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她的生活，99％人感覺自己白活了
一個年過80的老太太，一個穿著時尚的墨鏡男，看似不相干的兩個人行走在法國的鄉間小路上，為有故事的普通人拍上一張照片，貼在建築上，放大他們的幸福。
從拍攝手法上來說，這部紀錄片，有很多環節是被刻意設計過的，不是典型性的紀錄片，但是仍不失它表面下深刻、冷靜、和思考的地方。無論是畫風、還是音樂，都符合法國這個具有藝術的國度，自由而浪漫。
幸福放大，普通人的輝煌瞬間
片中瓦爾達說到，「偶然性是讓我創作的靈感。」於是，他們邊走邊捕捉，他們的眼睛像極了放大鏡，將孤獨的農耕者變成了糧倉的守護神；他們的眼睛像極了聚光燈，將咖啡店裡普普通通的服務生變成了小鎮穿波點裙的打卡明星。
藝術是有魔力的，藝術是讓人感到神奇的。執著於前往村莊去捕捉臉龐，就是因為這一張張面孔下隱藏著故事，也許這些故事已經被遺忘，也許它們就不曾被提起。
就像曾給瓦爾達送過信的郵遞員，以前幸福的笑臉就是載著信件、騎著自行車穿過小巷，車上被熱情的村名塞滿瓜果。然而這種簡單又親近的感覺似乎因技術的發展所遺失。同樣在小鎮的化學工廠里，化學品危險性極高，處處充滿危險，但他們依舊樂觀，只有小心敲開他們的心門，才會發現隱藏在他們內心不為人知的故事，有可能明天即將退休，有可能只是一個維持生活的日薪工，他們的明天在哪裡，也許他們明天就不會被人提起。
這種失落感每個人都會有，只是因為是普通人，所以沒有人在乎你看待事物的角度、對待事物的態度。但對於個人來說，普通人也需要被關懷，被矚目！而這種關注帶給我們一種幸福，這種幸福竟然如此豐滿，這種矚目竟然如此輝煌。誰不是芸芸眾生的一員，誰不希望被幸福眷顧。
時光流逝，但歷史被重拾
瓦爾達已經是88歲的老奶奶了，記憶力也許不太好了，所以她總說，「為遇見的臉龐拍下照片，這樣我就不會再不久後遺忘了他們。」
有時候被遺忘的不僅僅是臉龐，而是一段歲月。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人們所受到的牽引力有很多，這些力量把人們從村莊拉到城市，從紙張拉到電子屏，使生活加速，變得有點盲目。
礦工就是被記憶所模糊的一個形象，小鎮中有一條礦工宿舍街道，目前已經很少有人居住了，只有妮娜一人不願意搬離。原因就是這兒有太多的記憶，而這種記憶是旁人不能理解的。其實她知道，一旦搬離這裡，也許連記憶都會隨著時光找不到蹤影。
時光就是這麼神奇，可以沖談一切，也可以在人身上留下痕迹，瓦爾達白色的頭髮已經說明一切，「把每一次相遇都當做是最後一次」。因為世間萬物都有它自己的道理，而這些道理就是在時光中慢慢領悟、慢慢學會的。
既然山羊長角那就保留，天性讓他們打架就不要阻止，人們應該尊重這個規則，不被利益所驅使；貼在海邊碉堡上的照片，如果被潮水沖刷掉，那也不必強求，潮起潮落總會留下些什麼。
歲月如梭，記憶其實只是藏在了某個角落。用鏡頭記錄的，只是一個畫面，但臉龐與記憶請留在我們的心裡。
歲月遠去，但記憶從未走遠
影片的主題一直在告誡我們不要忘記過去，片中瓦爾達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當瓦爾達遊歷到諾曼底海邊時，懷念起了幾十年前的蓋·伯丁，和他們一共創作的時光。的確，瓦爾達帶著記憶，回到了攝影作品裡。那時他們拍攝的作品已經足夠大膽了，裸體、抽象、意識流。
蓋·伯丁作為法國著名攝影家，他一生中創作的攝影作品始終貫穿著這樣的超現實線索：夢境的荒誕、記憶意象、視覺謬誤、形形色色的不協調、不和諧因素等。也正是這些成為他後期時尚攝影的一個獨特特徵，也因此獲得世界聲譽，創造了商業時尚攝影走向藝術的神話。
蓋·伯丁攝影作品
瓦爾達在片中還去探望了一位已故超現實主義的攝影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布勒松被稱為「人類喜劇的報道者」，也是「決定性瞬間」的實施者。「決定性瞬間」影響著瓦爾達藝術的拍攝，它要求攝影師的眼睛、身體和頭腦有著高度的協調配合能力，當一個形式上、心理上微妙的瞬間出現在鏡頭前的剎那，攝影師要本能地快速做出判斷，捕捉到這個充滿意義的瞬間。
拍攝勒阿弗爾港口工人的妻子們時，瓦爾達就忘記自己是攝影師，不去干涉，而是融入到整個事件中去發現並記錄，以達到自己所需要的表達。
跳出影片，我們也應該來講講瓦爾達和他的好朋友戈達爾。
在片中穿插了瓦爾達很多早期的影視作品和攝影作品，比如《五時至七時的克利奧》、《牆的呢喃》、《拾穗者》、《麥當勞橋上的求婚》等等。這些影片或大膽、或真實，她不喜歡用虛構的社會背景，而是真實地記錄、跟隨和觀察。
