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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始末 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簽訂背景和經過

日本強制和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朝鮮大門被打開之後,歐美帝國主義列強開始將魔爪伸入朝鮮。《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是朝鮮和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這一條約將朝鮮的門戶徹底向世界打開。那麼,日本和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背景和經過究竟是怎樣的呢?

背景

1882年簽訂的《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是在中國、朝鮮和美國三國互動、協商的情況下達成的。朝鮮王朝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一直厲行鎖國政策,曾擊退法美艦隊入侵,並在全國各地豎立斥和碑,上面寫道:「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體現出朝鮮堅持閉關鎖國的決心。朝鮮也因此成為亞洲最晚開放門戶的國家,被西方國家稱為「隱士王國」。1876年,日本以武力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成功打開了朝鮮的國門。雖然《江華條約》簽訂數年後朝鮮政府並沒有與歐美列強締約通商的行動和打算,但該條約的簽訂畢竟為後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打下了基礎。

而此時的美國在經歷了南北戰爭後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實力不斷強大。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始和進行,美國把觸角伸向了遠東地區,企圖打開當地的市場,便於美國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19世紀中期,美國輝格黨政府實行重商主義政策,打開了中國和日本的國門。美國內戰之後,執政的共和黨也繼續遵循商業擴張原則作為其東亞政策的基本準則。朝鮮半島自然不出美國視野之外。但由於朝鮮王朝對內加強中央集權,對外堅持鎖國政策,美國在日本成功使用的「炮艦外交」竟沒能在朝鮮奏效。1866年發生舍門將軍號事件,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駛入朝鮮大同江,要求朝鮮政府與之通商,結果商船遭到攻擊而沉沒;1871年美國亞細亞艦隊進攻朝鮮江華島,史稱「辛未洋擾」,雖然取得了軍事勝利,但由於朝鮮軍民的堅決抵抗而撤兵作罷。但美國並未灰心,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美國再次對朝鮮提出開放國門的要求,並準備借《江華條約》之東風迫使朝鮮的門戶向歐美國家全面敞開。

朝鮮的宗主國清朝政府由於洋務運動的發展,實力開始增強。而清廷對朝鮮的一貫政策是「內政外交從不與聞」,對朝鮮的對外開放也持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態度一直持續到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期間,當時被清政府僱傭的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透露日本在侵台之後將用兵朝鮮,因此建議朝鮮與法、美締約通商以防日本。但清廷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卻認為:「高麗國小而完,熏嚇不動,中國似未便勸令與法美通商。……況美無遠略,法多內患,實不暇此。」後來清朝禮部給朝鮮的咨文中也未鼓勵聽從日意格的意見。但經過了《北京專約》和《江華條約》的訂立,日本的威脅和朝鮮的危機逐漸浮出水面,清政府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是1876年10月李鴻章致朝鮮領中樞府事李裕元的書函中指出:「西洋英俄者國專務通商,地球從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此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暗示朝鮮與歐美締約通商。其次是以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為契機,更刺激了清政府對朝政策的調整,由以前的消極應付轉為積極干預。1879年6月清福建巡撫丁日昌在條陳海防事宜時專門提到朝鮮問題。他說:

「臣愚以為,高麗已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則不如統與泰西各國立約,何則?日本有吞噬高麗之心,而泰西無滅絕人國之例。將來倘倭、高啟釁,凡有約之國,皆得起而議其非,庶幾日本不致悍然無所忌憚。……若泰西仍求與高麗通商,似可由使臣密勸勉從所請,並勸高麗派員分往有約之國。苟能聘問不絕,自可休戚相關,一切得力軍火,我亦可密為挹注,俾足圖存。倘遇倭、俄二國意圖蠶食,我固當以全力衛之,並可邀齊與高麗有約之國,鳴鼓而攻,庶幾高麗不致蹈琉球覆轍。否則高麗亡,則倭、俄與我東三省實逼處此,此固心腹之疾,非僅肘腋之患,不同琉球棄取無關得失也。」

