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朝鮮停戰時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

文史 01-05

來源｜新浪網

作者｜沈志華

彭德懷在朝鮮停戰協定上正式簽字

1953年無論對於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共和黨在闊別白宮16年後推出艾森豪威爾重登總統寶座，最著名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後克里姆林宮迎來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矚目的是引起東西方嚴重衝突的那場戰爭——朝鮮戰爭結束了。

在歷史研究中，朝鮮戰爭的結束同它的源起一樣，給史學家留下了許多令人疑惑的謎團。80年代，不少西方學者認為戰俘問題得以順利解決，主要是因為美國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懾發生了作用，儘管爭論頗多。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和俄國檔案文獻的問世，蘇聯和中國領導人在打破停戰談判僵局中的作用開始受到注意。但是人們仍然有一些問題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結束這場戰爭的，還是蘇聯新領導人迎合了毛澤東的停戰主張。本文試圖依據最近幾年披露的中俄雙方的檔案資料，闡釋在1953年朝鮮實現停戰的過程中，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以及他們之間的合作與分歧。

中蘇決心與美國對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支持毛澤東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可以說，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蘇在朝鮮問題上的基本戰略是一致的。

當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時，金日成就主張儘快結束談判。蘇聯駐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但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者中斷」，而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毛澤東在回電中竭力向金日成說明，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著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並不斷蒙受損失，使蘇聯的建設和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得到發展，「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表示中國將「竭盡全力保證朝鮮人民渡過難關」的同時，也告訴金日成，「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這一建議和方針，「會告訴菲利波夫同志並徵求他的意見」。金日成雖然表示接受中國的意見，但他與蘇聯大使談話時還是堅持：「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實際上，金日成主張放棄「全部遣返」的原則，還有一個迄今為止不為人知的背景，即他也主張扣留南朝鮮的戰俘。據後來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北朝鮮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朝鮮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

看來問題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決。1952年8月周恩來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對朝鮮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第一可以打退敵人進攻，第二能夠守住現有陣地，第三還可以發動進攻。總之，「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還向周恩來提出了一個他認為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問題，他提醒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然而，美國不但沒有任何讓步的表示，反而於10月8日宣布無限期休會。此後，戰俘問題轉為在聯合國內展開討論。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項草案，建議應獲准拒絕遣返的戰俘在朝鮮問題實現政治解決之前暫時居住在其他國家，此後他們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園，並對他們的生命和自由給予保證。該議案遭到蘇聯拒絕。維辛斯基在發言中提議先實現停火，再解決戰俘問題，但必須依據全部遣返戰俘的原則。11月17日印度代表團又提出了一項比較接近中國第二方案的議案，即設立一個特別遣返委員會，由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個中立國的代表組成，但安理會成員國的代表不得參加。雙方應在議定的非軍事區的交換地點按議定的人數將戰俘移交給遣返委員會。願意接受遣返的戰俘在該委員會監護下即時返回家園，在停戰協定簽署期滿90天後，仍未遣返的全部戰俘應提交給停戰協定規定召開的政治會議解決。11月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贊同蘇聯會提出的先停戰然後解決戰俘全部遣返問題的建議，並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然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對於聯大通過的經過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聯大主席皮爾遜收到了周恩來的否定答覆。中國斷言這是強行扣押戰俘的借口，並敦請聯大撤銷該決議，呼籲恢復板門店談判，而談判必須以蘇聯的建議為基礎。由於周恩來在聲明中沒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國和印度有人認為中蘇之間在戰俘問題上意見有分歧，中國的拒絕是因為蘇聯施加壓力的結果。從目前中方的檔案文獻可以看出，毛澤東本人一直是反對自願遣返戰俘的原則的，至於沒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澤東的態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謬」的，且已在聯合國通過，故對於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議的要求「無答覆必要」。

