，有一種屈辱感；再說，比學校這個環境擴大一點點，更加可怕的現實就在他眼下發生：他一來就告訴胡適，住處不遠就是殺人場，每天殺人；過一陣子又對王際真說：「這裡每天殺年青人，十九歲，十七歲，都牽去殺，還有那麼年紀女子中學生。」（18；115）——他離開湘西軍隊跑到北京，特別重要的一個原因，不就是要擺脫這種從小就常常經歷的恐怖經驗和恐怖環境嗎？

沈從文教課的壓力倒是不大，隔一天上一次課，空餘的時間很多，做些什麼事呢？大致不外乎這幾個方面：

到圖書館看書，「看得是關於金文一類書籍，因為在這方面我認得許多古文，想在將來做一本草字如何從篆籀變化的書。」他還請教胡適，「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關於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麼書可看。王國維的是看過的。」（18；107）

陳西瀅（通伯）是文學院院長，「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極好，在校無事作，常到叔華家看畫，自己則日往舊書店買字帖玩。」（18；118）自己也寫寫字，隨手畫畫，這個長久的習慣，心情很壞的中公時期也沒有廢掉，現在仍舊。

還有一件說了好多年要做的事，終於做了起來。十一月五日致王際真信：「我這幾日來從大雨、時昭潭學英文，會讀『一個桌燈』或『我不是大頭』這類話了」（18；111）——挺難想像的。

再就是為一些年青的文學朋友，看稿、寄稿、賣稿，「我近來就成天為這些人轉寄稿件，我的窮，在這事上也有點關係。……我有時一切也厭倦了，但有時，是又因為想到有許多人在另一個地方，也是那麼寂寞，那麼孤單，且因為要使這些人活得有氣概一點，來為他們工作一下的。」（18；115）

更可注意的是，即使心情處在糟糕的狀態，眼見的現實爛污恐怖，沈從文還是能夠發現日常生活中隱蔽的合乎他心性的亮點，看到他想看到的情景，並把它們「挑選」出來，為之「發生興味」：「這幾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頓在那些臟極了的小銅匠鋪前面，看黑臉銅匠打水壺，細細的膊子，圓圓的眼珠，望到那些人，總使我憂愁。還有每天可見到的小剃頭匠，擔了小擔子滿街走，敲打小鑼，常常按了一個大而圓的頭顱，用刀沙沙的刮頭。太陽照到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溫暖，我就愛這些活人，歡喜他們，理解他們。」（18；116）——這樣的眼光、興味、情感，將越來越清晰地在他的文學中凸顯出來。

十二月底，學期一結束，沈從文就離開待了三個半月的武漢大學，回到上海過寒假，與孫大雨暫住北京路清華同學會宿舍。

二、作家論

一九三〇年，沈從文出版了《旅店及其他》（小說集，上海中華書局）、《一個天才的通信》（小說，上海光華書局）、《沈從文甲集》（小說集，上海神州國光社）、《舊夢》（長篇小說，上海商務印書館）。

順便提及，《旅店及其他》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新文藝叢書」的一種，這套叢書約請徐志摩主編，徐志摩太忙，就由沈從文擔任了事實上的主編。叢書從一九三〇年一月開始印行，共收入丁玲、胡也頻、郭子雄、謝冰季、王實味、蹇先艾、冷西、胡山源、徐志摩等人作品十四種，還收有翻譯作品十七種。

沈從文這一年發表作品三十餘篇，除了《蕭蕭》、《丈夫》這樣的短篇代表作，還尤其應該關注到另一種形式的文字：文學批評。這類文字的產生，直接關聯於他大學教師的新身份，關聯於他在中公和武大講授新詩和現代小說的新文學研究課程，因而大部分即脫胎於他的講義；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由這些文字——《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論聞一多的》、《論汪靜之的》、《論焦菊隱的詩》、《論馮文炳》、《論郭沫若》、《論落華生》、《論施蟄存與羅黑芷》等系列作家論，以及《我們怎樣去讀新詩》、《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等文章——想像沈從文的課堂。