丁日昌的奏摺最有說服力的部分莫過於不使朝鮮「蹈琉球覆轍」的理由。除此之外,當時盛傳的「俄國威脅論」也是促使清政府改變對朝政策的另一原因。總理衙門受到丁日昌的奏摺啟發,正式決定採取行動,設法讓朝鮮同歐美締約通商。但清政府的對朝政策不可遽然改變,無法下命令強迫朝鮮,只好採用「勸導」的手段,於是讓李鴻章又一次致函李裕元,明確提出讓朝鮮「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但他的建議遭到李裕元的拒絕。不過在次年,清朝駐日使館對朝鮮使臣金弘集所做的工作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駐日參贊黃遵憲寫的《朝鮮策略》不僅極大地影響了朝鮮決策層,更在朝鮮引發了政治地震。總之,隨著日本與俄國的威脅增大,清政府一方面認為朝鮮與歐美建交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則本著「以夷制夷」的觀念,希望引進歐美以制衡日俄對朝鮮半島的威脅,進而保障清朝的安全。清政府對朝鮮外交政策的主張和影響,也為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創造了條件。

經過

美國求助日本

1878年秋,美國海軍部決定派遣海軍中將薛斐爾(Robert Wilson Shufeldt,又譯蕭孚爾)周遊中東、東亞,以促進美國對亞非貿易的發展,其中一項使命就是嘗試打開朝鮮的國門。薛斐爾於1878年12月初由美國出發,取道非洲西海岸北上,經地中海、紅海、波斯灣、印度洋,於1880年4月15日抵達日本長崎。薛斐爾到日本後,乃設法與朝鮮建交。

薛斐爾曾在1867年奉命赴朝鮮調查過舍門將軍號事件,但無功而返。此次他來日本之前,美國國務院就已經委託日本政府居間協調。日本外務卿井上馨擔心日朝關係因此惡化,但又不好拒絕美國人的請求,所以訓令駐釜山領事近藤真鋤協助薛斐爾打通朝鮮東萊府方面的關節。薛斐爾來到釜山後,請近藤代為會晤東萊府使沈東臣,但沈東臣以不得接觸洋人、不得上呈書契的規矩而予以拒絕。薛斐爾返回日本後,經過與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 Bingham)商量,拜託井上馨親自出馬,寫信給朝鮮禮曹判書尹滋承,這樣薛斐爾書信也能附於信後而送到朝鮮人手中。井上只好答應寫信,勸導朝方與美國建交,並將薛斐爾書信譯為漢文附於信後,由近藤真鋤遞交給朝鮮政府。到了1880年8月11日,訪日的朝鮮修信使金弘集(金宏集)將尹滋承的回信和薛斐爾書信一併呈給井上,朝鮮方面借口薛斐爾書信中把「Corea」翻譯成「高麗」是辱國(高麗王朝是朝鮮王朝的前朝,將「朝鮮」譯成「高麗」就相當於把「大清」譯成「大明」一樣),因而退還了薛斐爾書信。美國依靠日本斡旋來促成朝美建交的希望便破滅了。

中國參與斡旋

在辛未洋擾時,美國曾請清政府介入中朝關係,但被清政府拒絕,所以此次美方起初並未有聯絡清廷的打算。但薛斐爾在等待朝鮮回信時,就已經預計不會有好消息,於是他轉向駐長崎的中國領事館求助。領事余瓗將此事上報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原本就有勸朝鮮與歐美修好以防俄的構想,因此對美方的求助極為重視,在1880年6月7日上報總理衙門。朝美建交正好符合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戰略,而李鴻章更為了避免因為美日合作而使中國在朝鮮地位邊緣化的狀況出現,故在得知美國人主動找上門來的消息後,便迫不及待地於1880年7月23日邀請薛斐爾訪問中國天津。8月25日,薛斐爾在天津會見李鴻章,向他表達了借中國之力與朝鮮建交的請求,李鴻章也答應致函朝鮮政府疏通。李、薛兩人抵掌而談,一拍即合。同年11月,薛斐爾返回美國述職,美國國務卿布萊恩贊成透過中國與朝鮮締約的建議,便於1881年3月15日任命薛斐爾為駐華使館武官,前往中國負責對朝締約事務。清政府也在1881年2月23日批准將朝鮮外交事務從禮部完全移交北洋大臣和駐日公使。中國斡旋朝美建交的過程就此展開。