此時中國領導人關注的不是解決戰俘問題，而是如何應付戰爭進一步擴大的威脅。11月24日，總參作戰部在給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報告中認為，雖然目前美國因選舉和季節原故「對朝政策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新總統上台後，有可能在軍事上採取某種行動，時間估計在「明年3月下旬解凍以後」。12月4日，志願軍代司令員鄧華在給毛澤東的書面報告中也分析說：共和黨上台後對朝鮮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進一些，華爾街用艾森豪威爾表明美國將更積極地準備戰爭，杜勒斯任國務卿則會推進美國的遠東政策，而直接指揮作戰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請求增兵，並對側後登陸很感興趣。報告對志願軍的狀況進行分析後斷言，已經「能與敵人進行更持久的鬥爭了」。對此，毛澤東指示，「應肯定敵以5至7個師在漢川鴨綠江線大舉登陸，並在我後(方)空降，時間應準備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應十分加強地堡和坑道，部署5個軍於這一線，其中要有4個有經驗的軍。劃定防區，堅決阻敵登陸，不可有誤。」此時，總參謀部又接到蘇聯方面的通報：「美軍將在1953年2月在朝鮮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準備佔領全部北朝鮮，直抵鴨綠江。」通報中還列舉了駐日美軍總部索要北朝鮮東西海岸地圖、聯合國軍在朝鮮的調動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國再增派4-5個師來朝的情況。這一情報更增強了中國備戰的決心，毛澤東12月9日電令鄧華：「應估計敵已決策在漢川至清川江線登陸，並在積極準備中，我方必須火急準備對敵，粉碎其登陸計劃。」同日，彭德懷召集會議研究防敵側後登陸及各項戰備工作，並將朝鮮鐵路的修建與改善，國內新兵動員，以及遼東、山東兩半島的設防等具體部署報告毛澤東。12月11日毛澤東批准了有關部署，指示「抓緊檢查，務必完成任務」。總參謀部隨即要求志願軍「提起嚴重注意，加緊準備打敵在我後方登陸，務必完成任務」，並應「特別注意漢川江、清川江、鴨綠江一線」。中國方面認為，「這是戰勝敵人的關鍵所在」，只要戰勝「側後冒險登陸」，美國「最後失敗的局面就確定下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對戰爭做了長期化的準備。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說，在朝鮮戰場上，「我們要繼續鬥爭下去，要在這條戰線上打得美帝國主義罷手，不管一年也好，兩年也好，繼續下去也好，總有一天要打得它罷手。」又在政務院會議上說：「現在雖然我們已擋住敵了人。並給予敵人很大殺傷，但還沒打到使它非停戰不可的程度。美國之所以破壞戰談判，就是這個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鬥爭還應加強，繼續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罷手為止。」彭德懷也向部隊宣布：朝鮮戰爭明年有可能擴大，我們的方針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設。面對聯合國軍前線部隊的大量增加，中國對和談已失去興趣，不僅壓縮了談判代表團的人員，也不擬再與印度接觸，商談戰俘問題。至1953年1月下旬志願軍戰場部署的調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隊調動外，還包括在國內徵召新兵，向朝鮮戰場增兵25萬人，在朝鮮東海岸和西海岸構築縱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鐵路線和改善現有鐵路線的狀況，修建新公路和加寬現有公路等等措施。為此，毛澤東要求蘇聯滿足1953年朝鮮戰場一切軍需用品和軍工生產材料的供應。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強調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在為蘇聯而戰，為世界革命而戰。所以，蘇聯有義務滿足中國的要求。斯大林對形勢的估計與中國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複電中認為，1953年春季美國可能進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魯門政府中軍人的計劃，而艾森豪威爾上台則完全有可能改變這些計劃。儘管如此，但他還是支持毛澤東應做最壞的準備。至於在1953年1-4月供應624門各式火炮和235.5萬發各種炮彈的要求，斯大林說這超出了蘇聯的供應能力，因為按原計劃蘇聯應在1953年向中國提供20個師的武器和彈藥，其中已有1320門火炮和80萬發炮彈。不過，考慮到中國所說的情況，斯大林答應1953年再增加供應332門火炮和60萬發炮彈。毛澤東在1月4日電報中同意按此數量供應，但要求必須在1-4月，而不是蘇聯所說的年內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電錶示同意，只是把20個師裝備的供應推遲到5月開始。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報告，中國將派出海軍部隊到朝鮮作戰，並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魚雷快艇，60門岸炮，103架飛機。斯大林回電贊同中國出動海軍的決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毛澤東的要求(18艘魚雷快艇、34門岸炮、83架飛機)，並答應補派3名海軍航空兵顧問。考慮到蘇聯戰後的經濟實力，斯大林能夠如此不厭其煩地滿足中國的請求，也算是儘力而為了。當然，究其根源還在於蘇聯與中國的基本利益和方針的一致性。對於斯大林來說，最有利的局勢是處於不戰不和的狀態，既不擴大戰爭——以免將蘇聯捲入衝突，也不實現停戰——以便把美國長期拖在朝鮮戰場。

顯然，在戰與和的兩手準備中，毛澤東的策略是只要條件有利就把戰爭堅持下去，直到對方讓步為止。蘇聯提供的大規模及時援助，更堅定了中國的信心。1953年初，中國在朝鮮戰場的軍事實力，無論是兵力、裝備、訓練、工事和交通，還是彈藥和糧食儲備，都處於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在朝鮮領導人越來越感到戰爭造成的疲憊不堪，越來越感到必須休戰的同時，中國志願軍部隊則是「決心大、信心足、情緒高」，準備打好贏得最後勝利的「過關仗」。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美國新政府宣揚的「放蔣出籠」、封鎖中國等威脅性政策，毛澤東於2月7日做出了鏗鏘有力的回答：中國準備將戰爭進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至於和談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贊同喬冠華等人2月19日對局勢分析後得出的結論：「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願意妥協並由它採取行動為止」，毛澤東還估計美國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蘇聯出面。對於2月22日克拉克建議先行交換傷病戰俘的來函，志願軍談判代表丁國鈺請示是否給予答覆。由於對美國的舉動是有意表示讓步，還是因即將召開聯大而採取的政治手腕，一時無法做出判斷，況且戰場形勢對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國在戰俘問題有所鬆動，毛澤東決定觀察一段時間再說。

