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美國怎麼了？

美國怎麼了？

——加藤嘉一《我所發現的美國》新書分享會

時間：2018年1月6日（周六）19:00

地點：先鋒書店五台山總店

嘉賓：加藤嘉一 鄭安光

簽售：《我所發現的美國》

活動免費，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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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留坐席，僅限5名

圖書籤售限簽當日店內購買書籍，憑購物小票簽售

也可至淘寶「南京先鋒書店網店」或微店預定簽名本

【活動闡釋】

2012年下半年，「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帶著迷失的狀態，暫別中國，奔向15歲起就暗戀的美國。在美國，他先在哈佛大學訪學兩年，隨後前往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高級國際關係研究學院）。在美期間，加藤對話名校一流學者，提問頂級智庫專家，試圖窺破華盛頓政治運作的隱秘邏輯。

《我所發現的美國》一書正是他在美訪學四年的總結。在跑步中觀察、於行走中思考，從哈佛大學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從波士頓到華盛頓，作者採訪了美國政治、經濟、思想學術界的諸多重要人物，廣泛接觸美國各階層的普通公民，重點關注美國社會和美國人的生活本身，分別介紹了美國的國民性與價值觀、城市與地域、國家與個人、教育與大學、民主與愛國、智庫與決策、大選與政治，以「第三眼」的身份將一個開放、多元、立體的美國展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在發現美國的同時，加藤不斷反觀中國和日本，這種跨越國家、種族、文化的對比與碰撞，讓他的發現具有了更加獨特的魅力。

1月6日，加藤歸來，向我們講述一個新鮮未知的美國。

【嘉賓介紹】

加藤嘉一

專欄作家，求學於中國，遊學於美國

鄭安光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

【書籍介紹】

書名：我所發現的美國

作者：加藤嘉一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10月1日（第一版）

在美國，發現中國與世界——把觀望中國崛起的過程當作反觀自己實力的機會，這是我在美國所發現的政策界與知識界之間的戰略互動。中國挑戰美國與美國遏制中國之間、中國正在崛起與美國重振自己之間、中國追隨與美國逃跑之間……猜疑也好，警惕也罷，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較量將持續下去。我相信，特朗普時代也不例外。

美國人的生活態度：我很欣賞美國人的乾脆和不啰嗦。他們在人際關係中不會黏著，很少有那種複雜的令人頭疼的社交文化，似乎本能地保持不遠不近、不冷不熱的距離感。他們往往只告訴你要做什麼，不做什麼，沒什麼多餘的，總是正好，說完就散，各走各的，有著健康而爽快的冷淡。

直觀體驗美國大選——精英救不了美國，這一點似乎已經支配了美國輿論的主流。當然，這些人容易忽略另外一個事實：特朗普也是精英，是有著強大政治頭腦的商業精英。只能說，對當前的選民們而言，特朗普足夠另類，至少是有可能打破現狀的「未來之星」。

體會制度的意義——我在美國期間經常思考何謂制度，制度憑什麼重要，而從多樣性和未來可能性的角度說，正是以法治和自由支撐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包容多樣性，另一方面培育未來可能性。

【作者介紹】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日本伊豆。《紐約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曾擔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香港《亞洲周刊》、《看天下Vista》、《南方周末》等專欄作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座學者、哈佛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訪問學者。中文專著有《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中國，我誤解你了嗎？》《中國的邏輯》《日本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其實離不開：加藤嘉一的留言》等。2016年9月赴瀋陽擔任遼寧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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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推薦】

一個日本人用漢語向中國讀者介紹他眼中的美國，這本身就很有意思；而且作者又是加藤嘉一這個 「中國非常有名的日本人」。這位眼光獨特的觀察家，從國際關係的視角分析中美關係——新型大國關係，以「第三眼」的身份向中國讀者介紹我們「看不透」的美國社會。書中介紹的美國學者、政治觀察家對當代中國崛起、中國走向何方的看法，真真能讓你我有點兒吃驚。

【精彩試讀】

沈大偉先生寫過一本書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我很認同他的假設和觀點：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但其力量仍處於局部，從綜合國力（硬實力和軟實力等）看，離美國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體現出美國戰略家們的自信——美國不會衰敗。我在郵件里對他的著作表示了尊重和欣賞，並提出打算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上寫一篇關於美國戰略家如何觀察中國的文章，想採訪他。他欣然同意。但因為時間關係，採訪一事未曾成行。