不妨從不同的角度，抽出三篇來看：

先看《論聞一多的》，因為聞一多很重視這一篇評論。沈從文說，聞一多的作品有「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那種「理知的靜觀」、「那種安詳同世故處，是常常惱怒到年青人的。」因為這樣的作品不符合通常對「詩」的想像和期待，不是「合乎一九二〇年來中國讀者的心情的詩歌」。由此，沈從文指出，朱湘的《草莽集》和聞一多的《死水》，「兩本詩皆稍稍離開了那時代所定下的條件，以另一態度出現，皆以非常寂寞的樣子產生，存在。」特別是《死水》，「在文字和組織上所達到的純粹處，那擺脫《草莽集》為詞所支配的氣息，而另外重新為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任何詩人皆多。」因技術的「完全」，所表現雖然是平常生活的一面，「然而給讀者印象卻極陌生了。使詩在純藝術上提高，所有組織常常成為奢侈的努力，與讀者平常鑒賞能力遠離，這樣的詩除《死水》外，還有孫大雨的詩歌。」（16；109-114）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青島大學任教的聞一多給朋友朱湘、饒孟侃寫信說，沈從文「那篇批評給了我不少的興奮」，「他所說的我的短處都說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長處，也不是胡說。」[2]

第二篇看《論馮文炳》，因為沈從文在文章里談到了自己。文章先談周作人的文體風格和趣味，由此進入對馮文炳（廢名）的論述，簡潔而清晰地勾勒出文學史的脈絡。沈從文對馮文炳有感同身受的讚賞，但又有非常的不同。他這樣說：

把作者，與現代中國作者風格並列，如一般所承認，最相稱的一位，是本論作者自己。一則因為對農村觀察相同，一則因背景地方風俗習慣也相同，然從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單純的文體，素描風景畫一樣把文章寫成，除去文體在另一時如人所說及「同是不講文法的作者」外，結果是仍然在作品上顯出分歧的。如把作品的一部並列，略舉如下的篇章作例：

《桃園》（單行本） 《竹林故事》 《火神廟和尚》 《河上柳》（單篇）

《雨後》（單行本） 《夫婦》 《會明》 《龍朱》 《我的教育》（單篇）

則馮文炳君所顯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細微雕刻，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築到『平靜』上面的。有一點憂鬱，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慾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這些靈魂，仍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衝突。作者是詩人（誠如周作人所說），在作者筆下，一切皆由最純粹農村散文詩形式下出現，作者文章所表現的性格，與作者所表現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點在此。《雨後》作者傾向不同。同樣去努力為彷彿我們世界以外那一個被人疏忽遺忘的世界，加以詳細的註解，使人有對於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認識，馮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歡喜的事。使社會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機會在作者筆下寫出，是《雨後》作者的興味與成就。用矜慎的筆，作深入的解剖，具強烈的愛憎有悲憫的情感，表現出農村及其他去我們都市生活較遠的人物姿態與言語，粗糙的靈魂，單純的情慾，以及在一切由生產關係下形成的苦樂，《雨後》作者在表現一方面言，似較馮文炳君為寬而且優。（16；149-150）

第三篇，《論郭沫若》。即使仰仗「後視之明」，我們仍然無法確鑿地判斷，這篇尖銳的文學批評，與十八年後時代轉折之際郭沫若對沈從文嚴厲的政治批判，之間是否有隱秘的關聯，有多大程度的關聯——不必強作聯繫，無妨存而不論；但應該指出，郭沫若對此文，不久即有回應。

沈從文說：從五四以來，郭沫若大量的翻譯和創作，「這力量的強（從成績上看），以及那詞藻的美，在我們較後一點的人看來覺得是偉大的」；不過，「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詩人，而那情緒，是詩的。這情緒是熱的，是動的，是反抗的，……但是，創作是失敗了。因為在創作一名詞上，到這時節，我們還有權利邀求一點另外東西。」這裡的「創作」，主要指的是小說，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後》，「雖說這是自敘，其實這是創作。……我們要問的是他是不是已經用他那筆，在所謂小說一個名詞下，為我們描下了幾張有價值的時代縮圖沒有？」沈從文拿魯迅來對比，魯迅「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彷彿毫不為難那麼最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而「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他就這樣做。……在藝術上的估價，郭沫若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郭沫若「不會節制」文字，結果不免「多廢話」；不注意「觀察」，「他詳細的寫，卻不正確的寫」——而「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