然而，就在中國方面積極備戰，以迫美國做出讓步的時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隨即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立場。

莫斯科決定主動實行讓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國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蘇聯願意同美國合作，舉行首腦級會談，「因為蘇聯是關心結束朝鮮戰爭的」。如果以此斷定斯大林有意主動促成實現朝鮮停戰，未免有些片面。應該說，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戰爭繼續擴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積極支持毛澤東堅持強硬立場。

斯大林並不擔心美國會採取新的行動，此時他得到的情報分析是：「美國軍事領導人並不相信在朝鮮使用原子彈的可行性。他們擔心，如果使用原子彈而又不能確保美國取得真正的絕對優勢，那麼轟炸將損害美國的聲望。此外，這樣做將會使美國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為威懾力量的重要性。」就在與美國記者談話發表以後不久，斯大林於1953年2月17日接見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農時明確表示，他對印度試探在朝鮮進行調停的努力不感興趣，梅農還預感到一種不祥之兆：他看見斯大林在一張紙上胡亂塗畫了一群狼，並喋喋不休地說農民應該殺死這些狼。2月28日，斯大林又將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召到他的別墅。在布爾加寧說明了朝鮮的軍事形勢後，斯大林再次確信，朝鮮問題已處於逼和的局面，決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國人和朝鮮人建議：儘管最終還是要同意停止軍事行動，但在談判中要「爭到底」。隨後，維辛斯基在聯大政治委員會3月2日會議上發表演說，沒有回應克拉克的建議，而是表示蘇聯仍堅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議，即朝鮮的交戰雙方應立即完全停火，聯大設立一個由直接有關的各方以及其他國家參加的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委員會，並責成委員會立即採取解決朝鮮問題的措施，其中包括盡量協助雙方遣返全部戰俘的措施。可見，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並無意改變在朝鮮問題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場。

蘇聯政策的改變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後，而這一改變來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對內和對外政策，使蘇聯處於一種極度緊張的狀態之中，這不僅表現在國際關係方面和國內社會生活方面，而且發生在斯大林身邊，甚至連莫洛托夫和貝利亞這樣長期追隨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脅。因此，一種不安和不滿的情緒早已在蘇聯的權力中心醞釀成熟，人們迫不及待地企盼著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風，當克里姆林宮的掌權者確認他已經不會再康復的時候，於3月5日晚緊急召開了一次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確定蘇聯黨和國家新的領導班子，調整黨和國家的組織機構，並任命一些重要部門的領導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決議重新任命的名單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的職務，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職務都已經被解除了。在斯大林彌留之際做出的這個決議，與其說是斯大林繼承人之間的鬥爭，還不如說是莫斯科轉而實行「新方針」的前奏。無論出於什麼目的，蘇聯新領導人都在積極地，甚至是爭先恐後地推動一場對內對外政策的全面轉變。如同貝利亞在他管轄的內務部範圍內實行改革一樣，在國內政策的農業問題、烏克蘭民族問題，以及對外政策中處理東歐和德國問題，與土耳其、希臘、以色列、南斯拉夫、芬蘭和奧地利的關係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針正在悄然興起。自然，在這一切變化當中，首當其衝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對結束朝鮮戰爭的立場的轉變。

過去有著作認為，中國建議立即恢復停戰談判並導致朝鮮停戰，是毛澤東估計到艾森豪威爾試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並有意進行試探後，經與朝方商議主動做出的決定。或者是中國在莫斯科陷於爭奪繼承權的鬥爭而無暇他顧的情況下，在外交上採取主動的結果。還有人堅持認為美國關於使用核武器的威懾作用是造成中國同意實行停戰的主要因素。這些說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檔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證明，莫斯科的新方針以及北京隨後對這一方針的贊同，是導致朝鮮停戰問題擺脫僵局的關鍵因素。

沒有人會想到，斯大林去世後重新提出朝鮮問題竟是以保守和頑固著稱的莫洛托夫。據莫洛托夫回憶，當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後，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結束朝鮮戰爭的建議，因為「形勢的發展趨勢是，我們已經不需要朝鮮人強加給我們的這場戰爭了」。此外，貝利亞在朝鮮問題上也「表現出積極的姿態」。莫斯科改變政策的原因是，與斯大林的樂觀態度不同，蘇聯新領導人在大量情報評估的基礎上，對美國可能採取的冷戰措施「作了最壞的設想」。但是在做出決定之前，蘇聯並沒有徵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見。

周恩來在啟程赴蘇「專誠弔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團赴蘇任務提綱」中，的確列入了要同蘇共領導人討論朝鮮戰爭問題的內容，不過，從後來中蘇領導人會談的情況看，此時中國尚未考慮提出恢復停戰談判的問題。周恩來3月8日抵達莫斯科，在參加斯大林的葬禮活動後，3月11日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了會談。但在這次一般性會談中，雙方沒有就朝鮮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儘管當天馬林科夫發表的講話提到「沒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的問題」，但很可能當時蘇聯尚未確定採取新方針的具體步驟。或許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將克拉克關於交換病傷戰俘的信函發給莫斯科。顯然，蘇聯領導人這時已經開始認真研究結束戰爭的具體途徑了。第二天蘇聯便明確放出改變對外政策的信號，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說：「目前，一切有爭議的或尚未解決的問題，都可以在有關國家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和平地加以解決。這適用於我們同所有國家的關係，包括同美國的關係在內。對維護和平感興趣的國家都可以在現在和將來對蘇聯堅定的和平政策放心。」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關於朝鮮戰爭新政策的方案。

