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廁所躲了一夜！」大學老師邀請她參加聚會，結果一夜驚魂

2018年首日，對於目前正在美國矽谷工作的華裔女學者羅茜茜而言，這個年過得並不輕鬆。她在這一天實名舉報了12年前作為她博士生副導師、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陳小武，稱陳小武曾對她以及另外6名女性學生進行過性騷擾，並在隨後通過其在國內的律師公布了數份證據。

此事在新年伊始，引發輿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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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近年來有關導師性騷擾女生等類似校園性騷擾事件時而見諸媒體。錢報記者在近日調查中通過多個渠道證實，雖然總體上性騷擾屬於小概率事件，但此類事件的實施者和受害者，可能就在我們身邊。

那一晚

我如何躲過老師的性騷擾

羅茜茜的遭遇看似只是個例，調查結果或有待細化，但實際上此類問題近年來在校園中被曝光的並不少，有的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記者輾轉聯繫到一位曾遭遇性騷擾的學生。

「看到羅茜茜的那篇實名舉報，讓我很佩服，只是我沒那樣的勇氣。」這幾年來，每當周霞（化名）看到女性遭性騷擾，特別是女學生遭性騷擾的消息時，思緒總會被拖回11年前的一個夜晚，她覺得那是此生至今為止，最無法接受並漫長難熬的一夜。

那會兒她正值大二，性情活潑開朗。有名老師開了一門新課深受歡迎，上課風趣的他，也讓很多同學尊敬。

「我課後跟他交流比較多，但都是好幾個同學在課間一起去找他聊的那種。」有一天課後，這名老師喊住了周霞，「當時他說家裡有幾個愛好詩歌的友人聚會，也想邀請我去。」

這樣的機會難得並且是聚會，於是她沒多想就答應了。

「當晚，我如約前往，可家裡只有他自己，桌上擺著一點酒菜。」周霞進門後這名老師告訴她，其他人將會晚到，他倆先吃起來，「當時我喝了一小杯啤酒，聽他大侃特侃。」

坐等半小時後，依舊沒人來，但這名老師從周霞對面起身坐到了她身邊，繼而開始勾肩搭背、動手動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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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不對勁的周霞趕緊起身謊稱要去洗手間得以脫身。她在洗手間里待了一刻鐘，期間那名老師還多次來敲門詢問要不要幫忙。

強壓著情緒並讓自己冷靜下來後，最終她決定不顧一切離開，「我慌忙走到客廳後拎包想走，可發現門被反鎖了。而老師則過來準備抱住我。」

周霞極為肯定地說，那名老師當時並沒喝多，處於意識清醒狀態。

出門受阻後她被這名老師拉住，恰好此時有同學打來電話，她趕緊接通並放大聲音告訴同學自己在哪裡，「但我並沒說自己遭遇了什麼，這個電話讓那名老師立刻就收斂多了。」

但收斂只是暫時的，電話一掛那名老師隨即擋到了門口，周霞慌忙再度躲進洗手間並反鎖了門，「那一整夜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敢跟同學們說起這件事情，就在洗手間里躲著，不管他怎麼敲門怎麼說我都找借口搪塞，直到天亮。」

熬了一整夜後，那名老師也疲倦了，周霞才勉強脫身離開。「這事兒至今都讓我無比緊張甚至感到噁心，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和我有類似遭遇的同學。」

性騷擾受害者為何不敢站出來

雖然「性騷擾」不再是個新鮮詞，但真正遭遇過、能選擇站出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卻還是少數。這有心理上的原因，更有制度上的原因。很多受害者坦言心理傷害長年存在，很多次做夢都是冒著冷汗驚醒，可依舊不敢告訴家人實情，更別說公開了。

「站出來，肯定要經歷複雜的心理鬥爭。因為站出來就意味著在公眾面前撕開了自己的傷口，而撕開後會面對什麼是未知的。」韓斌（化名），杭州24小時心理援助熱線的志願者接線員。他記得那是個深夜來電，電話一接起，話筒里傳來的是一位女性的抽泣聲，大概持續了好幾分鐘才哭出聲。之後對方開口述說了那個積壓十多年的噩夢。