文章結束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與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16；153-160）

一九三二年，郭沫若在《「創造十年」發端》中，做出如此的反應：「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過我是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的：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曲。是的，這層我自己是很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據說小說是『寒帶』，那嗎只適宜於Eskimo那樣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謝不敏。」[3]

丁玲胡也頻

三、胡也頻死難前後

沈從文在上海迎來了一九三一年。新年的第一天，兩個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一個是，父親上年十一月病逝。沈宗嗣一九二九年底接受鳳凰中醫院院長任職，從沅陵回老家定居，安穩的日子才過了一年。

另一個是，「一個最好的朋友被槍斃了」——中共黨員張采真在漢口遭國民黨當局殺害，撇下妻子和兩個女兒在上海，沈從文打算，「我若在此可以支持下去，就不回武昌，因小孩子把父親死去，顯得孤零，我不能不在上海蹲下了」。

而此時九妹患病住院，兄妹兩人互相隱諱不好的消息，「見面時很慘」。（18；121）

一月五日，沈從文去看胡也頻和丁玲，未遇；當晚，胡也頻和丁玲回訪，沈從文又恰好出去了。六日，沈從文再去呂班路萬宜坊六十號，見到了這對年輕的夫婦。分別時間不長，變化卻不少：看得見的是，他們有了一個孩子，蔣祖麟，兩個月大；另一方面，看不見，但沈從文明顯感覺得到，雖然不一定很清楚——用丁玲後來描述胡也頻和自己的話來說，「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4]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五月，經潘漢年介紹，胡也頻和丁玲加入左聯；不久，胡也頻選為左聯執行委員，並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投身革命活動；十一月，胡也頻加入中國共產黨。

三人相見後的第二天，胡也頻和丁玲又來北京路沈從文住處談話。離開時，沈從文給胡也頻換上自己的一件厚絨長袍——胡也頻被捕和犧牲時，就穿著這件絨袍。

一月十七日，丁玲記得，胡也頻早晨告訴她，「要去開左聯執委會，開完會後就去從文那裡借兩塊錢買輓聯布送房東，要我等他吃午飯。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沒有回來。下午從文來了，是來寫輓聯的。他告訴我也頻十二點鐘才從他那裡出來，說好買了布就回來吃飯，並且約好他下午來寫輓聯。……我們無聲地坐在房裡等著。……我抱著孩子，獃獃地望著窗外的灰色的天空。」[5]沈從文晚上再去看，胡也頻仍然未回。事實上，胡也頻到漢口路東方旅社參加秘密會議時，已經被捕。

十八日，沈從文得到胡也頻設法讓人送來的便條，得知被捕的消息。下午，丁玲帶著孩子轉移到西門路西門裡李達、王會悟夫婦家暫住。

二十日，沈從文去見胡適。胡適這天的日記寫道：「沈從文來談甚久。星期六與星期兩日，上海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捕房破獲共黨住所幾處，拿了廿七人，昨日開訊，只有兩女子保釋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6]胡適應沈從文的要求，寫了一封信給蔡元培。

二十五日，沈從文帶著胡適的信從上海趕到南京去見蔡元培，碰到他不在，留下一信，用的還是蔡元培擔任院長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箋：「孑民先生：從文今日由申來進謁，適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內許一時間，約談數分鐘，實為大幸。來此為朋友胡也頻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將胡君之過去另紙呈覽。餘信面陳。」[7]蔡元培約見了沈從文，寫信給上海市長張群，托他設法。

鄭振鐸和陳望道介紹丁玲找邵力子，於是沈從文又陪著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給張群寫了信，蔡元培又給張群寫信[8]。回到上海後，沈從文拿著信去見張群，卻被告知，胡也頻和其他同時被捕的人已經移送到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去了。