而這時中國方面對於是否答覆、如何答覆美國來函還沒有拿定主意，毛澤東在3月19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關於克拉克於2月22日要求雙方先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問題，我方尚未答覆。喬冠華根據你的意見已擬好一個採取駁斥態度的談話稿，在我處壓下來未發，等你回來商量後再辦。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後的一種試探做法。我方對策有二。一種是駁斥，一種是表示可以商談，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後對策。你在和蘇聯同志談話時，請將此事提出詢問他們的意見。」此時周恩來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哥特瓦爾德的葬禮。同一天，在未與中方商議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已經確定了在朝鮮停戰問題上的新方針和貫徹這一方針的具體辦法，部長會議決定向中朝方面發出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的指示。

給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中，蘇聯領導人開宗明義地說：「蘇聯政府注意到前一時期朝鮮事件發展全過程，全面研究了當前情況下朝鮮戰爭的問題。蘇聯政府由此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蘇中朝三國人民關心世界和平的鞏固，一直在尋找儘可能快地結束朝鮮戰爭的可行途徑。」在批評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後，蘇聯政府強調指出，「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目前情況下，對朝鮮戰爭問題上僅僅機械地執行過去一貫推行的路線，而不試圖表現出一種主動精神，或者說，不利用敵方的主動精神，不按照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國和朝鮮脫離戰爭的出路。」接著，信中提出了蘇聯認為需要採取的措施和步驟：「1、需請金日成和彭德懷對克拉克將軍2月22日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發出的呼籲給予肯定的回答。2、緊接金日成和彭德懷的答覆發表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志)應在北京發表聲明，著重表明對待交換傷病戰俘建議的積極態度，同時指出，積極解決整個戰俘問題，從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刻已經來到。3、與北京發表上述聲明的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發表政治聲明，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上述聲明的正確性，並表示充分支持。4、我們認為這樣做也是恰當的，即緊接上述北京聲明和平壤聲明之後，蘇聯外交部表態，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場。5、配合上述四項措施，蘇聯代表團在紐約聯合國代表大會上應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以支持和推進以上新政策方針的實施。」在隨後的說明中，蘇聯領導人再次明確：給克拉克的答覆應指出，「交換傷病戰俘對順利解決全部戰俘問題，從而對解決停戰問題和締結和約問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有鑒於此，建議恢復停戰談判主要雙方代表在板門店的會談。」而「在交換傷病戰俘的談判中，應該從這樣的考慮出發，即任務不僅在於使上述問題獲得積極的解決，而且還要使整個戰俘問題得到積極的解決，從而消除達成停戰協議和締結和約的障礙。」在具體做法上蘇聯顯然是考慮到了聯合國此前通過的印度提案，該信指示中朝方面：「談判中應建議所有堅決要求遣返的戰俘立即被遣返，其餘的戰俘則交給中立國，從而保證公正地解決遣返戰俘問題。」信件最後說：「當然，目前我們不能預見到蘇聯、中國和朝鮮政府以後將要採取的所有步驟和措施，然而，如果我們三國政府在推行此問題的總路線方面能達到我們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則其餘的問題可以在事情進程中商量決定。」與此同時通過的發給聯合國大會蘇聯代表團的指令，更明確地表達了蘇聯主動做出讓步的立場。指令責成維辛斯基堅定地支持中國和朝鮮將於最近發表的關於恢復朝鮮停戰談判建議和聲明。並特別要求維辛斯基與波蘭代表團商議，在波蘭提案中談到朝鮮問題的地方進行修改：刪去原提案中關於全部遣返戰俘的內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復雙邊停戰談判，既著眼於全力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達成協議，也著眼於全力就整個戰俘問題達成協議，從而全面消除妨礙結束朝鮮戰爭的障礙」。決議規定，給毛澤東的信函交由周恩來帶回北京。可以看出，這封信還多少還帶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國主義遺風。不過，在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的交往中使用這種命令式的口氣，這恐怕是最後一次了，因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壓力。

