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寫成一本書無人問津，甲午戰敗被搶一空，作者嘆悲哀

羅山

1893年，就是甲午戰爭的前一年，浙江人黃慶澄前往日本遊歷，以「咨其政俗得失」。在長崎，黃慶澄問老華僑，日本人好打交道嗎？老華僑答曰，三十年前，華人備受優待，如果是文人學士，禮數更加周到。如今可不一樣了。面對日本的巨大變化，黃慶澄發了很長一篇議論。他認為 「日本維新之政，誠為得矣」，的確很成功。但日本風俗「喜動不喜靜，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無堅忍之氣」，這雖是日本人的短處，但也是明治維新能迅速取得成效的原因，應當說這個見解相當深刻。黃慶澄熱切呼籲中國人向西方學習，但也明白，這種事情對於清朝而言非常艱難。

駐日使臣汪鳳藻告訴他，日本維新僅僅二十餘年，雖然不能說每件事都盡善盡美，但現在已經粗具規模了，「不可謂國無人也！」 黃慶澄很早就研究西學，汪鳳藻更是同文館學英文出身，又考上進士入了翰林，不折不扣的學貫中西，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學霸卻在出使大臣的位子上鬱郁不得志。康有為此前也曾上書光緒帝，「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結果京中士人都認為他有毛病。汪鳳藻對黃慶澄推心置腹地說，「今日之談洋務者，僅可著書而已！」

黃遵憲

一年以後，甲午戰爭爆發，攻守易勢。此前的對外戰爭輸給陌生的西洋人，中國人和西洋人，從人種到語言、從文化到制度，處處都不一樣，國人只看見洋人的槍炮厲害，怎麼也不會認為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失敗。而明治時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維新派心目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日本在當時的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低配版的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比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早。在當時人看來，兩國原本就同文同種，清朝還佔據先機，這次輸給日本，這說明什麼？這一定是體制問題。於是，譚嗣同在湖南痛吟「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公車上書，梁啟超寫下「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的名句。

日本借明治維新實現了甲午戰爭的軍事勝利，也將清朝「中體西用」改良路線徹底堵死，傳統的政治、文化邏輯徹底喪失了合法性，反保守、求變革的革命行動從此一瀉汪洋，浩浩蕩蕩，不可阻擋。一個簡單的例子足以證明這種變化：1877年，廣東人黃遵憲隨何如璋赴日，擔任駐日參贊，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劇變。黃遵憲花費8年時間完成了《日本國志》，詳細介紹了明治維新的全程，並對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制度進行了全面地客觀介紹。然而寫成後卻無人問津，甚至沒有書局願意出版。1895年甲午戰敗，這本《日本國志》迅速付梓，一再加印，洛陽紙貴。一心想要改革強國的黃遵憲對此哭笑不得，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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