丁玲和沈從文到龍華去探監。「天氣很冷，飄著小小的雪花，我請沈從文陪我去看他。我們在那裡等了一上午……鐵門前探監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們兩人。……我們聽到裡面有一陣人聲，在兩重鐵柵門裡的院子里走過了幾個人。我什麼也沒有看清，沈從文卻看見了一個熟識的影子……我看見他了……也頻掉過頭來，他也看見我了，他正要喊時，巡警又把他推走了。」[9]

二月七日，左恭——丁玲和胡也頻北京時期認識的熟人，時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文藝處任職——從南京到上海，說陳立夫有可能幫忙過問胡也頻案。八日，沈從文和丁玲搭早車到南京；九日，沈從文和左恭一起去見陳立夫，但並沒有得到實際性的解決辦法；當晚，丁玲、沈從文搭夜車，十日早晨回到上海。回來後，得到胡也頻已經遇難的確切消息。

二月七日，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槍殺了二十四人，其中有五位左聯成員：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這五位作家，被稱為「左聯五烈士」。

沈從文兄妹租了一個住處，丁玲從李達家搬了過來。二月二十七日，沈從文致信王際真，告訴他朋友已死去：

……現在我同到那個孤兒母子住在一處，不久或者送這個三月的孩子回到家鄉去。

志摩走過北京去了，大雨回了漢口，這裡熟人便少起來，我成天不出門，坐在一間三角形的樓頂，下面是飯館，到了午時就跑下去同大鬍子白俄並排坐席，吃菜牛肉湯同燴香腸。小孩母子住隔房，聽聽哭喊聲音，便好像是坐在地獄邊界上，因為那母親（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塊走，一定也就死去了。如今母親幸而不死，成天就抱了小孩換尿片調奶粉，將來說不定還會在一種壞天氣下捉去置之於死。際真，你是同中國離得太久了，你一點不明白當美國或歐洲法律到保護牲畜，雞鴨倒提也算犯罪時節，中國人在何等情形中即可被殺！（18；132）

三月下旬，沈從文護送丁玲母子離開上海，乘船四天到漢口，由漢口搭小火輪，又走了五天，到達湖南常德。丁玲謊稱胡也頻將去蘇聯，把孩子交給母親撫養。三天後，沈從文和丁玲離開常德，到長沙乘火車赴武昌，「因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兩天，在漢口江海關前面，看了一回採真臨刑的地點，又過江到叔華夫婦住處去，同他們在後湖坐了三點鐘的小船，買了些活鯽魚，照了幾張相片，還在他們家中吃了一次飯。」（13；197）

返回上海已經是四月十日，早就過了武漢大學上課的日期，本來在那裡也很不愉快，沈從文就此放棄了這個教職。

沈從文陪丁玲母子回鄉

四、「向虛空里伸手，攫著的是風」

在上海住下不動，還是到北平去，沈從文很是猶疑不定，已於二月應胡適之邀去北京大學英文系任教授的徐志摩來信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儘管來北京好了。……你那麼一個人一天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價？」（13；198-199）

五月二十八日，沈從文到了北平，借住在燕京大學達園教職員宿舍，與圓明園一牆之隔，地方清凈；他的生活，因為熟人和新交，一時倒活泛起來。

「六月的北京真是熱鬧。」沈從文向王際真描述道，「詩哲在此，陳通伯夫婦在此，梁思成夫婦在此，大雨也要來了，陳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還有許多許多事情，全是那麼湊堆兒在一起。」詩哲是指徐志摩，他介紹沈從文認識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北京一般朋友都勸我住在北京，他們在這裡倒合式得很，各人在許多大學裡教書，各人有一個家，成天無事大家就在一塊兒談談玩玩。我怎麼能這樣生活下去？」他和朋友們在一起，自然很愉快，「近來林徽音為我畫了一幅《神巫之愛》的插圖，已製版去了。」這封寫於六月二十九日的信還說，「明天有一個男子同一個女子結束了一生，是葉公超同一個姓袁的女子結了婚。」「我的寶畫同一朵從冰心女士家裡摘來的花附來玩玩。」可是，這種愉快不足以消除內心的焦慮，「心裡盡想：什麼才是我的路？我不知道什麼才是我的路。」（18；143-145）