沈大偉先生這次的回復讓我感覺不太對勁，他竟然如此直接地拒絕了我的採訪請求。或許，就像他郵件里說的，我提出的不是他「感興趣回答」的問題吧。不過，我私底下也會覺得：只接受自己願意回答的問題，而迴避不願意回答的問題，這是不是學者的自私和傲慢呢？

我想起了中央電視台駐華盛頓的工作人員跟我說過的話：「這些大學裡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往往要求我們如何採訪，比如，只有在報道中宣傳他們的書，才會願意接受採訪。若是我們從自己的角度和立場製作了節目，播出以後，他們會提出意見，甚至批評。我覺得這些研究者正日益變得自傲。」

其實不僅沈大偉先生，其他學者也往往如此。在異國他鄉處於弱勢的我跟那些學者交流時發現了一些門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們願意接受採訪。一是當同一圈子的精英同行代為介紹的時候，這往往是一次性的，前後會有客客氣氣的郵件往來，結束後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屬於禮貌性的應付了事，畢竟，圈子內的名聲很重要。二是在表達欣賞、贊成對方觀點的前提下提出採訪，尤其舉出眾所周知的大牌媒體平台的時候。三是第一次約會見面時我發揮得很好，讓對方感到跟我交流有好處。我在美國期間，跟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麻省理工大學、塔夫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 華盛頓大學、馬里蘭大學、斯坦福大學、布魯斯金研究所、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威爾遜中心、卡耐基基金會等機構的30 多位教授或研究人員面對面交流過，其中有一半只談了一次（這裡面有一半以上談完之後不再回復我的郵件）；有5 位面談了兩次；至今仍有來往，只要時間地點合適彼此願意比較自然地見面交流的不到5 位。

這是我在美國期間的「收穫」，很羞愧，只能怪自己能力有限，吸引力不夠。不過這也讓我大概看清了美國「戰略家」們的真實面目：一、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二、不會輕易浪費時間，只追求低投入高回報的收益；三、特別重視圈子、權威、規格。違背其中的任何一條，他們往往不答應或不接受採訪。

我被沈大偉先生拒絕採訪的時候，他剛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被不少中國媒體和有關人士形容為「中國崩潰論」的文章。

中國的《環球時報》在2015 年3 月9 日發表評論說：「無論沈大偉是在做機會主義的新站隊，還是這是他晚年對華認識變化的真實反映，這都將被證明是他學術研究的敗筆。他對中國的研究缺少超越性的定力，他最終沒能跳出西方價值觀或政治規律對其研究的干擾，他變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樣庸俗，靠給中國『占卜』來博西方輿論的眼球。」

我記得，當時在華盛頓關注中美關係的人士中間，沈大偉先生的那篇文章也經常被討論。多數美國智庫人士對文章表示冷漠，持批判態度。一名長期關注華盛頓中國研究圈的美國記者對我說：「沈大偉最近對中國的怨氣很大，覺得沒有好好地被中方人士對待和接待，也有一些長期積累的不滿。他一直很想當美國駐華大使，等著機會，但始終沒有如願。這次恐怕是結束了。」

一名在沈大偉先生所在的喬治? 華盛頓大學上學的中國學生告訴我：「前一段時間，沈大偉在我們學校演講，回應了對那篇文章的批評，他還是很頑固，說中國還不是大國，不能接受不同的意見和批評。中國人和美國人都在批評那篇文章。」

一名與沈大偉先生有過交流的中國外交官則對我說：「那篇文章發表後，我找過他。他說：『標題不是我起的，我也沒有中國崩潰的意思。對中國來說，可以通過改革來轉型。而且，這些想法不是現在就有，這幾年一直有。』」聽一些中方人士說，先前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吃飯的時候，沈大偉先生也沒有提出「中國崩潰」的觀點。

沈大偉先生髮表文章兩個月後，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紐約演講時批評「沈大偉胡說八道」。在哈佛期間，我曾幾次與在肯尼迪學院做高級研究員的陸克文先生交談，每次基本上都是用中文，他的中國話說得確實地道，我至今沒有見過說得比他還流利的外國政要。與他交流的過程中，我能明顯感覺到他在中國國內的人脈和資源是很廣泛的，他也不時表露出跟一些中國領導人及其家族的交往經驗。他從不隱藏自己對中國的觀察、分析、判斷的自信。當時我們聊的比較多的話題是如何評估當今中國政府的作為和政策。他在我面前也發泄過一些對日本的怨氣：「日本同行老說我是親華派，跟中國走得太近，但擔任總理期間，我是推動了包括經貿關係在內的澳日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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