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又愛又恨的冒險者，卻是史上最偉大的探險家之一。也是第一個揭開羅布泊神秘面紗的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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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隻眼前的苟且，還有詩與遠方。但遠方卻遠不僅僅是詩意。穿行廣袤亞洲腹地的普爾熱瓦爾斯基一行每天所要面對的，除了孤獨，還有艱辛。這是對一位偉大的學者與冒險者在羅布泊探險時的描寫。

在一開始，跟當時的探險潮流一樣，年輕的普爾熱瓦爾斯基所嚮往的地方是非洲，李戈斯頓當年在非洲的旅行曾經振奮著他，而且當時全世界地理學界都認為對非洲內陸地區的考察尚屬空白，但後來的經歷最終還是將他的一生的注意力引向了遼闊的中亞大地。從1870年至1888年，普爾熱瓦爾斯基在中亞和更為廣闊的亞洲腹地進行了四次考察之旅，其間的各種調查和科學發現，為其贏得了世界性聲譽。

我們簡要說一下他的遊記履歷：

19世紀到中國西北塔里木盆地的探險

1876～1877，發現羅布泊，並引起輿論轟動

1870～1885年先後4次在蒙古、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和青海各地探險。

1870年從靠近蒙古邊境的俄國城市恰克圖出發，經過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來到中國北京，目睹了紫禁城的雄偉壯麗。

這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位偉大的探險家最大的功績莫過於給歷史上的羅布泊揭開了第一層的面紗，讓其展現在世人面前。

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過這樣的描述：「戈壁沙漠，荒涼寂寥，它使旅行者昏昏沉沉，難以振作精神。一連好幾個星期，眼前都是一幅單調乏味的景觀：不是點綴著枯萎的黃色野花的茫茫曠野，就是一片片黝黑嶙峋的壠崗或平緩的山丘。在山崗間，偶爾會閃過黃羊矯捷的身影。駱駝背負著沉重的物品緩步走過了成百上千公里，可是荒原的面容卻絲毫未改，依然是那樣無精打采，孤獨抑鬱。太陽西沉，夜幕籠罩大地，無雲的夜空中數不清的星星閃爍起來。駝隊又往前趕了一程，才停下來就地宿營。駱駝一被卸去身上沉甸甸的馱包，就在趕駝人的帳篷前快活地卧了下來，而它們的主人此時正忙活著一頓並不可口的晚餐。一個鐘頭過後，人和牲畜都入睡了——於是，死一樣的寂靜再度成為曠野的主宰，天地之間無聲無息，彷彿連一個生靈都不復存在了……」

這一段描寫突出了羅布泊當時的荒涼之感，漫天的黃沙蔽日，偶爾會閃過幾隻矯健的生物穿梭於這寂靜的黃土之上，但是這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並未磨削他的意志，漫長的旅行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養成了周密考慮自己一切行動以及每一步驟的習慣。苦行僧般的意志使他自己堅持了下來，也讓他的團隊堅持了下來，一步步走向計劃中的終點。

在普爾熱瓦爾斯基這幾次探險之旅中，他留下了大量著作、地圖、照片、繪畫和眾多的實物，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而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大自然愛好者和博物學者，他又帶回眾多鳥類、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和魚類標本，並在歐洲學術界首次系統記載了野駱駝、野馬和西藏熊的信息，為博物學和亞洲內陸動植物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是一位先驅者：

普爾熱瓦爾斯基（以下簡稱普氏）是中國邊疆探險的先驅，他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的探險成就令世人難以匹敵。普氏是俄國人，1839年生，1888年卒，病歿於第五次中亞考察的途中，享年49歲。

從1867-1888年的二十一年期間，普氏有11年完全是在中國探險，先後完成了對遠東烏蘇里地區探險、蒙古青海探險、羅布泊探險、西藏探險以及黃河源頭探險等五次。在21世紀初，以我們現有的技術條件到達上述任何地區都可說輕而易舉，連火車都開到了拉薩，但是在普氏生活的19世紀，如果不是透過文字，我們已很難想像考察的艱難與險阻。

普爾熱瓦爾斯基最後的第五次探險之旅，最終壯志未酬。在他的遺囑中，這樣寫道：「我一點也不怕死，我曾幾次同死亡面對面打過交道。我死之後，一定要把我埋葬在伊塞克湖邊波浪所不及的地方，墓碑上簡單地寫下這樣的文字：『旅行家普爾熱瓦爾斯基』，並把我殮以探險服放入棺內」。他以這種方式最終留在了中亞，留在了如今被稱為普爾熱瓦爾斯克的地方。在當時那一批世界著名的探險家中，他可能算是離世時最年輕的，但其成就卻足以使其永生。