朝鮮態度轉變

就在李鴻章與薛斐爾達成共識之際,對朝美建交起到關鍵性作用的事情發生了,這就是黃遵憲贈給金弘集《朝鮮策略》。出使日本的朝鮮修信使金弘集在與日方交涉的過程中,順便多次進出中國駐日使館,與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和參贊黃遵憲進行筆談。何、黃多次向金弘集指出打開國門與歐美建交的重要性,而且黃遵憲還親自寫了名為《朝鮮策略》的小冊子贈與金弘集,論述朝鮮應當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一起抵制沙皇俄國的南下。《朝鮮策略》被帶回朝鮮後,直接促成了朝鮮政府態度的變化。此時無論是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還是領議政李最應(興寅君),都對《朝鮮策略》深表贊同。但這也引起朝鮮國內的軒然大波,保守儒生於次年發起了「辛巳斥邪運動」,上疏抨擊《朝鮮策略》,斥責黃遵憲和金弘集引狼入室,堅決反對與美國締約建交。這次以上疏為主要形式的政治運動遭到朝鮮政府的嚴厲鎮壓,甚至還引發了文字獄,多名儒生因為上疏文中語出不敬而被處死或流放,到1881年秋破獲安驥泳的舉事,朝鮮政府才算暫時壓服了反對聲音。

另一方面,1880年冬,朝鮮國王李熙派密使李東仁、卓挺埴先後來日本,向中國駐日使館轉達了對《朝鮮策略》的信服,並懇請何如璋公使出面斡旋朝美關係;1881年初,朝鮮政府又派李容肅出使中國,向李鴻章表達了欲與歐美立約之意,請求李鴻章「一一開誨碩劃」。李鴻章遂令幕僚馬建忠和鄭藻如等代擬朝鮮與各國通商章程,交李容肅帶回朝鮮;又命鄭藻如修書於朝鮮貢使任應准,論述「聯美七利」,提議朝鮮迅速派要員來華協商。由於「辛巳斥邪運動」正在蔓延,所以朝鮮政府雖有意與美國建交,卻無法立即派出使節。但是,中美兩國聯手合作,加上朝鮮政府的態度轉變,《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已是水到渠成,任何腐儒的意見都無法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了。

條約締結過程

1881年夏,薛斐爾回到中國,兩度就朝美建交的進展問題詢問李鴻章,李鴻章並未對薛斐爾作出肯定答覆,只勸他耐心等待,性急的薛斐爾對此十分惱火,甚至懷疑李鴻章有食言的可能。與此同時,朝鮮譯官李應浚為通報朝鮮將派學徒學習洋務之事來津,李鴻章趁機命鄭藻如再次修書於朝鮮,督促朝鮮派使節來天津與薛斐爾接觸。不久後朝鮮預定的使節趙龍鎬暴死,朝鮮遂改派金允植為領選使,率學徒來華,並確認與美國締約建交一事。1881年12月,薛斐爾獲知朝鮮議約使臣即將來華的消息,1882年1月19日他收到了美國總統阿瑟授予他對朝議約的全權委任狀,於是計劃在1882年春在天津議約,5月赴朝鮮簽約。清廷也在1882年1月23日頒布上諭稱:「朝鮮久隸藩屬,自應隨時維持調護,即以固我邊陲。該國必與美國訂約,則他國不至肆意要求,於大局實有關係。著李鴻章隨時相機開導,妥為籌辦,該國聯美之計,為日、俄各國所不願,該大臣亟應加意慎密,毋貽口實。」正式將斡旋朝美締約的任務交給李鴻章負責。