在3月21日周恩來返回莫斯科的當晚，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和新任駐華大使庫茲涅佐夫等人與他進行了單獨會談，專門討論朝鮮問題，並遞交了給毛澤東的信。周恩來表達了中國方面在朝鮮問題上的考慮，即利用美國單方面宣布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的無理行為，在恢復談判問題上再拖一段時間。周恩來解釋說，「對我們來說，為遣返戰俘而鬥爭是正義的，敵人故意刁難，並非我們節外生枝」。這樣做，「可以鍛煉我們，增強國防力量，增強國際和平運動」。周恩來還認為，拖延實現停戰可以消耗美國的兵力和資金，尤其是使敵人在戰略上處於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陣營的內部矛盾。蘇聯領導人則明確指出：「過去拖的路線應改為停的路線，不改是不正確的。因為拖下去，不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停下來，有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決停戰的有利時機。」蘇聯方面認為，朝鮮戰爭繼續拖延，其結果是有利於美國擴軍備戰，推遲其經濟危機的到來，並便於美國脅迫各國服從其侵略目的。當周恩來問到美國是否仍將推行拖的政策時，蘇聯領導人回答說：「不能說沒有此可能，因這是美國的事，權操在他手。」但是「如我方毫不讓步，美國拖的可能性就大。如我方有此讓步，美國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難，有迫使其達成妥協的可能」。「這種讓步，在政治上是有好處的」。至於「停戰時機，可利用克拉克這封信」。周恩來又問：蘇聯信件中所說「必須刻不容緩地採取一切一系列辦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聯合國開會的時機。蘇聯領導人回答：「是指聯合國開會期間，時間很有限。回去兩三天至四五天內予以解決為好。」周恩來最後表態說：這個讓步「是一個大的轉變」，是「一個新的方針」。「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弓弦拉得很緊。毛澤東同志在政協講話，也強調了為遣返俘虜的正義性的鬥爭」。他堅持必須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經過討論後才能做出答覆。

會談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將會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報告，電報說：「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據日內瓦公約109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願回者暫交中立國，並恢復板門店談判解決具體問題。然後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餘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證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著發表贊同聲明，然後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第二天，毛澤東即複電表示同意蘇方的提議。毛澤東沒有進行過多的解釋，只是說：「這實際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同志所提三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後來因美國在板門店採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適合時機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願回家者和不願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願遣返』原則相衝突。具體步驟待你回來酌處。」

以上關於中蘇領導人在朝鮮停戰問題上交換意見的情況主要是依據中方文獻描述的，俄國有關檔案提供的卻是完全不同的說法。1966年蘇聯外交部為處理越南戰爭問題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關於朝鮮戰爭背景的報告，根據這一報告，在與蘇聯領導人的會談中，「周恩來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急切要求蘇聯幫助加快停戰談判進程和簽訂停火協定。中國人的這一立場同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為確保在複雜形勢下各種有效措施得以實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別代表，攜帶著關於加速和平談判的建議前往平壤。到這時，朝鮮人也明確表示了他們以最快速度停止軍事行動的願望。」這份檔案的出現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但顯然，出於某種政治原因，當時蘇聯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虛假的情況。因此，在這一點上，該文件提供的情況說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來尚未回國，中國已開始調整政策。正是依從了蘇聯新方針的精神，毛澤東在3月23日給丁國鈺發出如下電報：「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並作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著急。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在亞洲採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戰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體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於對方可能拒絕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絕召開聯絡官會議的情況，你們應就事論事，在會內外據理力爭，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對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後破裂，對方亦不會作此種表示。對於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採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電報還通知說正在準備給克拉克的復函。3月26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了同蘇共領導人商談的情況，並一起確定了中國政府應採取的方針和行動。

與此同時，蘇聯向西方做出了明顯地表示和解的姿態。3月21日，莫斯科電台報道說，蘇聯同意積極幫助使戰爭爆發以來在北朝鮮被俘的9名英國外交官和傳教士獲釋。幾天以後，莫洛托夫又致電金日成，勸說朝鮮當局釋放被扣押的法國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況下，對法國政府的上述要求給與積極回答在政治上是恰當的」。莫斯科的新方針對於朝鮮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據說金日成得悉這一新情況後「非常興奮，激動得歡呼起來」。蘇聯特使報告說，「在3月29日的第二次會議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蘇聯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建議，認為這一建議必須儘快實現」。金日成認為「目前的形勢進一步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或者對整個民主陣營都是不利的」，「蘇聯政府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確的」。他還抱怨說，「朝鮮方面在前線和後方的損失(每天幾乎300-400人)非常大，而與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關於遣返有爭議的戰俘的數字不是十分明智的」。這後一句話，顯然帶有責怪中國人的意思。

的確，雖然中國方面對於停戰問題也有兩手準備，但在此時此刻接受蘇聯的建議，主動對美國做出讓步，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儘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計划進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準備重開談判；李克農、喬冠華即將動身前往開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遞交了復函；3月30日周恩來發表了「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但毛澤東仍有自己的主張，在可能的條件下，中國還是要爭取最好的結果。

毛澤東力爭最佳停戰結果

在斯大林的繼承人中，無論是經驗和閱歷，還是理論水平和實際能力，沒有一個人可以同毛澤東相比。因此，在中蘇雙方都崇尚個人作用的政治體制中，斯大林去世對於中蘇關係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一點，首先反映在朝鮮停戰的問題上。從中國公布的有關文獻，以及筆者收集的約500件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看，在戰爭過程中，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幾乎事事向莫斯科請示和報告——儘管多數電文是周恩來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蘇聯提出新方針以後，毛澤東處理停戰問題時很少事先聽取蘇聯領導人的意見，更沒有親自與他們聯繫。在實現停戰的總方針上，毛澤東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見——主動提出讓步，而在具體談判和結束戰爭的實施過程中，中國完全是自作主張——繼續實行邊打邊談、打談結合的策略。在這方面，反倒是蘇聯領導人依從了毛澤東的決定。