勇敢和無畏一直是探險家的首要條件，也就是說，想做探險家，必須得有亡命徒的氣概，否則像一介文弱書生那樣只會呆在古籍里，終成不了大器。1872年在前往青海湖的途中，7人組成的考察隊在山口遇到了近百名全副武裝的匪徒，嚮導勸告考察隊趕快走回頭路，但是考察隊下定決心要麼穿過去，要麼戰死。普氏說，「我們的處境很危險，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土匪的怯懦上。」考察隊堅持前行，土匪果然退卻。1879-80年的西藏探險，普氏艱信他能抵達拉薩，他說，「如果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得萬無一失的話，那我們什麼時候也到不了青海，到不了羅布泊，甚至現在也到不了柴達木。在我們這樣的旅行當中，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也要毫不猶豫地往前闖。」普氏經歷的對生存的考驗，若非親自體驗，光靠一支筆肯定寫不出來。

之所以說普氏是無與倫比的探險家，就是普氏把整個一生都獻給了探險事業，他甚至連女人都不要，一直單身直至辭世。普氏說，「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裡，有絕對的自由和我熱愛的事業，在那裡比結婚住在華麗的殿堂里要幸福一百倍。」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是普氏畢生的追求，他說，「我已不習慣彼得堡的生活，在荒漠里有自由，而在這裡過的是鍍了金的奴隸生活，我也永遠不會習慣這種人為的文明生活，確切點說，這種醜陋的生活。」一個人若想作出超逾常人的成就，恐怕真得犧牲太多的東西。

普氏探險中國的時代，正值列強瓜分世界的狂潮。和遠在非洲傳播福音的李文斯頓不同，普氏的探險目的很單純，就是為沙俄政府服務，普氏的所有考察報告都成為後來俄國制定對華政策的文獻來源，而且普氏也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侵略目的。在考察新疆巴音布魯克時，普氏在給沙皇政府的報告中建議，「俄國邊界從那拉嶺移到達蘭達坂，以便在強佔伊犁外，再將大小兩個巴音布魯克確定為我國領土。」

因為侵略的目的明顯，儘管打著科學考察的旗號，還是掩飾不住普氏那種白人的高傲和對中國人的蔑視。1879年在去西藏探險途中，普氏曾表露過，「我從多年中亞旅行的經驗中得出一條實際的信念：在這野蠻的地區，在當地的野蠻居民中間，囊中有錢，手中有槍，善於用這兩樣東西對土著採取命令態度，這正是一個旅行家事業成功的必要保證。」考察隊前往拉薩的途中，藏人堅決不為俄國人做嚮導，普氏遇到兩個蒙古人，蒙古人也不願意嚮導，普氏便命令他們隨行，逼迫他們誰要逃跑，就開槍殺了他，蒙古人被迫告訴了普氏去往柴達木盆地的路。在考察長江源時，普氏考察隊與果洛部落人發生衝突，發生兩小時槍戰，結果普氏一方武器先進，打死了40藏民。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肆殺戮，這是普氏的罪行。

在我看來，普氏這個人尤其複雜，身上鮮明地兼具天使和魔鬼的雙重本性。為了獵取榮譽，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惜採用各種手段，包括大開殺戒，既殺人也殺動物。

Equus ferus（普氏野馬）

但同時，種種重大發現都令普氏名垂學術史。普氏親歷阿爾金山，糾正了歐洲地圖上的錯誤，因為當時歐洲的地圖上根本就沒有阿爾金山，歐洲人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阿爾金山。普氏是第一個深入青藏高原中心的歐洲人，普氏的旅行不僅僅滿足於地理學考察，他搜集到702張獸皮，爬行和兩棲動物1200種，魚類75種，鳥類50餘種5000多隻，普氏採集的標本彙編成三卷本科學巨著《哺乳動物綱》，《鳥綱》和《冷血脊椎動物綱》；普氏還搜集到1700種共計15000株植物標本，他把所有新種都繪成了圖畫。普氏在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博物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舉世公認。普氏的這些工作對後來中國西部地區的研究逐漸地表現出巨大的意義，而且越來越重要，因為普氏曾經記錄並標本的有些物種如今已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