寫這封信前十天，六月十九日，徐志摩到達園來看沈從文，之後去西山，探訪在那裡養病的林徽因，路上落雨，雨後彩虹顯現。似乎是特別受到虹的觸動，沈從文提筆給冒雨上山的詩人寫信：「今天真美，因為那麼好天氣，是我平生少見的，雨後的虹同雨後的雷還不出奇，最值得玩味的，還是一個人坐在洋車上顛顛簸簸，頭上淋著雨，心中想著『詩』。你從前做的詩不行了，因為你今天的生活是一首超越一切的好詩。」「我算到天上虹還剩一隻腳時，你已爬上山頂了。」他說，「今天倒是頂快樂的日子，因為從沒有能安安靜靜坐到玩四個鐘頭的。」可是晚上的蠟燭燒死了趨光的小蟲子，這又讓他難受起來，因為「人也有這種就光的興味」，他忍不住寫道：「讓我提起個你已經忘掉的事，就是我去武昌前到你家裡那次談到哭臉的事，現在還是不行，到武昌，到上海，到北京，再到青島，我沒有辦法把那一枝蠟燭的影子去掉的。我是不是應當燒枯，還是可以用什麼觀念保護到自己？這件事我要學習，一隻小蟲飛到火上去，你懂那情形很可憐的，雖說想像中的燭不能使翅膀燒焦，想像中的熱情也不能把我絆倒。」（11；101-102）

當然，他說的是對張兆和的無法割捨。

這一天，他又給初到北京時期的朋友、此時身在美國的詩人劉廷蔚寫了一封長信：「今天是我生平看到最美一次的天氣，在落雨以後的X園，我望到不可形容的虹，望到不可形容的雲，望到雨後的小小柳樹，望到雨點。……天上各處是燕子。……虹邊還在響雷，耳里聽到雷聲，我在一條松樹排道上走了好久。我想起許多朋友，許多故事，彷彿三十年人事都在一刻兒到眼前清清楚楚的重現出來。」他回顧不安定的經歷，所得為空，「我的兩手是空的」；他跟寫《山花集》的詩人朋友說：「讀我另一個信吧。我要預備告給你，那是我向虛空里伸手，攫著的是風的一個故事。」（11；96，99）

給劉廷蔚、徐志摩的信以《廢郵存底（二）》、《廢郵存底（三）》為題，發表於七月十五日《文藝月刊》第二卷第七號。《廢郵存底（一）》發表於六月三十日《文藝月刊》第二卷第五、六號，「讀我另一個信吧」指的就是這一封，也是六月在達園寫的，寫給張兆和，發表時隱去了名字：

你們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我要玖到XX來看看你，我說，「玖，你去為我看看XX，等於我自己見到了她。去時高興一點，因為哥哥是以見到XX為幸福的。」不知道玖來過沒有？

……

我給你那本書，《XX》同《丈夫》都是我自己歡喜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個最好的記憶，因為那時我正在吳淞，因愛你到要發狂的情形下，一面給你寫信，一面卻在苦惱中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我照例是這樣子，做得出很傻的事，也寫得出很多的文章，一面胡塗處到使別人生氣，一面清明處，卻似乎比平時更適宜於作我自己的事。XX，這時我來同你說這個，是當一個故事說到的，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難受。……這些隨了歲月而消失的東西，都不能再在同樣情形下再現了的，所以說，現在只有那一篇文章，代替我保留到一些生活的意義。這文章得到許多好評，我反而十分難過，任什麼人皆不知道我為了什麼原因，寫出一篇這樣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個完美的人格出現。