「初中時，班主任老師經常將她叫到辦公室並猥褻。」韓斌說，她那時不敢吱聲，而班上的同學對她的指指點點讓她最後不得不轉校。後來的工作生活因為那段不堪經歷，也讓她難以面對自己的心理暗示和別人的譏諷，更影響了她對異性情感的接受程度。

韓斌說，那名女性的哭訴正是部分社會現實的寫照，由於各種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於受害者的議論聲有時竟會高過對於施暴者的譴責聲，「那位女性在電話中也講了一個比較諷刺的事，有一次她還看到當年那位班主任竟然還在優秀老師的榜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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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心也是杭州24小時心理援助熱線的志願者接線員，同時有自己的心理諮詢室，她記得幾年前也接到一個女大學生的電話，含含糊糊說自己被老師欺負了。慧心坦言自己的從業經歷中很少碰到因為性騷擾而求助的案例，這在她看來本身就是個問題，「因為遭遇性騷擾應該不是特別少見，但說出來的卻少，這值得深思。」

有調查顯示，經歷性騷擾的人中超過3成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超過1成的人感覺嚴重影響其人際關係和交往。而在遭遇了性強迫的人中出現更高的長期精神抑鬱和自殺傾向情況。

「任何受過傷害的心理重建，都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慧心說，受害者勇敢站出來，可以幫助自己心理重建，也可能會讓更多人免受傷害，讓施暴者受到懲罰，「但現實中，還是會有種種顧慮，這也很正常。」

我省首例性騷擾案

獲賠5000元

其實保護性騷擾受害者、懲戒性騷擾者是有法可依的。

據了解，國內最早出現法律範疇的「性騷擾」一詞是在2005年。當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四十條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第五十八條，「違反本法規定，對婦女實施性騷擾或者家庭暴力，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受害人可以提請公安機關對違法行為人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雖然有法可依，但真正上法庭的性騷擾案件並不多。

2004年，浙江溫州的一個案子引發全國關注，因為這是浙江省首例性騷擾勝訴案件、也是當時全國首例性騷擾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錢報記者聯繫了當年的原告代理律師——浙江光正大律師事務所國家一級律師陳興良，「一眨眼，這個案子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直到去年，謝女士才把5000元的精神撫慰金領走，因為官司打贏後，她就離開了溫州，一直沒來領。」

事情發生在2003年，當年5月16日，剛到某民事諮詢調查事務所工作的謝女士，在辦公室內遭到負責人金某的性騷擾，掙脫跑開，半個月後她到溫州一報社投訴，金某又多次打騷擾電話，她便把手機呼叫轉移接到記者辦公室電話上，錄下了其中一個電話的內容。7月2日，謝女士提交訴狀，11月2日，一審法院判定被告侵擾原告事實成立，金某上訴。2004年9月3日，二審法院終審判決：維持原審「被告金某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當面賠禮道歉」和賠償精神撫慰金人民幣5000元的判決。

陳興良指出，此案勝訴的關鍵原因在於謝女士獲取了證明金某有性騷擾行為的有效證據，諸如直接證明金某承認性騷擾的錄音帶、為投訴和錄音過程作證的報社記者、證明金某騷擾電話通話次數及手機號碼的移動話費清單等。

但自從接了謝女士的案子後，陳興良再也沒遇到過類似案件，除了有些受害者自身不願意公佈於眾外，原告取證難、舉證難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性騷擾具有私秘性，往往發生在兩個人單獨相處時，旁人無法作證；而發生在公共場合的一些性騷擾，又往往是突發的，瞬時的，除非有目擊證人，否則受害人往往來不及保存證據。」

來源：錢江晚報記者 陳偉斌 李玲玲

值班編輯：鄭司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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