瓦爾達，全名，阿涅斯·瓦爾達，法國女導演，有「新浪潮祖母」的美譽。以攝影起家，曾當過攝影記者。1928年出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1940年為了躲避戰禍到了法國，在巴黎念書。21歲就開始在亞維儂藝術節擔任劇場攝影師，並前往古巴、西班牙等地從事紀實攝影，被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評為終身成就獎。
瓦爾達《牆的呢喃》
瓦爾達的影片可以唯美地歌頌景緻，像《牆的呢喃》，也可以探討時事《遠離越南》，所以她的作品時常會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和女權主義思想。
瓦爾達《遠離越南》
也因她對電影形式的大膽解構，在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開拓出一片廣闊的模糊地帶。
令瓦爾達沒想到的是，她的好朋友戈達爾卻讓她「失去」了電影的掌控。瓦爾達帶著戈達爾最愛的小麵包來到他家門口，然而大門緊鎖，只有一句彼此間能讀懂的暗語，瓦爾達委屈哽咽著說，我喜歡他，但他真是個老混蛋！
我想也只有特別好的朋友才敢這麼做吧！
瓦爾達和JR用鏡頭鋪捉到我們最幸福的瞬間，這種感動俘獲了我們柔軟的內心。讓我們感受到即使很普通，但依舊能被幸福寵幸，因為有你們，我們不曾被遺忘。
去養老，而不是被束縛
世界已經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據統計，到2020年將有13個國家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即人口中的20%為65歲以上的老年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也正在快速地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迅速增加，越來越多的關注點都放在了老年人身上。然而，他們過得真的好嗎？
看似忙碌但不夠洒脫。中國的廣場舞在世界的舞台上也是拿得出手的，跳舞的人大多年齡為40到70歲，絕大多數是退休的大媽。她們用紅褲子、綠褂子佔領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用跳舞解放身體，撫慰孤獨。
當然，也有很多老年人會去參加一些社會團體活動，比如老年大學、詩歌協會、唱歌與舞蹈隊、書畫協會等來充實自己的業餘生活。
但是他們逃不出一種禁錮，自己為自己設置的困境。比如照料孩子，這是中國一個特殊卻常見的社會現象，他們要去幫助自己的孩子照顧孫輩，有時相隔太遠，他們也要奔赴異地。
中國老年人人也很拒絕養老院這種方式，因為他們這被視為一種拋棄。在中國人看來，孩子贍養自己的父母天經地義。
然而西方的老人卻不是這麼認為的，據北美一家環球游輪旅行的數據了解到，一項114天的游輪旅行吸引了大量的老年人，旅客的平均年齡是75歲。在加拿大高速公路上，騎哈雷機車、穿皮衣皮褲出來兜風的老年人車隊不佔少數。
他們對生活的態度更隨性一些，做自己喜歡的事，心態的淡定，不會受兒女瑣事的捆綁，去追求更大的世界。
我們現在還正處於「命運由自己做主」的階段，趁還有時間去重新發現人生的趣味和意義，去找回那些曾經因為忙碌而忽略掉的小美好吧，願我們笑著離開這個世界時，不留遺憾。
參考文獻:
[1]Janice Mouton,From Feminine Masquerade to Flaneuse: Agnès Varda"s Cléo in the City[J],Cinema Journal,2001-40(2):3-16
[2]K Dieckmann,Godard in His "Fifth Period": An Interview[J].Film Quarterly,1985,39(2):2-6
[3]應宇力, 藝術電影的「書脊」——綜述瓦爾達影片的視角、手法和風格[J],藝苑,2007,(1):13-18
[4]Tom Milne,Godard On Godard[M],American.Da Capo Press,1986:10
[5]單萬里, 阿涅斯·瓦爾達影片年表[J],當代電影,2004,03:141
[6]胡鋼鋒,魏琦,視覺與精神的探索——蓋·伯丁的時尚攝影探析[J],裝飾,2012,(11):76-78
[7]焦雄屏, 法國電影新浪潮[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320
TAG:網易公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