……

……一個白日帶走了一點青春，日子雖不能毀壞我印象里你所給我的光明，卻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個女子在詩人的詩中，永遠不會老去，但詩人，他自己卻老去了。」我想到這些，我十分憂鬱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種東西，並不比一株花更經得住年月風雨，用對自然傾心的眼，反觀人生，使我不能不覺得熱情的可珍，而看重人與人湊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湊巧是不會有的。我生平只看過一回滿月。我也安慰自己過，我說，「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我應當為自己慶幸，……」這樣安慰到自己也還是毫無用處，為「人生的飄忽」這類感覺，我不能夠忍受這件事來強作歡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憶里光明全圓，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著負疚的，因為並不是由於你愛不愛我。

……

……「自然」使蘋果由青而黃，也一定使你在適當的時間裡，轉成一個「大人」。XX，到你覺得你已經不是小孩子，願意做大人時，我倒極希望知道你那時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有些什麼感想。「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動的，我的生命等於「萑葦」，愛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里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成為你的眼睛了。

……

我念到我自己所寫的「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動的」時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葦，一生中，每當一次風吹過時，皆低下頭去，然而風過後，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遠折伏，永遠不再作立起的希望。[10]

六月下旬，丁玲從上海給沈從文寫信，說她正在籌劃一個刊物，希望沈從文幫忙寫稿、拉稿，並特別提到沈從文相熟的幾位女作家——冰心、凌叔華、袁昌英、陳衡哲、淦女士等——請他約稿。丁玲主編的是《北斗》雜誌，左聯機關刊物，但不想暴露是左聯辦的，「這一時期我是屬馮雪峰領導的。《北斗》的編輯方針，也是他跟我談的，盡量地要把《北斗》辦得像是個中立的刊物。因為你一紅，馬上就會被國民黨查封。如左聯的《萌芽》等好幾個刊物，都封了。於是我就去找沈從文……」[11]沈從文自然不會太清楚這個背景。《北斗》九月創刊，第一期即有冰心、林徽音、徐志摩的詩和陳衡哲的小品文，一望而知是沈從文組來的。沈從文自己還寫了短篇小說《黔小景》，十一月發表在第三期。不過，既然是左聯的刊物，出過幾期後，「色彩」還是掩飾不住，到第二年，一共出版八期，即遭查封。

七月，輔仁大學英文系學生蕭乾，通過楊振聲的介紹，在東安市場東亞酒樓採訪了沈從文，寫成訪問記《今日中國一個偉大的幽默諷刺作家》。蕭乾當時正與一個年輕的美國朋友安瀾合作辦英文周刊《中國簡報》，他約請沈從文為《中國簡報》寫一篇胡也頻傳記的中文稿，《記胡也頻》由此而產生。但《中國簡報》只出了八期，即因虧本在七月底停刊；九月初沈從文完成傳記稿，寄往上海《時報》，十月起以《詩人和小說家》為題開始連載，連載了十一次後改回為作者原題《記胡也頻》，共載三十四次，十一月載完。

（選自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即將由理想國推出）（張新穎授權分享）

[1]陳西瀅致胡適信，此信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志主編，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35冊，85-87頁。

[2]聞一多：《聞一多全集》，武漢：湖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12卷，253頁。

[3]郭沫若：《「創造十年」發端》，《創造社論》，黃人影編，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121-122頁。

[4]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文集》，第9卷，70頁。

[5]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文集》，第9卷，73頁。

[6]胡適：《胡適全集》，第32卷，29頁。

[7]此信存上海華山路蔡元培故居陳列館，陳列說明有誤，誤作沈從文為營救「丁玲」致蔡元培的信。糜華菱《一死一生見交情》一文抄錄了這封信，載《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9月8日。

[8]蔡元培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致胡適：「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囑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岳軍設法」。此信附錄於胡適二月二十四日日記，《胡適全集》，第32卷，62頁。

[9]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文集》，第9卷，75頁。

[10]為了清楚，這裡的引文據《從文家書》，36-42頁。此信是以《廢郵存底》為題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從文家書》和《沈從文全集》均以《由達園致張兆和》為篇名收入，但正文略有差別，引文出現中的「玖」（九妹）、「《丈夫》」、「北平」，《沈從文全集》依據初刊，以X、《XX》、XX代替，見第11卷，89-95頁。

[11]丁玲：《我與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270頁。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