在4月1日的聲明中，莫洛托夫特彆強調的是：不僅交換病傷戰俘，而且雙方恢復談判，通盤解決遣返戰俘的問題，以締結停戰協定和結束朝鮮戰爭。但中國領導人在考慮問題時，仍然把繼續在戰場打擊聯合國軍放在首位。周恩來4月3日在政務院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報告時說，「恢復談判是定了的，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強了，但打的可能性還存在。我們還是兩句話：爭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戰爭。」4月5日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致喬冠華並告金、彭電：「在6日雙方聯絡官會議中，可只談雙方在戰爭期間按日內瓦公約109、110兩條交換病傷戰俘問題，而暫不涉及我方新建議和復會時間問題。」4月8日又電：在交換病傷俘虜達成協議時，應發表聲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將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對方收容下的我方病傷被俘員收容於中立國的權利」。這樣部署的原因很簡單——此時中國正在策劃發動新的戰役。

到1953年4月，志願軍已經基本完成反登陸作戰準備，擁有兵力19個軍135萬人(人民軍尚有6個軍團45萬人)，火力空前加強，陣地更為堅固，作戰物資十分充足，並且解除了後顧之憂，在戰略上更趨主動，可攻可守。1-4月，志願軍和人民軍正面部隊共進行大小戰鬥770餘次，殲敵5萬餘人，志願軍空軍在第一季度即出動戰鬥飛行399批4093架次，共擊落美機50架，擊傷16架。因此，全軍上下，士氣高昂，積極求戰。3月31日，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王建安致電志司並報中央軍委，建議在5月上旬發動一次戰役反擊。電報指出：在有充分組織準備和周密計劃部署的條件下，我一個軍攻殲敵人一個營的陣地是有條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軍一齊動手發動一次戰役反擊，就能給敵人以沉重的殲滅性的打擊，造成敵內部更大的恐慌。志願軍副司令員楊得志於4月1日複電：「建議發動一次戰役反擊甚好」。4月3日，彭德懷代軍委擬電復楊得志、王建安，認為此時發動小規模的殲擊戰，對於志願軍取得新的戰鬥經驗及促進停戰談判均有利。如確有把握，發動時間亦可提早，由楊得志根據實際情況決定。隨後，毛澤東又指示：爭取和，準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鬆勁，一切按原計划進行。4月20日鄧華來電說，「這次恢復談判，停下的可能雖比過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存在的。即使敵人迫於整個形勢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來還需要相當時間。且敵人狡猾，想採用軍事壓力來配合談判中的訛詐，多得一點東西；也想爭取一點時間，完成某些戰略措施。」因此，「必須採取針鋒相對的方針，以積極行動來配合談判」，「反擊時間預定6月初開始到7月上旬結束，一切準備工作必須於5月底完成，而後視情況再定動作。」4月23日毛澤東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們好作攻擊準備。至於停戰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談判，可則於5月間適當時機再行決定。」

4月26日恢復的板門店談判，進展的確並不順利。於是，中國一方面在是否把不願遣返的戰俘留在朝鮮、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進行解釋的期限、如何處理經解釋後仍不願遣返的戰俘等問題上，提出了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並通過印度渠道，積極與美方談判；一方面也在加緊發動新戰役的準備。4月30日彭德懷指示：應「增加戰術性的出擊次數，在有利情況下相機擴大戰果，一次消滅敵一至兩個連，使新到部隊輪番取得經驗和促進談判」。至於戰役性進攻，如談判無結果，在6月按計劃舉行。5月11日鄧華等指示各部隊：板門店談判仍有一些問題未解決，6月以前停戰簽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戰部隊一切準備工作，務必於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開始，按照作戰計劃同時向預定目標發起進攻。但是，當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無法接受的反建議——將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籍戰俘「就地釋放」——時，志願軍便在當天提前開始了夏季反擊戰役。5月16日，中央軍委指示：「目前停戰談判仍在拖延，何時能停尚難判定，因此，我們在朝的作戰方針仍然是堅持過去所提出的『長期的穩紮穩打』的方針。」同一天，板門店談判再次中斷。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在此期間直到6月初談判再次恢復並達成協議，中國曾就談判方案和發動戰役的計劃與蘇聯進行過協商。

