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里的中國」：上世紀50年代「中國＝貧窮」等式盛行西方

參考消息網1月4日報道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誌近期刊發主題為「我人生里的中國」的系列文章，邀請多名西方學者講述他們與中國的淵源以及他們眼中的中國，以時間軸的形式來看近70年來中國的發展與變化。本網將陸續刊載該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此文為該系列文章第一篇，原題為《我人生里的中國——個人旅途：20世紀50年代》，作者系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榮譽退休教授讓-皮埃爾·萊曼。原文摘要如下：

4歲的時候，父母帶著妹妹、外祖母和我乘船來到日本的橫濱。我們從法國的港口城市勒阿弗爾前往紐約，然後橫穿整個美國從舊金山搭船。

那年是1949年——中國解放之年。去日本的路上，我們曾在香港停留。後來，我在50年代多次重返香港。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持續不斷的難民潮和貧窮，記得成千上萬人住在他們從內地逃來時所使用的駁船上。

我在東京（最初還在美國的佔領下）上的第一所小學是由修女經辦的，我記得有個修女據說是從中國逃到日本的。

當時反華宣傳十分猛烈。

隨後是朝鮮戰爭，美國和盟軍官兵經由東京奔赴戰場，或者在這裡休息和康復或住院治療。

從我兒時的經歷來看，中國的形象清晰明了：中國人貧窮、殘忍——而且是頭號大敵。

對香港的屢次造訪和橫濱唐人街里人們的生活狀況都證實了這種貧窮感。

在我的童年時代，電影和文學（包括漫畫書）不斷強化了那種殘酷和敵對形象。

父母有很多朋友來自台灣（那時我們都稱之為「中華民國」），他們也證實了中國（大陸）是敵人的觀點。這毫不奇怪。

1960年，我來到華盛頓，在那裡一直待到1966年。

在肯尼迪執政、隨後遭暗殺身亡的歲月里，我在喬治敦大學外交學院就讀。

那時候美國以及它的所有盟友都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而這個「中國」是指蔣介石軍人統治下的台北當局。

1964年我在喬治敦大學上學的時候，法國總統戴高樂發起反擊，宣布北京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

我們的政治課主題仍然是把中國當成敵人。

儘管「貧窮中國人」的文學題材是賽珍珠在小說《大地》中首創，不斷重提這個話題仍然對我這一代人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說實話，在美國境內也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親華遊說團體，主要由傳教士組成。儘管如此，「貧窮中國人」的說法長盛不衰。

中國的貧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境內華人社會的現實相符，這給予了上述觀點更多支撐。

我在喬治敦大學讀書的幾年裡，臟衣服都是拿到一個中國洗衣店去洗的。回想起來，這是我與中國人僅有的實際接觸。

當然，還有中國人經營的所謂中餐館。但當時他們供應的飯菜為迎合美國人的口味而顯得不倫不類，包含了很多美式中餐發明。

直到1965年美國改變了移民政策而開始大力網羅外國科研人才之後，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才開始登陸美國。

我在1966年離開了那個國家，因此沒有親眼見到那股新的浪潮。不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80年代我回美國時得知，麻省理工學院被稱作「台灣製造」。時代真的變了。

我在喬治敦大學上學期間，亞洲學生不多。他們當中某些人無疑有華人血統，但我不記得有「純正」的中國人——無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還是來自台灣或香港的。

1966年至1967年，我花了一年時間遊歷東亞各地。

雖然我本人對中國的看法在60年代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當時流行的中國形象仍然是貧窮、殘忍——以及是敵人。

不過，中國的形象開始有所分化。雖然「中國=貧窮」這個等式到60年代中期依然盛行，但海外華人在20年以後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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