稍早前的1882年初,朝鮮國王李熙派的領選使金允植及學習洋務的60名學徒抵達中國,而金允植身上更重要的任務則是確認與美國締約建交一事,正如他後來回顧的那樣:「蓋議約事居十之八九,而學造事不過一二耳」。李鴻章在保定府與金允植接洽,起初朝方要求清朝皇帝「明降詔旨」,要求朝美締約,並由清政府派員主持,李鴻章為了不「轉予外人以挾持之柄」,拒絕了此提案;隨後金允植又奉國王密諭,請求李鴻章代為主持,最後決定朝鮮派出全權使臣在天津議約、在朝鮮簽字,還將馬建忠、黃遵憲、李東仁所擬的三種條約草案反覆比對,確定了包括「屬國自主」(朝鮮承認自己是中國屬國,但外交自主)、徵收關稅、不立教堂等原則。然而,因為朝鮮國內排外情緒還很濃厚,國王難以公然派遣全權使臣赴華議約,所以李鴻章在1882年3月下旬回天津後,便代替朝鮮和薛斐爾談判,津海關道周馥、二品銜候選道馬建忠及美國駐華公使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亦參與其中。他們從3月25日到4月18日進行了五次會談,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屬國自主」條款,薛斐爾認為美國只能跟獨立自主的對等國家締約,故堅決反對條約中出現「屬國」字樣。經過幾番折衝,雙方決定空出第一款即「屬國自主」條款,等待美國政府的指示,不得已由朝鮮政府在該條約外,另備照會聲明中朝的宗藩關係及朝鮮的「自主之權」,其他條款並沒有明顯爭議,於是李鴻章和薛斐爾在談判結束後草簽了條約,《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就基本定稿了,隨後李鴻章派李應浚將約稿帶回朝鮮。

1882年3月,朝鮮政府派魚允中、李祖淵二人赴天津參加預備會談。4月22日,魚允中、李祖淵尚在途中,而薛斐爾卻不肯久留中國,遂攜與李鴻章草簽之約稿赴煙台,準備動身前往朝鮮。李鴻章一面將此事通報朝鮮統理機務衙門總理大臣李最應及朝鮮國王李熙,一面派馬建忠與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乘兵船偕往,協助薛斐爾與朝方順利締約。5月8日,馬建忠一行先抵朝鮮漢江口,與朝鮮官員李應浚、趙准永、金景遂等及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進行接觸,薛斐爾於5月11日才到達。5月14日,朝鮮國王所派的議約大臣申櫶、金弘集姍姍來遲,先後登上中美軍艦拜訪。馬建忠要求朝方準備全權委任狀和「屬國自主」照會,並將他本人擬好的「屬國自主」照會草稿交給金弘集。5月19日金弘集將委任狀和照會出示給馬建忠,雙方簽約手續至此具備。在此期間,朝美雙方也舉行了談判,除了朝鮮要求禁止米穀輸出以外未有其他異議,雙方妥協的結果是限於仁川禁止米穀輸出。1882年5月22日,在中國官員馬建忠、丁汝昌的監臨下,申櫶、金弘集與薛斐爾在濟物浦(今韓國仁川)臨時搭建一個帳房裡簽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同時薛斐爾還收到了朝方提交的「屬國自主」照會(薛斐爾自稱是兩天後才收到的)。

《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議定引起日本的高度關注,馬建忠乘坐的軍艦駛抵漢江口停泊時,早有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乘兵船在該處等待。花房義質登船拜訪馬建忠,企圖窺探《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內容,中、朝、美三方均秘而不宣。薛斐爾在條約締結兩天後即返航上海,馬建忠、丁汝昌則前往漢城謁見了朝鮮國王李熙及世子李坧後回國。1883年1月9日,美國參議院批准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2月27日,美國政府任命福德(Lucius Harwood Foote)為美國首任駐朝公使,1883年5月抵朝赴任,與朝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閔泳穆交換了條約,除了第六款略加修改(補充「不禁美國船隻從朝鮮此口至彼口裝出口之土貨或交卸運來洋貨」)以外,其餘未作改動,這標誌著《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正式生效。關鍵詞:朝美修好通商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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