關於6月4日恢復談判和8日達成停戰協議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認為是美國威脅要擴大戰爭並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試驗場的科學家於1953年初試製出可以用於戰術目標的原子彈，使美國軍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計限制在遠東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鮮停戰再次陷入僵局後，5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指示克拉克準備一項在停戰談判破裂的情況下發動進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計劃。5月21-22日杜勒斯訪問印度時，要尼赫魯警告中國，如果不能達成停戰協議，美國可能採取更加強硬的軍事行動。5月25日美國大使會見莫洛托夫，又向蘇聯施加了壓力。然而，這種看法未必站得住腳。華盛頓的確在積極制定核計劃，但問題首先在於美國是否有意明確傳遞這種信息以及中國是否收到了這樣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倫都沒有明確表示出美國有動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魯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國傳遞這樣的信息。至於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壓力，至今尚未發現此期雙方有過接觸的材料。而美國的檔案文獻表明，在4-6月華盛頓的指示和板門店談判代表的報告中，都沒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國提出過任何警告，其中最強硬的說法也不過是：美國將不支持曠日持久、沒有結果的談判。

實際情況表明，即使中國當時得到了美國的警告，也完全沒有把它放在眼裡。志願軍在5月25日美國提出修正方案後，並沒有停止在戰場上的行動，而是從5月27日起發起了更大規模的夏季反擊作戰第二階段攻勢，只不過是調整了一下對進攻目標的部署。6月1日誌願軍司令部指示：根據目前的形勢和板門店的談判，確定「目前反擊作戰打擊對象主要是李偽軍，應堅決打擊，求得大量殲滅其有生力量，對英國等僕從軍隊暫不攻擊，對美軍亦不作大的攻擊(只打一個連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戰準備仍應進行，以便必要時再打，不管任何敵人，凡是向我們進攻，應該堅決地徹底粉碎之」。於6月16日停止的這次進攻，擴大陣地面積58平方公里，共斃傷俘敵41000餘人。至於說到6月8日達成的停戰協議，實際上是美國方面做出了讓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則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見。關於這一點，波倫在會見莫洛托夫時有如下表白：將聯合國的新建議「與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顯看出聯合國做了很大讓步。第一，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以前的提案，該提案規定，不願遣返的朝鮮戰俘應在停戰協定生效之日予以釋放。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規定，朝鮮戰俘將同中國戰俘一樣，應移交中立國委員會。第二，聯合國的新提案規定，允許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向戰俘作解釋工作。聯合國原先為此目的而規定的期限是2個月，而對方提出的期限是4個月」。此外，「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採納了對方關於將戰俘問題移交政治委員會的提案。作為對這一提案的補充，聯合國代表現在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票的方式通過決議。因此，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他們原先關於這一問題的提案，該提案規定了這個委員會的5個成員應一致同意的原則。」中國的檔案文獻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國的新提案，是因為「對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針是相符合的」。

總之，當時中朝方面掌握著戰場和談判的主動權，至少中國領導人自己是這樣看的。6月5日周恩來對此總結說：「艾森豪威爾一上台就放空炮嚇人，提出五條辦法：(一)側面進攻；(二)轟炸東北；(三)沿海騷擾；(四)原子彈恐嚇；(五)進攻中國大陸。這五條都已經被我攻破。……前三條我們有準備，後兩條美帝的同盟國也不會同意，怕引起大戰。」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可能，中國自然還要爭取更好的停戰結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釋放戰俘」的行動，不過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進一步擴大收穫的機會。事件發生後，中國一方面給克拉克發出一封措詞強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談判，準備再次採取軍事行動。6月19日彭德懷在準備赴朝簽字前就有意再給南朝鮮以軍事打擊。6月20日又致電毛澤東，建議將停戰簽字推遲至月底，擬再消滅李承晚軍15000人。毛澤東第二天回電：「停戰簽字必須推遲，推遲至何時為適宜，要看情況發展方能作決定。再殲滅偽軍萬餘人，極為必要。」6月25日鄧華等下令，一線各部隊加速準備，周密組織，狠狠打擊南朝鮮軍，並指示第20兵團在戰役任務達成後，以2-3個軍向縱深有限度擴張作戰。李克農6月28日給毛澤東的電報分析說，「朝鮮停戰的前途是肯定的。談判雖然目前會拖一下，但準備停戰的實際工作不應受影響。我們要利用有利形勢，爭取一個比較穩定的停戰」。正是出於這種政治考慮，儘管克拉克6月29日來函承認「釋放戰俘」是一個嚴重的事件，聯合國軍將繼續努力幫助追回戰俘，並建議雙方代表團恢復談判，以便確定停戰生效日期，中國仍然按原計劃準備發動新的攻勢。7月6日誌願軍第20兵團確定了7月13日晚發起攻擊，戰役時間為5-10天的作戰方案。翌日16時該方案得到中央軍委批准。

因停戰協定已經達成，只等雙方代表簽字了，此時發動新的戰役勢必引起蘇方的疑慮，所以這次中國領導人事先將自己的政治考慮和對策通知了莫斯科。據蘇聯使館報告，7月3日凌晨3點30分，根據周恩來的委託，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轉交了對克拉克6月29日來信的復函和中國政府關於「目前停戰談判情況及關於克拉克來信的對策」的報告。中國政府認為，克拉克來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國人將撇開李承晚而簽署停戰協定，其次是希望通過簽署停戰協定來加強對李承晚的控制，並擺脫「釋放戰俘」問題的困擾，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國是願意結束戰爭的。因此，儘管美國與李承晚之間在停戰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鮮達成停戰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報告說明了中國將採取的對策和步驟：一、準備於7月5日給克拉克複信，同意恢復談判。二、準備在協定簽字以前打擊李承晚軍，向南推進戰線，並根據其結果建議對分界線再行修正。如果對方不作讓步，則仍按1953年6月17日達成的協議來劃定分界線。三、準備在7月5日以後恢復協商會議，並提出關於停戰協定實施的有關問題。四、在會談工作開始的同時，參謀和翻譯人員應該進行簽署停戰協定的準備工作，並為停戰協定簽字準備場所。五、預計停戰協定的簽字可於7月15日左右進行。在轉交這份文件時，顯然是為了讓蘇聯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放心，伍修權又口頭通報說，李承晚所說如果美國人不在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問題上讓步，他將命令南朝鮮軍隊戰鬥到底，這是虛張聲勢。美國只能有限地增加對李承晚的援助，因為美國人擔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規模的援助，他就會採取嚴重的冒險行動，並且把美國也捲入其中。而對於美國人來說，他們不想在遠東捲入大規模的冒險行動。中國方面估計，李承晚有可能組織一些小的挑釁和破壞活動，但他不可能採取任何重大行動。雖然伍修權最後表示中方要聽取蘇聯領導人的意見，但實際上中國並無意等待莫斯科的答覆，儘管這一答覆很快就來了。

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便做出決定：同意中國「對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看法和擬訂的措施」。但莫洛托夫在複電中並沒有提到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卻在分析美國的狀況和意圖時提出了與中國領導人不同的看法。電報說：「至於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戰談判複雜化和拖延戰爭的挑撥行徑，我們認為，這不是什麼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顯，李承晚集團近來圍繞這一問題所進行的挑撥和叫囂，是執行美國統治集團的既定任務」。蘇聯認為，美國的目的不是如中國所說急於簽署停戰協定，而是要「維持不安定的半戰爭狀態的政治形勢，並想方設法地拖延締結停戰協議」，儘管美國未必能夠長期拖延在朝鮮停戰，但「這並不排除李承晚集團將採取各種手段繼續鼓噪，而且也可能為拖延朝鮮停戰協議的締結而做某些新的嘗試」。這種分析表明蘇聯擔心中國的軍事行動會影響朝鮮停戰，只是沒有明說罷了。中國領導人沒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釋，而是繼續準備軍事進攻。這裡的分歧是明顯的：如果說蘇聯強調以政治讓步求得儘快停戰，那麼中國則堅持以軍事打擊收取最佳結果。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再次掌握了主動，並進一步爭得了有利於己的停戰條件。

7月8日深夜，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說，克拉克來信所做的保證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夠明確的。必須要有完全的保證，使停戰協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實施，而不是儘力為之。中國同意停戰談判復會，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國代表所稱代表其簽訂停戰的聯合國軍，是否包含李承晚軍在內？現在必須使美國給一個毫不含糊的答覆。否則就無法停戰或停戰後還會遭到破壞。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志願軍談判代表團，要求復會後暫不向對方提修正軍事分界線問題，而是推遲到18日左右視軍事進展情況再定；儘可能的取得對方對實施停戰協定的具體問題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戰簽字日期，須推遲到7月20日以後。在毛澤東看來，此時停戰協定是否簽字只是繼續打擊敵人的手段：「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掌握主動，爭取停戰。如果能爭取停戰簽字，則不論李承晚參加停戰與否或參加了而在停戰後還是破壞，我們均可以停戰協定的簽字來瓦解聯合國軍陣營和美、李軍隊的士氣。如果不能簽字，則主動權仍在我們手中，可以繼續在政治上、軍事上打擊敵人。」7月13日，即再次恢復談判3天後，志願軍發動了第三階段進攻——金城戰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當天，戰役才告結束。中朝軍隊在這次戰役中共斃傷俘敵7.8萬餘人，收復土地192.6平方公里。毛澤東對此結果十分滿意，他後來興奮地談到：「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1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下，毛澤東後來不無遺憾地對蘇聯大使說：「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大致用一年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以佔領沿漢江更為有利的邊界，是可以的。」

中國在朝鮮停戰最後階段的努力的確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毛澤東也有理由為此感到振奮和驕傲，儘管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擔驚受怕。不過，毛澤東當時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學者披露的情況，也未曾想過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導致的結果：「由於中國軍隊在談判進程中一再發動攻勢」，7月23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艾森豪威爾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停戰可能是一次危險的騙局』，並要克拉克保證即使在停戰協定簽字後也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部署。與會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戰協定遭到破壞，我們必須對中國共產黨人使用原子彈』。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艾森豪威爾關於美國解除了對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麼時候傳遞給蘇聯和中國的領導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上的講話暗示他並不認為共產黨同意簽訂協定是這些威脅的結果。然而有大量明顯的跡象表明，美國的忍耐正在逐漸消失，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則勢必升級。「這個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確，莫斯科的擔心也不無道理——美國的猜疑和報復心態為朝鮮實現停戰而統一問題久拖不決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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